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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宝骗局:一笔2.5亿美元花旗银行存款的70年之痛---草庵居士个人看法
(博讯2004年3月15日)
    草庵居士更多文章请看草庵居士专栏

     全文转载大陆“千龙新闻网”3月11日一篇报道“一笔2.5亿美元花旗银行存款的70年之痛” (博讯 boxun.com)

    其情节非常离奇,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否属“献宝骗局”呢?

    一笔2.5亿美元花旗银行存款的70年之 [千龙网记者蒲红果3月11日报道]www.qianlong.com/3317/2004/03/11/[email protected] 

      3月10日下午,由北京大学75岁高龄的资深教授、翻译家、百卷本《中国全史》和《世界全史》主编之一颜品忠先生主编的《花旗银行在华掠夺纪实》一书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首发式。

      “这本书编写的对象是美国花旗银行,应该说,原本是本一般性的出版物,但是,它又是一本非一般的书,因为事关追讨2.5亿美元存款的问题。”颜品忠教授在首发式现场接受千龙网记者专访时说,“美国花旗银行最早是为经收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庚子赔款’而进入中国的,然后通过贿赂李鸿章而得以在中国开展业务,此后的47年,它利用连年战乱之机,大肆掠夺,对中国人欠下了惊人的历史重债。”

      首发式上,关于中国人向花旗银行追讨2.5亿美元存款的惊人内幕,引起了在座各界人士和各大与会媒体的广泛关注。

      轶事:一笔70年前存入花旗的巨款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贵州省军阀、贵州省原主席周西成将自己的黄金、现金、实物等价值3亿美元的财产,以18个人的名义分别于1927年3月3日、1928年5月13日、1938年10月14日,存入了美国花旗银行在新加坡的金城道分行,作为其机要秘书的金娣为18人之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已相继侵占菲律宾、香港等地,直逼新加坡,美国花旗银行新加坡金城道分行也即将撤回美国本土。周西成提出5000万美元后将其存款剩余的2.5亿美元交由金娣转存到美国花旗银行纽约总行。

      移交手续在花旗银行办理,花旗银行向金娣开具了存款、取款及有关凭证。当时由于战争风险的加大,应存款人确保自己财产万无一失的要求,花旗银行还特别制造了一套做工精致并且又无可对比的存款凭证,票面上注明“特别发行”、“不可销毁”、“无时间限制”、“凭票即付”等字样。

      千龙网记者通过实物和可靠的历史材料了解到,存取款文件一正三副,使用黄金约8公斤。除金版外,还有银版、丝版、五色套印纸版等,共计100余件。黄金版文件上的女人头像就是此款保管人、时龄33岁的金娣。制造这些文件的版费,更是大于黄金的价值。

      由于当时中国战乱频繁,金娣作为这笔巨款的惟一主人辗转藏匿,最终隐居于中国南方的小山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的全部资产,金娣老人的这笔数亿元存款也被冻结在美国。

      1979年,中美两国达成解冻中国在美资产的协议,金娣这时才有了取回存款的条件,但因其多年在深山寺庙隐姓埋名、与世隔绝,直到1990年,她才知道存款可以取回。由于年事已高,加上行动不便等原因,金娣委托他人办理取款。存款2.5亿美元,加上利息,至今已超过12亿美元。

      怀着美好憧憬的金娣老人委托他人两次去新加坡代办此事,但得到当地花旗银行的答复是,需向纽约总行请示。谁知,作为主要代理人的邵连华等人随后在美国的遭遇却令人不敢相信,取款之路竟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艰辛之路。

      波折:存款时容易取款时万难

      1990年以后,当取款行动开始时,多年隐姓埋名的金娣女士不愿暴露身份,以免遭到意外之灾。她只能委托侄孙熊安军安排取款行动。但因熊安军以前常居乡间,既缺少信息,又缺少经验,许多年来,他们只能望洋兴叹,没能在取款行动上前进一步。

      1996年至1997年间,熊安军及其亲属到处求人承办此事,后经中介人找到深圳一家公司经理吴岚。吴岚认识一位加拿大人,这位加拿大人又认识一位台湾人,这位台湾人介绍了新加坡律师。他们一行十几人在新加坡律师的带领下,奔赴新加坡查证取款。经过律师的努力,他们见到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要求熊安军把文件全部交给他们,九个月后再听消息,但不肯出具任何书面材料。

      熊安军感到此中有问题,便把文件带回国内,继续求人去美国办理,每一次取款都无功而返。而且花旗银行对这笔存款从不提供任何书面信息,反而多次想办法把取款文件骗到手,由于熊安军有所警惕未能得逞。

