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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光访谈录/杨银波采访(图)
(博讯2004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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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杨银波 (博讯 boxun.com)

    

    杨春光1998年10月11日事件中的照片。

    简介:杨春光,诗人、诗评家,1956年12月28日出生于辽宁省盘锦市。1976年底,应征入伍入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1980年,被分配至部队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先后历任三局情报参谋、某集团军情报室主任、某师军史干事、某团政治处干事等职。1985年底,涉足诗坛。1986年3月,创办并主编全国解放军第一家军旅诗歌报《新星诗报》。1987年初,在海南岛主持召开全国文学社团首届大联合会并当选为主席。1989年春夏之交,作为军官亲身参与学潮平暴后期的活动,并于「六.四」平暴前后写作抗暴诗歌《太阳与人和枪口(组诗)》。1989年9月9日,被公安部门秘密逮捕入狱。1991年获释出狱后,致力于后现代先锋诗歌的写作和理论研究。1994年3月,与高鹏举在河南创办《空房子诗报》。1996年~1997年,编选和出版《中国当代青年诗人大辞典》等,后被公安政保部门截货并全部(3000册)没收销毁。1998年9月~10月,只身投入辽宁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活动。1998年10月11日,在辽阳遭暴徒袭击,险些丧命。2002年8月,在郑贻春的资助下,购买二手电脑上网,与海内外知识群体接轨。2002年年底,被设于美国纽约的「世界自由作家评奖委员会」提名为2002年度候选人之一。现为自由撰稿人,著有诗稿数百万字,因其「斗士风格」,被誉为「大陆李敖」、「当代李逵」。本访谈录经杨春光先生亲自核对后发表。 ■杨春光访谈录(上)

    (一)整整「活埋」二十年

      杨银波:结识了郑贻春之后,我才知道你的情况。你被大陆埋葬得实在太久,你也讲过「杨春光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的话,2004年你看有没有戏?

      杨春光:是的,我被大陆专制主义主流媒体几乎整整封埋了二十年;况且我一直没有死,我是作为一个顽强活下来的人而被他们「活埋」的。直到2002年8月,我才在我的挚友郑贻春先生的资助下,购买了二手电脑上网,于此才先后与国内的前卫诗歌理论家、新锐学者张嘉谚和流亡美国的著名英雄诗人黄翔以及流亡自由作家铁风等取得联系,使我逐步与海内外的先进自由民主知识份子接轨,这样我被封埋的主要代表作品才开始在海内外网络上得已出现。在这以前,我的主要作品或代表作,全部被大陆的官方、民间和知识精英们共同拒绝。现在到了网络时代了,这相对于印刷时代要自由得多了。即使是专制权力当局怎样封杀网络上的自由民主声音,但网络时代毕竟不会像印刷时代那样,是一块钢板毫无缝隙了。自由民主声音只要不惧怕危险就能表达出去,而在印刷时代就不同了,你就是不怕风险,你也表达不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讲,2004年,「杨春光的时代」还是不能完全到来,但相对会开始启动。所谓「戏」不会太大,但可以上演了。

    (二)大陆李敖

      杨银波:东海一枭评论你的「文字功力,也非常精深,超过李敖」,但李敖与中共之间的问题时常受到政论家和历史学家的批评,而现在你又成为「大陆李敖」,觉得是悲还是喜?

      杨春光:东海一枭是我的知音之一,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人士之一。他说我的「文字功力,也非常精深,超过李敖」,这是对我的夸奖和鼓励。我对李敖也非常推崇和敬佩,他的毫无顾忌的文化批评精神和自由斗士姿态,对我深有影响和鼓动,但他对中共极权者的缺乏批判和青睐,是我所不齿的。他似乎还没有看清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共当局利用他与台湾国民党前当局的不屈不挠的抗争来大做文章。中共把他的著作在大陆抢先风糜出版,这是中共的文化阴谋,企图藉助李敖来达到中共打压分化国民党前当局和台湾知识精英界的政治目的。因为李敖主要是一个斗士,他的文章还很少或没有公正客观地对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专制集团加以理性的区别,其实他们的前者与后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根本不要民主」或者「有没有民主」的问题,而后者是有民主纲领但又不实行民主政治的「有多少民主」的问题。

