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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战士向党说说心里话——就落实企业军转干部政策和军转干部上访问题给胡总书记的信
(博讯2004年2月21日)
    尊敬的胡总书记:

     您好! (博讯 boxun.com)

    您身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要务缠身、日理万机,我们写信打搅您,深感不安,敬请谅解!

    关于企业军转干部政策在部分地区和企业不落实或没有完全落实、企业军转干部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问题,我们已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向党中央和您本人做了反映。当有消息说中央领导对企业军转干部反映的问题已了解的时候,我们甚感欣慰。

    我们多是1975~2000年间退役的师、团职(还有相当数量的营以下干部)转业干部。其中,在军队大规模裁减员额期间转业的师、团职干部占多数。这部分人大多已近暮年,不少人已怀着政策没落实的终生遗憾离开人世。我们期盼企业军转干部政策尽快落实的急切心情,是不难理解的。企业军转干部政策不落实或没有完全落实的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而引发的上访事件,已成为国内的热点问题,并引起中央的关注。为维护党的威信,维护党的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争取早日解决政策不落实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保障和恢复企业军转干部的“国家干部身份”、政治和生活待遇等合法权益,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向党中央和您本人反映我们的问题、要求和建议。

    1、企业军转干部政策落实情况和企业军转干部的生存状况

    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师、团职转业干部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说它特殊,是因为在1975年以前,师、团职转业干部一般是不往企业安排的,大都安排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而且要安排与原军队职务相应的地方干部职务。说它特殊,还因为1975年以后对这个特殊群体在职务安排上做了特殊处理,即大部人被分配到企业,可以降职安排或不安排任何职务。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党和国家为了保护这部分人的合法权益,在身份、职务安排和政治、生活待遇上制定了特殊政策,做了特殊的规定,即认定被分配到企业的军转干部是“国家干部”;无论降职安排或不安排职务,都应分别享受当地地(市)、县(处)级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退休时职务等级低于原军队职务等级的,应按与原军队职务等级相应的地方干部等级办理退休手续,享受相应待遇。

    广大军转干部就是在党的鼓励和号召下,在这种特殊政策的保障下,体谅国家当时的困难,不计个人得失,愉快地接受分配到企业去的。

    从政策规定上看,企业军转干部的身份和待遇是有保障的,但到企业后,军转政策及相关待遇并没有落实,成了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国家干部身份被剥夺,政治、生活待遇被取消,合法权益无保障。这种下场是广大军转干部万万没有想到的,上当受骗的感觉油然而生。它给企业军转干部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和利益损失,是局外人所不能理解的。

    “什么大校上校,到了企业一律无效;什么师职团职,到了企业一钱不值”的顺口溜,就是企业军转干部现实处境的生动写照。

    关于军转干部政策的落实情况,在不同的单位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是完全落实了,而在企业则不落实或没有完全落实。因此,企业军转干部的境遇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军转干部相比,有天壤之别。

    军转政策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之所以能够落实,是因为他们是国家干部,吃“皇粮”;在企业之所以不能落实,是因为企业改制以后,自负盈亏,靠企业出钱落实政策,企业把军转干部视为负担。有的企业认为,你军转干部对国家有贡献,但对我企业没贡献,凭什么让企业养活你们?你们既然是国家干部,应由国家养活你们,也吃“皇粮”。所以,光有政策不给钱的军转干部安置办法,在企业早就行不通了。

    由于军转政策在企业不能落实,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护,所以在改革的名义下,师、团职转业干部被取消了“国家干部身份”,变为工人;政策规定的政治、生活待遇等,变成了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不仅如此,退休时还被一律按工人办理了退休手续,发给《职工退休证》,丧失了作为国家干部应有的退休待遇。

    对师、团职转业干部的职务安排和待遇,党的军转政策历来都有明确规定。其主要内容是:(1)军转干部是国家干部;(2)应安排与其军队职务相应的地方干部职务,享受地方地(市)、县(处)级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3)降职安排或未安排职务的,应分别享受与原军队职务相应的地方地(市)、县(处)级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4)退休时所任职务低于原军队职务等级的,按照与其原定军队职务相应的地方干部等级办理退休手续,享受相应待遇;(5)应享受与原军队职务相应的地方同职级干部的医疗待遇等。

    对于军转政策和军转干部待遇问题,您和江泽民同志都有明确的指示。江泽民同志说,“军转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军转安置办法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进行改革,但不管怎么改,对军队转业干部还是要‘包’下来的。”

    您也强调指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军队转业干部的政策没有变,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规定,自觉维护中央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具体怎么‘包’,从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上保证军队转业干部在社会生活享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荣誉,受到社会普遍尊重。就是军官退出现役后,由国家保证其有稳定的收入、住房、医疗保险等”;“我们现行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制度和办法,基本上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这些制度和办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些重要原则和指导思想,今天乃至今后仍然是管用的,需要继续坚持”。