      1997年11月5日,与熊安军一起作为追讨人的邵连华与美国律师在纽约花旗银行总部,与银行副总裁进行了谈判,花旗银行这位副总裁在谈判中表示:“不怀疑文件、案子存在”,并承诺“三个月结案”。

      “但事后花旗银行以‘文件对不上号’为名拖赖至今,不但不及时兑付,反倒百般推诿,拒绝见面,进而提出‘存折有假’,但又拒绝提供书面答复,只是说花旗银行原名不叫花旗银行,在银行的历史资料中对于这笔存款‘查无纪录’。”说起当时的遭遇,邵连华仍是忍不住心中的愤怒。

      在无法继续协商的情况下,邵连华于1998年开始在美国就此事提起民事诉讼。1998年5月8日,邵连华委托美国AUER BACH&KIRSCH律师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该法院受理后,原定于当年10月6日开庭,但AUER BACH&KIRSCH律师于9月17日突然发传真声明,不再担任原告方律师,因此使得联邦法院的开庭受阻。

      最后,邵连华找到了美国著名律师哈维,哈维律师在同美国联邦法院进行交涉后,商定1998年11月30日再次开庭。哈维律师通知原告方派证人并携带证据赴美,并在美国联邦法院发出开庭通知的前提下,依法向此案相关的中国公民发出出庭作证的邀请函。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以有移民倾向为由拒绝签证,使得第二次开庭又成泡影。

      “花旗银行当初在采取种种欺诈手法掠夺中国储户的金银财宝时,从未想过把那么多的钱返还给那些曾经让它发了大财的中国储户。”颜品忠教授和邵连华先生都表示,他们根本不想让今天的中国人弄明白那段历史,花旗银行的一系列表演都是想尽办法推、搪、拖、赖,以达到他们吞掉储户钱财的目的。

      “金娣老人的这笔数亿元存款仅是中国众多被赖掉的存款中的一笔。”邵连华说,正是因为其证据齐全,所以成为一个追讨的典型,“我们在美国能用的手段都用了,但花旗好象是铁了心不给,他们知道,第一笔给了,马上就有第二笔的追讨者上门。”

      辩驳:花旗大量编造谎言意欲何为

      3月11日上午,千龙网记者首先致电花旗银行北京分行,询问“追讨2.5亿美元存款”的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听明记者来意,仿佛事先有准备似的,十分戒备地说:“我们不接受任何采访!”说完“啪”地一下挂断了电话。

      记者随即致电花旗银行中国区总部和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均得到同样的遭遇,只有上海分行一位女士说了一句“我们的意见已经表达过了。”

      记者后来辗转找到了花旗银行中国区代表钟敏敏和郭晔曾经向媒体“表达”的五句话:第一,“在凭证中印有‘CITY BANK’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USA’都不是花旗银行在当时的名称。”

      第二,“新加坡是1965年独立的。因此在此之前并无一国称为‘新加坡’,当时只是马来西亚的附属小岛。”第三,“唯有一项标志可引述与花旗银行有关。但须指出的是:此标志‘○十’是花旗银行在1976年更名为Citibank之后才开始使用。”

      第四,“花旗银行从不出具印有总裁和存款人头像的存款证明。”第五,“新加坡分行1980年以前没有开展个人业务”……

      “我们对花旗银行中国区代表的意见早就进行了有力的反驳。”3月11日中午,邵连华先生告诉千龙网记者,只要翻开一些历史书籍,花旗银行中国区代表的话不攻自破。他针对这5个方面逐一进行了驳斥——

      翻开美国作家著的《瑞斯顿与花旗银行》一书第30页,书中写道:“花旗银行成立于1812年,最初定名为城市银行(CITY BANK)。”英文在这本书中就是这几个字母。美国之音2001年7月31日《财经新闻》也证明:“花旗银行”前身是“纽约城市银行”。在美国查询,这个名称延用到1955年。1955年——1975年改名“第一城市银行”。美国书中已证明“CITY BANK”是英文的城市银行。而金娣的存款文件抬头就是“CITY BANK”。

      金娣的存款文件并没有牵涉国籍的字样,只说“在新加坡金城道分行转存纽约2.5亿美元”。翻开《新加坡》一书,书中记录:“1511年这个小岛就叫新加坡。”《北华捷报》1904年9月16日所登载的《花旗银行的广告》中所提到的“国内外分支行”内就有“新加坡分行”。