      杨银波:也就是说,李敖的文章缺乏对中共极权本质的认识和对其事实的深入揭露与批判。

    杨春光:不是「缺乏」,而是「严重缺乏」。他只是从感性认识上,从中共对他言论的极为宽松的感恩待德的这一面来看待中共,因此李敖对中共的这个比较犬儒的一面,是我们真正自由知识份子所必须批评的。在这一点上,李敖与金庸有某种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金庸是「真正的犬儒」,而李敖只是对中共有些「不慎的犬儒」,整体方向还是一个自由斗士和文化先锋。不管怎么说,李敖给大陆知识份子界还是一个斗士先锋形象,给我个人正面的东西远远超过那一点瑕疵。而大陆中共当局对李敖的放任、默许和某种宣扬,这是他们自我作聪也是自我作蠢的自食其果。他们的文化阴谋有对国民党前当局的打击成功的一面,也有其重大失败的一面,这就是给大陆知识份子树立了对威权体制勇于批判和斗争的精英榜样,由此也开启了自由民主的文化批评先锋风貌。中国当局也似乎对自己的这一文化的失误有所察觉,并在后期开始调整,在公开媒体上再没有对李敖的宣扬了。随著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结束,中共对李敖就更加没有任何利用的必要了,所以现在基本上在官方完全打掉了对「李敖热」的宣传机器平台。综合这个正面意义来讲,我认为我能成为「大陆李敖」,还是喜甚于悲。

    (三)当代李逵

      杨银波:好,下面要谈的就是「当代李逵」。李逵可是拒绝招安的代表性人物啊。

      杨春光:是的,我历来推崇李逵拒绝招安的绝不投降的革命到底的精神。我从小就读《水浒》,恨透了宋江之流。我每一次走向悲剧的一步,都是我自明的,绝不是无意识的结果。按中共的传统接班人意识,即「根红苗壮」,我是最符合的,也是最具条件的。像我这一代,40岁~50岁的知识份子,现在正是执权大握的时候。我的大学毕业的同学,现在都已经是师级干部了。即便是我在家乡的中学同学们,也大都已是地方政府的处级干部了。我如果不是自明走向悲剧,我的条件和资格当然都比他们好得多。在部队我登上诗坛后,很快就在军队军旅诗人中出了名。1986年,渖阳军区特别调令我去渖阳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做专业军旅作家,可我当时正在主办民间军旅诗报《新星诗报》,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当专业作家的升官发财的机会,这对别人来讲肯定是千载难逢的提拔之路,但我却坚定地走向了民间的业余创作之路。我还因此在部队党员生活会议上历次受到「不服从领导分配」的严厉鉴定批评,被大家称为书呆子和老傻冒。

      杨银波:据说不久之后你还遭到了邓小平的点名批评。

      杨春光:那是1987年的事情了。当时在海南岛召开全国首届文学社团大联合会,本来我接到通知时,已经被当局严令取消,部队首长也严令我不要再去,如果去了,那么会影响到我的已经把我纳入的「后备突击破格提拔的领导干部」的人选之一的结果。结果我还是选择了「擅自前去」,因此遭到邓小平的军内公开点名批评,并在全军上下公布对我进行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职降薪的处分的通报,我因此遭到了半年软禁不说,还在政治上从此受到了严密监控和不再被重用的人生压制,也从此完全成了民间异议人士,在诗歌道路上走向了彻底的地下,成为了民间诗歌运动的「匪首」。