    我们认为,如果军转政策和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都落实了,企业军转干部也会有稳定的收入、住房和医疗待遇等,也能过上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同级军转干部一样的小康生活,决不会出现企业军转干部上访一类的令人痛心的事情。正是因为军转政策在企业不落实或没有完全落实,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在改革中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才使企业军转干部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大多处于中下水平,生活质量和生存状况日益恶化。据调查,绝大多数人的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其中最低的只有150元左右,最高的也不过1200元。以河北省保定市为例,无工资收入的占3.8%,月收入在150—600元左右的占33.6%,800~900元左右的占14.4%,1000—1200元左右的占6.7%。其中有“三拖欠”的占13.4%。我们认为,要彻底改变企业军转干部的困难处境,根本办法是不折不扣地落实政策。政策落实了,一切困难就会迎刃而解,单纯从帮困的角度去认识和处理企业军转干部政策不落实造成的实际困难,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人发(2002)82号文件只能作为解决部分企业军转干部实际困难的补救措施,决不能以此取代全面落实企业军转干部政策。

    2、企业军转干部政策为什么不能落实

    企业军转干部政策不能落实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从主观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对落实军转干部安置政策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没有从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高度去认识问题,没有把军转干部安置工作当作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抓,只把军转干部安置工作视同社会一般人员的求职就业,甚至认为对师、团职转业干部的特殊政策是搞“特殊化”。

    二是对军转政策的理解带有主观随意性,严重偏离了政策精神。认为军转政策就是一个工资问题,工资待遇落实了就是政策落实了。所以地方官员说“军转干部进入企业时,已经按政策套改了工资,所以政策在当年就落实了”。如果军转政策就是一个工资待遇问题,那就没必要再规定什么政治、生活待遇了。

    三是地方官员根据自己理解,对军转政策的时效性和适用范围随意解释,而且是怎么对转业干部不利就怎么解释。如,有的说“军转政策年年有,只管一年”;“企业已进行重大改革,10年前的政策已没有法律效力了”;“新政策出台后,旧的政策自行作废”;“关于军转干部退休的规定和待遇,只适用于50万裁减员额期间转业的干部”等等。

    四是地方政府认为,“军队转业干部到企业是进错了门,投错了胎”;“军转干部到企业就得随企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果真如此,也就没有必要制定军转干部安置政策了。

    从客观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政策撞车”。企业“三项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与军转政策有抵触或矛盾,中央和地方政府没有适时调整政策或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以保证军转政策的落实,而是不负责任、没有根据地否定军转政策的有效性,不加区别地套用改革政策。

    令人不解的是,从1992年以后,企业“三项制度”改革逐步深化,军转干部的国家干部身份和待遇逐步被改掉,但直到2000年以前的军转干部安置政策和待遇规定却依然如故,甚至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完善,如中发(1998)7号文件,就是如此。明知军转干部政策在企业已经难以落实了,而军转政策却保持不变。其意图可能是好的,但结果是企业只执行改革政策,而不执行军转政策。政策再好,还不是打了“政策白条”。

    二是在企业改革过程中没有按政策规定保护转业干部的合法权益,眼看着转业干部的合法权益受损害而无人过问。这是一种失误。

    三是中央有关部门只管制定政策,不管政策能否落实、是否落实;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把转业干部推到企业就再也不管了,对企业军转干部反映的政策不落实的问题置若罔闻。

    在一些地方,中央政策执行难、落实难的问题一直存在。对中央政策执行也行,不执行也行,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荡然无存。地方有那么多的责任制,但很少有政策落实责任制。看来,除了政策本身的刚性外,建立“政策落实责任追究制”也是非常必要的。不然,就不能有效地遏制自由主义、分散主义、“诸侯政治”等不良倾向。

    我们认为,企业改革政策是正确的,军转政策也是依然有效的。当并行不悖的军转政策和企业改革政策发生矛盾时,应针对新情况对现行政策适时调整或采取有力措施保证政策的落实,维护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而不能眼看着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而麻木不仁。

    在企业改革中,没有落实军转政策,没有切实保护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是一种重大失误。现在应尽快采取措施纠正这种失误——不折不扣地落实军转干部政策。

