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将城市和农村切割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块，但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城市和农村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两者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民工潮”就是这期间的典型现象。从农村汹涌而来的剩余劳力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的原生态，但遗憾的是，为城市居民度身定做>的社会保障体系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弹性，为民工们作出一些合理的调整，以致他们很难通过正常的程序来伸张自己的权益。
很简单，城市居民有着从居委会到工会再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相应的多层次保障体系，而作为外来者的民工则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这种保障体系之外。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在工地上短期打工的外来工被拖欠了大量的工资，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伸张自己的权利。找居委会要最低生活保障过年，不行，居委会是为城市居民服务的。找工会，不行，工地上也许根本就没有工会，或者根本就没有人告诉他们有工会这样的组织。打官司，可以，但从仲裁机构到法院，往往要拖上个一两年，如此高昂的成本，对等着拿钱回家过年的民工们显然是不堪重负的。在体制内多次碰壁后，最原始但在特定环境下往往也最有效的极端方式就成了民工们最合理的选择。 (博讯boxun.com)
出现“跳楼秀”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事件本身的一些误解。诸如，“跳楼秀”会影响社会稳定、“跳楼秀”是民工本身素质不高所致等等，这样的片面误读往往会把我们往有失偏激的路上引。事实上，“跳楼秀”恰恰给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思考的锲机。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进城务工的民工们提供足够的咨讯，告诉他们应该怎样通过正当的程序维权；在发生了劳资纠纷后，我们的仲裁和诉讼程序是不是可以尽量简化，让民工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自己的血汗钱。
“跳楼秀”只是民工们在城市中艰难生活的一个极端的缩影，事实上，除了劳资纠纷外，我们的城市保障体系应该延伸到包括外来工在内的更宽泛的领域，这不仅关乎到外来工的正当权益，更关乎到城市本身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博讯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