      杨银波:然后你这个「匪首」就一直发展到写诗抗暴。

      杨春光:是啊。我公然站出来写诗抗暴,这是在1989年天安门枪响镇压并且已定性为「反革命」的失败之后的事情了。当时我正处在从部队到地方的转业移交之中,也是我的部队一位知心首长,他现在是总参的首长之一,他看我在部队实在不能受重用了,就帮我活动军区。因为我是军事学院毕业的情报人员,原则上不经军区特殊批准就不得转业。他当时准备将我转业到地方,好交给他的一位老战友,也就是我家乡新任市委书记的手下,以便转业的时候再重新重用我,并准备先安排我做文联秘书长,然后再提我为市委宣传部长。这位书记非常开明,也非常欣赏我,要我在「六.四」运动中不要表任何态度,一切等我上任后再从长计议,并准备把我家乡变成新的文化城和诗歌城。开始我也是这样克制著自己而没有参加「六.四」运动,可枪响后我再也坐不住了。在这一历史关键时期,我一定要表达我作为一个知识份子的基本良知和态度,结果我遭到了逮捕,很清楚地认识到我失去了在地方东方再起的政治机会。我现在也非常明白,如果我继续做「当代李逵」,我就会随时面临「二进宫」的危险可能。当然我会在斗争策略上避免这样的悲剧,可是在结果上,这种悲剧仍然不可避免。不过这种对良知的坚持,对我来讲也是必须的。

      杨银波:你当时从情报军官转变为抗暴诗人,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杨春光:这是循序渐进的结果。我当时的文学写作,完全是由我在边防前线的极度寂寞生活引起的。孤独而简单的部队文化生活不能满足我的精神需要,再加之我一直对文学的偏好,使我拿起了文学创作之笔。通过文学艺术视野的不断开阔,我才对思想哲学等领域开始更深的探索与追究。这可以上溯自大学读书时的解昧极权专制极左思想开始,到我真正拿起文学创作之笔的时候,我才由量变到质变,特别是从召开全国文学社团首届大联合会之后,我才全面放弃极左的主流思想支配。这里有个转折点,那就是部队给我的长达半年之久的软禁生活。当时我的活动都有士兵看护,但唯一充许我去街上看书买书,因为看守士兵原来都属于我的部下,有的就是我的勤务兵。而且他们对我看甚么书的内容也不懂,所以就对我放任自流。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机会」,才使我有时间集中看了一些自由民主和先进文学艺术界的思想开放的西方书籍,才有了我一次思想上的质的飞跃,也就是从初步有了民主思想的开放者,到具有了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坚定理念世界观的成熟知识份子。软禁生活从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春夏之交结束,那时正值「六.四」运动开始,所以我在1989年「六.四」运动平暴后期,才真正成熟地参加了「六.四」抗暴声援运动中,才成为了一位具有坚定人权民主价值观的抗暴诗人。

    (四)文学革命与社会变革

      杨银波:难怪郑贻春最近打来电话对我说:「实际上杨春光就是一位在诗歌中反抗暴政的艺术家。」我想请教,你的诗歌如何「反抗暴政」且还能成其为「艺术」呢?

      杨春光:郑始春说我「实际上杨春光就是一位在诗歌中反抗暴政的艺术家」,这一定位非常适应于我。实际上,我也是一直给自己这样定位的。为甚么呢?因为一般来说,把社会革命时代称为「枪杆子里面出专制政权」的时代,而把文学革命时代称为「笔杆子里面出民主政权」的时代。专制政权的前提是必须靠封锁言论自由来加以巩固的,而民主政权的前提是必须靠言论自由的充分开放,并最好是以和平手段来实现的,那么文学写作或文学革命说到底就是文化等一切思想新闻言论领域的言论自由开放的革命。西方的民主制之所以完善和巩固,就是因为他们有文艺复兴和文学启蒙的革命运动在先。我们的五四运动的文化启蒙革命则刚刚兴起或根本没有进行下去,就被社会革命运动所悲剧性地代替了,从而使近代的言论自由革命就一直夭折下来。现代的新文化革命运动是「六.四」运动,但仅仅进行了不到两个月,就在惨绝人寰的一片血腥的屠城中走向了悲剧的结尾。除此以外,中国历史上包括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的任何打著「为民主自由而战」的旗号的各种暴力革命,最终还是像历次农民起义一样,反了皇帝还做皇帝,反了专制还搞专制。因此,历史这样严肃地告诉我们: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占主流地位的文化传统里面,尤其缺少的正是这种以言论自由为主旨的文学文化启蒙运动。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先要社会革命而后才是文学革命,而是先要文学革命而后才是社会变革。   杨银波:文学革命是否必然导致社会变革的来临?