    当不同的政策发生矛盾,需要对某些现行政策进行调整时,应考虑原有政策所涉人员的原有待遇不因政策调整而降低;新政策和旧政策在待遇规定上有差异时,应采取就近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套用新政策。我们认为,这是党在制定新政策或对旧政策进行调整时一贯坚持的原则。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省市对落实军转干部政策还是有积极性的。在1990年前后,地方党委和政府,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要求,制定了落实师、团职转业干部政治、生活待遇的文件。如河北省冀转字(1990)1号、辽联字(1991)1号、鄂军转字(1990)1号等。文件指出“落实好这一政策,对于稳定部队,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军转干部的积极性,有着重要意义。”在文件中第一次对师、团职专业干部退休待遇做出了明确规定,“退休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分别享受地(市)、县(处)级待遇。”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和来自个方面的阻力,这些规定在后来并没有贯彻执行,同样变成了一纸空文。

    1999年前后,地方党委和政府又根据中发(1998)7号文件精神,出台了落实师、团职转业干部政治、生活待遇及退休待遇的文件。如河南省豫组通字(1999)57号、南阳市宛组通字(1999)55号等。特别规定师、团职专业干部“退休时所任职务低于原军队职务等级的,按照与其原军队职务相应的地方干部等级办理退休手续,享受相应待遇。”这些文件决不是想当然的产物。但是,这些文件被收回了,停止执行了。至于为什么,没有任何说明和解释。一级省委和市委的文件,在没有任何说法的情况下,说停止执行就停止执行,如同儿戏一般。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两办”发(2001)16号和人发(2002)59号文件,严禁地方政府“乱开政策口子”。

    我们认为,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制定的落实军转干部政策的文件,决不是开什么“政策口子”,而是要求落实既有的、早该落实而没有落实的政策。应保护地方落实政策的积极性,而不能形成“落实政策不对、不落实政策有理”的不正常局面。

    3、 企业军转干部上访问题和落实政策的要求

    为维护党的威信,维护党的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维护企业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全面落实政策以便从根本上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企业军转干部依法有序维权上访,实属无奈只举。其目的是要求落实政策,恢复“一个身份,两个待遇”,没有任何政治企图,既不危害社会,也不妨碍他人,所以是完全正当和合理的。

    根据您关于在新时期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事件的指导思想,根据中央最近召开的信访工作会议精神和您有关信访工作的重要指示,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应依法正确处理企业军转干部上访的有关问题。但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以维护“稳定”为名,对军转干部上访问题及上访人(他们圈定的所谓“重点人”)采取了一系列不恰当的做法。

    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首先是借维护稳定之名,采取压制的办法,不许上访,说什么“就是政策不落实也不许你们上访”;“什么也不说,就是不许你们上访,出来就收拾你们”;“上访属违法,要处分你们”。还说“要把上访的头头抓他几个”等等。这些言论是严重违反《信访条例》的。其次是对上访人员非法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跟踪、钉梢、监视居住、限制外出、窃听私人电话、变相拘禁等。如,保定市对一位军转干部,竟然动用本单位30人和10名公安警察,对其进行24小时监控和跟踪。这是不能容忍的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法犯罪行为。再其次是对军转干部上访人员提出的问题和要求,采取不承认、不表态、不答复、不研究、不解决的冷漠态度,一概置之不理。这也是违反《信访条例》有关规定的,是不作为的表现。更有甚者,还把企业军转干部列为仅次于“发轮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是别有用心的。企图混淆矛盾的性质,激化矛盾,为暴力打压上访活动和上访人员制造莫须有的“罪名”。

    我们认为,上访和不稳定没有直接关系,和维护稳定是统一的。不但不会影响稳定,反而有利于维护稳定。因为上访的目的是要求落实政策,从根本上消除不稳定的因素——政策不落实造成的社会不公。上访和不稳定,都是政策不落实、公民的合法权益受侵害所造成的恶果。所以说,政策不落实才是引发不稳定的内在因素。而有关部门对上访事项久拖不办,对上访人员采取非法措施,是造成重复上访的外部原因。要想不让公民上访,首先要依法行政,不要做引发上访的事,从根本上铲除孕育上访的土壤。所以,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依法正确处理上访问题,善待上访者,落实政策,贯彻中央信访工作会议精神,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治本之策。

    4,企业军转干部对落实政策的有关要求,我们想再次重申如下。

    1、要求中央重申现有军转政策的有效性,并对中发(1998)7号文件的适用范围做出解释。对企业“三项制度”改革所涉及的军转干部,应区别对待。“三项制度”改革政策实施前分配到企业的军转干部,不受“三项制度”改革政策的影响,仍享受军转政策规定的待遇。比照《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只适用于该办法实施以后转业的军转干部的规定,“三项制度”改革政策也不应适用于此前转业到企业的干部。惟此才能体现公平和公正。