      “翻开《瑞斯顿与花旗银行》一书31页有这样的记载:‘1865年城市银行按照美国政府第29号特许状,更名为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但在非正式场合人们仍使用它原来的名字。在瑞斯顿任董事长的几年后,才正式改名为花旗银行(Citibank)。’”邵连华先生说,这段记录说明在1865年以后,花旗银行名字有混用现象。1865年改名后,虽然在非正式场合仍用原来的名字,但也证明在正式场合也用花旗银行的名字,所以上海花旗分行说行标“○十”是1976年以后才使用,是没有根据的。

      “翻开由全国政协编辑、政协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1926年开始任汉口花旗银行买办四年的董明藏先生所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汉口花旗银行的掠夺》一书,一看就一目了然了。”邵连华先生说,文中写道,花旗银行吸收存款,从来不问来历,有些人的钱来路不明,怕露富,不写真实姓名,只凭单据、印章取款。然而花旗银行所发印章更是古怪百出,应有尽有,多种票据都有花旗银行总裁头像。

      有关“新加坡分行1980年以前没有开展个人业务”一说,史料记载:据1902年1月1日华盛顿电文说,花旗银行是在远东具有巨大利益的银行,“根据执照规定,该行从事以下业务:从事与商人、制造商、矿主、掮客、各种代理商、船主、建筑商、金融家、经济人、契约人及租让人等业务有关的业务;从事一般银行及信托业务,从事一般保管及储存业务……在世界任何地方建立分行。”新加坡分行作为花旗银行当时在美国国外分行之一,岂可唯独不开展“收受个人存款”的业务吗?

      转机:有望在自己国土上争取权利

      邵连华等人在美国的民事诉讼实际上失败后,他们的诉讼权力在美国名存实亡。其间,布朗、哈维等多位美国知名律师经过在中国的实地考察,也认为存取款凭证是真实的。

      就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哈维律师说:“为什么你不在中国打这场官司。依据花旗银行的章程,只要是在美国花旗银行有存款,到其任何一家支行提取均为有效。”这一句话提醒了邵连华,他于是回到祖国,要在自己的国土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

      2000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委员、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教授应松年、民法教授江平、清华大学民法教授施天涛等我国数名著名法律专家和金融专家,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论证会,会上考证了这笔存款的真实性和法律诉讼的管辖权问题,最后专家们集体在会议纪要上签了字。

      专家一致认为,目前此文件没有造假的可能性,是事实存在,且文件是花旗银行发行,特别制造,独此一套,没有可比性。因此其真伪鉴定权只有通过司法程序才能认定,任何妄下断言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也是不负责的,是对我国公民诉讼权力的剥夺。

      专家们认为,依据凭据上记载的“在世界上所有分支机构提取均为有效”的规定,中国法院有对这笔存款进行法律诉讼的管辖权。对此,著名法学专家、全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律师认为,此案事实存在,“以目前的这些材料来看,完全符合在中国法院的立案要求。由于这些存取款票证是花旗银行特别发行的,没有可比性,所以辨别其真伪的资料应由花旗银行来提供。”

      对于这笔存款的真实性,代理此案的王川律师认为:“对于这些存取款的凭证,目前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是伪造的。本案应该符合法院的立案要求。”

      目前,邵连华等人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邵连华先生表示,他们将用铁的事实进一步揭露花旗银行的赖帐行径,一定要追回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钱,“按照没有直嫡后人的金娣老人的意愿,除去追讨等费用外,这笔钱将全部作为民族资产,其中绝大部分将用于扶贫。”邵连华说。

    海外金融专家草庵居士先生谈个人看法:我还真见过这些"文件"

    大约是三年,一位上海来的人找到我,给了我一些文件,谈的就是这件事情.其中还有一张"金娣"女士的黑白照片,另一张是这位女士年轻时代的照片,只有半张.据说另一半在花旗银行手中.

    这位上海先生在成都有个办事处,在北京有个办事处.专门处理这件事情.到美国后也专门找了花旗银行.情况就是上文所说的结果.

    我看过这些文件后,个人认为是伪造的,根本就没有任何根据.银行文件习惯上不符合美国式样,英文文字也存在错误,是拼写错误.

    个人认为是有些人在国内利用这个题目在募集资本骗钱,据说已经骗到了不少.目前已经无法再欺骗下去,只好找借口收场.目前已经有台湾,美国很多华人投资到这个"寻宝"过程中去了,也投资了不少金钱.这个骗局能如此进行,可以见中国目前之状况如何.

    目前已经有人写文章分析当时的国内财政问题,从经济角度上分析了这件事情的不可能,另外,花旗银行在当时是个小银行,远非目前这样实力.如果计算一下当时美元与现在美元的价值差异,大家就会觉得这数亿美元其实真的是非常可笑的.

    国人喜欢搞笑,这此要搞笑到国际社会上去了,真是把国人的脸丢尽了.

    呜乎.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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