      杨春光:我的看法是:有了文学文化的革命,也就不用愁社会变革的随时到来;没有文学革命的前提,社会的多次民主变革,甚至包括各种革命,最终不是失败就是专制的胜利,再不就是初期民主的难以巩固,或被假借民主的招牌而葬送初期民主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想社会取得进步和体制变革,我们就必须运用我们知识份子手中掌握的文学文化的天然话语权力,进行一场扎扎实实的文学革命。作为社会范畴的实用哲学来讲,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的进步再不能仅仅靠革命的方式或唯革命论来实现了,并且最好不再提倡革命或尽量避免革命的发生。这是因为,革命的同义词是暴力,而靠暴力更替的政权或夺取建立的制度,往往是刚才讲的这些恶果,它一般都是专制政权的周而复始。这是从主观上看;那么从客观上看呢,任何靠暴力夺权的,无论出心是多么的好,其结果都必须悲剧性地震荡社会,而且大规模破坏现有生产力,并一时难以迅速恢复。同时,最为残忍的是,肯定要以牺牲千百万无辜老百姓的生命为代价的。而且,即便不顾这些代价,也由于现在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与进步,那种大面积的革命割据与屠杀的土壤和机会几乎微乎其微,任何方式与目的的革命也不再为国际社会所支持,所以,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基本不复存在,或者再不能被先进的知识份子所主倡。

      杨银波:这就是说,文学革命基本上是不流血的和平文明革命。

      杨春光:对。文学革命是属于非实用哲学范畴的领域的,它即使是革命的工具,那也是「批判的武器」,而不是社会实用哲学领域的「武器的批判」。文学革命是以文化作为对象的革命,它不同于社会革命的是以人的生命作为革命对象的革命。虽然文学文化也是一种大生命,但它是无机的大生命体,而社会革命却是要「革有机生命的人的命」的。文学革命是置于上层建筑领域「革抽像人的无机生命的命」的。可以进一步形象地说,文学革命再怎么革命,也都是天鹅绒式的温柔之乡的革命;而社会革命除非不发动革命,一旦发动革命,都要发生斗牛式的流血之邦的革命,其结果不是你死就是他伤。并且,文学革命不仅是其他传统社会革命的先导,而且也是现代社会变革的直接结果。一旦文学革命成功,社会变革就必然到来,而且自然到来的社会变革将会比社会流血的革命结果还要完美、还要进步和巩固,是社会革命想要达到而永远达不到的尽善尽美的美丽革命。况且,现在网络时代已经到来,为文学革命提供了最佳天赐良机和最直接的丰厚的文明开放土壤层,使之每个人不一定非要直接走上大街,就可以在家里「这里黎明静悄悄」地进行一场轰然但又可以无声的心灵大革命了。

    (九)反思20年红色共产主义

      杨银波:现在来专门谈谈你的经历。现在看你年轻时候的事情啊,真是要有多荒唐就有多荒唐,一直到20岁才放弃极左思想。反思这20年的历史,是甚么教训?

      杨春光:当然是被红色共产主义思想愚弄的沉痛教训!现在我常常充满著极端的犯罪感和无法挽回的自责心。就像你说的,年轻时候的事情真是要有多荒唐就有多荒唐!荒唐的是我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年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坚持正义的反潮流英雄。我10岁就成为全地区学习毛著积极份子之一。13岁自己自发组织红小兵团,是全国最早的首创红小兵组织,并发表《戴上红小兵袖章以后怎么办》,曾引起全国专题讨论。15岁写信给毛远新、江青等,提出列宁主张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建议毛、江派由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占领并管理学校,并很快在全国城市、农村由根本不懂内行的外行大老粗、泥腿子管理学校。我还积极带头反对文化考核制度的回潮,被我赶走的中学校长就有三任,一个学校完全由我一个学生控制……。这些疯狂的极左事件真是让我干得「登峰造极」啊。