    2、落实政策的具体要求:(1)恢复企业军转干部的“国家干部身份”,保证其应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荣誉受到社会的尊重。(2)落实政治、生活待遇(包括政治地位、政治荣誉、职务安排、工资待遇、住房、医疗和退休待遇等)。(3)落实退休政策和待遇。对已退休、发《职工退休证》的企业师、团职转业干部,按中发(1998)7号文件的规定,重新办理退休手续,改办《干部退休证》,享受相应待遇。具体操作上可通过落实退休政策,一并解决企业退休师、团职务转业干部的“国家干部身份”和“两个待遇”问题。3、严禁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依法上访和上访人采取非法措施。严禁公安部部门介入上访等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并严肃查处公安部门非法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的非法行为。

    5、企业取消军转干部“国家干部身份”是不合理的

    1992年前后,随着国有企业“三项制度”的改革,企业军转干部被取消了“国家干部身份”。您知道,军转干部的“国家干部身份”,是由党历来的军转政策认定的,是法定的,是不能随便取消的。根据2000年12月28日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第51条的规定,“军官退出现役后的安置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根据我们的理解,这一条说明了两点,(1)对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政策,不单是“工作安置”问题,还包括“干部管理”问题。(2)只有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才有权做出取消企业军转干部“国家干部身份”的规定。因此,我们认为,有关部门做出的取消企业军转干部“国家干部身份”的规定,是超越干部管理权限的,其法律效力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就在有关部门做出该规定以后,直到1999年出台的军转政策,对“军转干部是国家干部”及其政治、生活待遇的规定,并没有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认为,部门文件做出取消企业军转干部“国家干部身份”的规定,是不符合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政策规定的。

    还有,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军转政策和企业改革政策并行不悖的情况下,为什么偏要否定对军转干部相对有利的政策,坚决执行对军转干部相对不利的政策。起码是缺乏善意。

    如果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认为,制定涉及军转干部“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的企业改革政策可以“无法无天”,可以任意否定军转政策,我们就无话可说了。

    6、 建 议

    为正确贯彻军队业干部安置政策,保障不同历史时期转业的所有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我们有如下建议。

    1、对《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下限简称《办法》)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我们认为,《办法》的发布实施,使军转干部安置工作从此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彻底解除了转业干部的后顾之忧,对军队建设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办法》是有缺陷的。第一,它只适用于此后转业的干部,而对此前转业的干部没有做出任何保障性规定。我们认为,军转干部是一个整体,应一视同仁,不能有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的差别,不应执行双重政策和双重标准,不能人为地制造差别待遇,不能厚此薄彼。只因转业时间不同,在待遇上就有天壤之别,有违公平和公正的原则。 第二、对此前转业的干部,《办法》至少应规定其适用此前的政策,并重申政策的有效性,要求地方不折不扣地落实。第三,《办法》是江泽民同志对军队转业干部“要包下来”重要思想的实现形式之一。《办法》应表明这一思想应适用于所有军队转业干部,而不应有时间的差别。

    “先期到地方工作的转业干部,执行的政策是由当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军队建设情况决定的,符合当时的情况。”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关键在于根据当时国家和军队建设状况制定的、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政策,在后来到底落实了没有。如果不落实或没有完全落实,不管它多么符合当时的情况,那也是毫无意义的,只能是废纸一张。先期转业的广大企业军转干部之所以走上充满艰辛和风险的依法维权之路,正是先期制定的军转政策并没有落实。我们的要求只是按照先期的政策,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而不是企图享受后来的《办法》所规定的令人垂涎的待遇。因为那是无礼要求。

    2、尽快制定《复员转业军人权益保护法》,依法保护所有复员、转业军人的合法权益复员、转业军人,在社会上他们是一个特殊群体。在战争年代,他们九死一生,是战争的幸存者;在和平时期,他们也是把生命交给祖国和人民的人,随时准备为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世界不同的国家,都有法律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牺牲他们的利。

    在我们国家的改革中,对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是必要的。但从国家干部的层次来看,国家干部(公务员)的待遇不是降低了,而是大幅度地提高了。企业干部(经营管理者)虽然取消了国家干部身份,但他们的工资和其他待遇也不是降低了,而是成倍地提高,高于工人几倍甚至十几倍。惟独企业军转干部,随着国家干部身份的丧失,把他们应享受的与地方同职级干部的待遇,降到了“享受低保待遇”的水平,还美其名曰“照顾”。这是极大的社会不公。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和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是一种悲哀。

    符合离休条件的军队干部,国家养起来了;2001年以后转业的干部,由国家“包”下来了。惟独1954~2000年间转业的干部,被抛在一边没人管了。这种不公正的历史现象,该结束了。

    由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制定《复员转业军人权益保护法》是多么必要和迫切!

    致以老战士的敬礼!

    河北省企业军转干部2003-08-28

     出处《网路文摘》,徐水良主编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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