      杨银波:所以现在我一些朋友都跟我讲,你们这一代是最危险的一代,历史的阴影笼罩一生。

      杨春光:一个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实际上是受知情权、知识权和受教育权决定的。我是文革红色风暴中开始形成世界观并长大的一代,是停课闹革命、反对知识的仅次于红卫兵的红小兵一代,是越穷越革命、越有知识越反动的一代,因为那时只有这种「极左知识」才可以极度开放,那时只有马列毛鲁的书和张春桥、姚文元及江青的言论或梁效的文章才能读得到,其他全部「焚书坑儒」。凡是一个求知进步的青少年,你当时除了被极左思潮洗脑之外别无选择。就是我从父亲那里偷看的少量禁书,像唐宋诗词和古典名著等等,包括鲁迅的未公开出版的书和打入地下的《红岩》、《红旗谱》等,这些也只能成为我思想中非主流的参照系或是小小的萤火虫,它们也只能成为将我的思想从极左中转变过来之后的重新调动起来的少年知识,而并不能成为我的彻底的自由思想的启蒙。

      杨银波:那种「极左」,到底有多左?

      杨春光:那时我是从心眼里认为,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与最伟大的人,我所接触的父亲也是一个真正最勤政爱民的基层共产党员干部形象,我所片面知道的被群众打倒的走资派都是令人痛恨的官僚主义者。我还从小立志长大后想法去美国革命,解放那里的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因为我尽管知道中国人民很苦,可听说美国人民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比中国人民还苦啊!尽管我当时是比别的孩子更肯于求知的孩子,可我当时求知越多,也只能对极左知识求知越多,正像狼孩被投放在狼群中生活,他也只能接受著狼性而长大,只不过他重返人间肯定比纯狼崽更容易转化为人而已。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我不是上大学开始从文学艺术作品中不断求知,我说不定成为极左路线的杀人狂。我现在仍是一位没有退出共产党的党员,但我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传统原教旨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坚定叛逆者。

    (十)1989年被捕与监禁

      杨银波:可以向我讲一下你在1989年9月9日被捕时的情况吗?

      杨春光:那次被捕,可能是「六.四」运动的重犯中最后一批被捕的了,因为在7月份基本上该抓的都抓了。由于我毕竟是搞情报出身的,我当时既要表达我作为一个知识份子的良知,又要尽可能地隐蔽自己,所以在写作和散发《太阳与人和枪口》这组抗暴诗的时候,我就采取了以「阳晓明」为主要笔名的一系列笔名的方法,简介是:「阳晓明,笔名任明、镜湖、耀阳和渊浑等,男,33岁,大专毕业,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青年诗人,一生为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而战。地址:中国当代为自由民主而战的抗暴作家联盟会。电话:8964。」在技术上,我找来一些小孩子写了带有「辽宁省作家协会」信封的封面,并为防止留下指纹而全部戴手套处理的,还亲自穿上军装到我家乡临近的营口市寄发的。这组诗寄出后,立即在抗暴洪流中广为传诵,许多院校的学生就是朗诵著这组诗进行抗议屠城的。当时中共最高决策层非常恼火,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研究,严令全国必须查出并严办这组诗的作者,还怀疑这组诗的作者是抗暴组织的头头。最开始在辽宁作家协会中严查,后来在营口市文联中严查,没有结果后便在全省各文联中严查,结果查到盘锦市作协这里时,时任作协主席认证和揭发「只有杨春光有这个水平和风格」,所以包围圈便一下子缩小到了我的头上,再从我身边的诗人孙樱的未婚妻马英身上入手,马英当时是辽大高自联的宣传部长,如此这才全面摸清了我的底牌,开始逮捕我们。被捕之前,市委和团市委都有人从侧面给我通风报信,我和孙樱、刘全跃等人本来想从海南岛逃往台湾的孙樱舅舅家的,但没有来得及准备好,就被提前被逮捕了。

      杨银波:后来的监狱生活有没有受到残酷的折磨?

      杨春光:相对而言,好一点吧。我被捕后,立即被单独羁押到外地看管,其他被捕的还有孙樱、刘全跃、马英和李某某等人,都分别看管在当地的两个看守所。我在羁押期间,却意外地遇到了一个同情「六.四」的好心监狱长,他对我实行了特别照顾,顿顿专门给我做细粮和好吃的东西,还出主意让我装风卖傻,并由他们的狱医鉴定配合,为防止我被逼招供连累更多的好人。我如此办理。父亲也意外地配合我,怕我精神不好,便让公安给我送来专治精神分裂的药物,公安基本信以为真,由此没有首先突击审讯我,而是先行审讯我的同案犯。三个月后,才从他们的口中对证提审我,之后我被押回本地关押著刘全跃、马英和李某某的看守所。回到本地这个原来关押过张志新的看守所后,我当时看到我们的同案犯受到了与刑事犯同样的非人待遇和折磨,我便为争取同案犯的吃细粮和少受非人折磨而开始决定绝食抗议斗争,可我绝食到第七天就脱水昏迷过去了,经狱医抢救过来,并由辽宁省公安厅派人来,还基本答应了我的条件,同案犯们才从此也都得到了吃细粮等的生活改善。我也从监狱中提出,到外面做犯人的托管,由此基本半自由地再无受到非常迫害。我的同案犯也在相继半年之内都释放了,只有我一人在里面坐了一年的狱期,后来在英国首相梅杰等政要的外交活动中被呼吁释放。

    (十一)1998年遭暴徒袭击

      杨银波:1998年10月11日你在辽阳被打,这件事情当时震动海内外。到底是甚么人打你?为甚么要打你?

      杨春光:我在辽阳被打,这是有动机、有计划和有预谋的组织犯罪作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0月8日,我从家乡盘锦到辽阳姨娘家探亲,此行准备到鞍山访友王文江,但没想到王文江外出办事还没有回来,我就在姨娘家住了两天。10月10日,打电话给我身在铁法的朋友姜力钧,准备去铁法市,并订了时间为10月11日早上4点多钟的火车。10月11日早晨4点左右,我从姨娘家出来,刚走出不远,就发现后面有两人跟踪,我并没有在意,就顺著铁道向著火车站方向走去。当我走到一座铁路桥的时候,发现有两人站在桥中间,一个中年男子穿著迷彩服,手里拿著对讲机在通话,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也穿著迷彩服,他们都手拿警棍,我绕过他们走过去,刚走出一两步远,就听后面人叫喊:「杨春光!」当我刚要回头时,就被当头一警棍打倒在地。随后,这个人边打边喊:「打死他,好好教训他!」我拚力挣扎起来,对他们说:「你们要钱,都给你。」然后一个暴徒说:「谁要你钱?」又被暴徒的警棍打倒。这伙暴徒用警棍向我的脑部猛击,好像要制于我死地。在第二次与暴徒搏斗中,我又被打倒在地,头部已经血肉模糊,一动不动了。一个暴徒说:「这人不行了,可能死了,走吧。」随后,这伙暴徒扒下了我的上衣,拿走了我的公文包。

      杨银波:公文包里有甚么东西?

      杨春光:有身份证、记者证、军官证、通讯录、建行信用卡,还有一本我著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研究》、政治抒情长诗《最后的东方红──我的中国》以及两张《空房子》诗报,但裤兜里的现金500元却奇怪地原封未动。这使我随后用这部份钱住进了抢救医院。我苏醒过来后,从血泊里站了起来刚走几步,就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个子用手枪逼住,小个子持枪说:「你跟我走一趟!」我说:「我是被害人。」并向他讲明情况,要求他帮我报警。小个子说:「我不管这段的事。」当时来了一些群众,有人在路边的电话亭打110电话,110电话说不管,这时人越来越多,小个子收起手枪便走了。我曾几次拦车,都没有人敢停下来,自己挺著走了一里多路,而后发现有一辆出租车尾随著我停下来说:「我看我来救你一命吧,我一直尾随著你,可开始有公安,我不好管。」到了辽阳急救中心进行抢救,当时我头部大量出血,毛衣都拧出了血水。医生当时说:「你的意志力强,能从血泊里站起来,换一般人怕是没命了。」我的亲属得知后,到医院了解情况,并向110报案,110说不管,又向辽阳市公安局报案,市局说归白塔区分局管辖。随后又向白塔区分局报案,他们说:「这事多著哪,伤好后到这里说一下情况。」

      杨银波:最后医院检查出来,伤得到底有多重?

      杨春光:全身带伤啊,最主要的是头部,造成脑部裂伤十几处,缝合三十多针,面部右眉骨处有明显的创伤,缝合十几针,右眼全部臃肿,看不见东西。由于流血过多,面色苍白,说话无力,身体极度虚弱。这件事使我不禁想起1994年创作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别无选择》,它正好应验了这次事件的情节。我给你念一下吧:「它们刹时都瞄准了我的头部,那么就让它们朝我的头部压过来呀。压过来吧,因为它们早就想从我的大脑穿过,把我的思想搞乱,或者从根本上不让我再有思想、再有反对意见。我在这场注定的车祸之前,早就闻到了、品尝到了自身肉粒的腥味,也嗅到了我的脑浆飞溅的膻气和苦涩,知道自己的劫数肯定难逃如此的预谋、如此的黑手。为此我挺起胸膛,迎上去,再迎上去,迎上去。我别无选择!别无退路。一辆汽车朝我驶过来了,这次我骑上自行车朝它迎面撞过去,因为上次是它无意中放过我一马。我躺进医院昏了一天,又神奇地活过来了。我觉得这样对它不公平,它,无法向它的上级交差。它可怜,我不能不成全它。为了它,这次我一定要一头死在它的手下,我不能再给它意外了。我蹬紧齿轮,加足马力,瞄准了它,狠狠地向它一头撞过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我自行车的三角架与我的头骨和腰骨一同撞裂,像导弹爆炸一样,浓烟冲天,血肉横飞起来。我的思想,顿时长成了一棵好大的树,踩著地,擎著天。我,就这样死了。我也还能在阳光下呵护著过街的群众。我别无选择!我只有拿头迎上去……。远处,一辆汽车又开始第三次凶猛地向我驶来了,我知道我生时没躲过去,我死后也不用再躲了。躲有甚么用?横竖能躲的也无须再躲。我照例迎上去,我灵魂的大树是照例不可根除的!不可被强暴取缔的--石碑!我别无选择……我选择了这场车祸。」这首诗是我在出事前四年的12月25日在盘锦写的,跟四年后发生的事情不谋而合。

    (十二)2002年获候选人提名

      杨银波:你获得过「世界自由作家评奖委员会」2002年度候选人提名,当时是怎样获得提名的呢?

      杨春光:那次提名,主要是旅美著名英雄诗人黄翔夫妇和旅美自由作家王渝女士及郑义先生、铁风先生、茉莉女士等的大力提携与介绍的结果,但我没有被授予。这说明我的条件和资格还不够,还须继续努力。

    (十三)苦不堪言但又毫无怨言的家庭

      杨银波:没估计错的话,你太太今年才刚满23岁,她能够感受到你作为一名政治敏感人物将带给她的心理压力吗?

    杨春光:她是比我小了几乎三代的人,但我们现在没有明显的代沟。她是一个古典型的温柔贤惠的,没有脾气也没有俗气的,一个很少见的心地善良的美丽好女孩。我遇到她简直是神仙的造化和天赐的良缘。我们现在已经生了一个小宝宝,虽然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并在经济上已经达到几乎崩溃的边缘,但我们在共同的相依为命的维持中,彼此毫无怨言,至今也信守如初,而毫不动摇。她仅仅是个初中毕业生,并没有甚么特殊的爱好,对文学、诗歌与政治也不怎么懂,所有的,只是对我的感情,和对一切正义与善良事业的与生俱来的本能理解和良知支持。她也本能地知道我所从事的事业的随时危险性,有小孩后也常常叮嘱我要为孩子著想,但她从来都相信我会为之好好把握的,对此不是那样庸俗和怨言颇多,除了默默无声就是笑脸盈盈。以往女人都是在这方面不能容忍我才分裂的,她可能会是世家女子中的一个天生尤物的例外吧。

    简介:杨银波,原籍中国重庆,系中国大陆作家、社会活动者,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主办《百年斗志周刊》。

    大纪元首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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