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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磊:剖析赖昌星政庇案

【博讯6月25日消息】 一、政庇申请的申诉主题选择

赖昌星政庇案,申请方(辩方)提出的申诉主题为四类:

第一类提出赖昌星如果回国将遭受政治迫害。用来支持这一论点的主题分别是:

1、赖昌星因拒绝同中共政府合作加害前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因害怕中共陷害而逃往加拿大,是逃避政治迫害;

2、赖昌星夫妇若回到中国接受刑事审判,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并将受到虐待,原因是中国政府司法没有公正性,虐待在中国监狱中时有发生,因此赖昌星夫妇恐惧回到中国去。

第二类提出中国政府因权力斗争总是迫害富有的私营企业家,赖昌星正是属于这类被迫害的群体中的一员。

第三类提出赖昌星的子女会因父母的原因受到包括监禁、歧视、不公正待遇等“政治迫害”。

第四类提出加拿大如果将赖昌星夫妇驱逐回中国,他们将面临死刑或者被阴谋杀害。

前三类提出的申诉主题将依据联合国政治难民条例为主导的加拿大移民法中的政治庇护条例审理,第四类则是因为加拿大法律不允许驱逐一个有可能回国被判处死刑的人。

从尊重和给与赖昌星夫妇平等的人权保护机会的法律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不要预设任何立场,而仅仅从赖昌星夫妇最大限度地享受这种权利来看,赖昌星应该得到帮助以争取到这些保护所能提供的最大的机会。

但是,仅仅从上面四类申诉主题的选择来看,第一类第1条理由,即赖昌星夫妇逃离中国是出于对政治迫害的恐惧,也因为同样的理由将恐惧回国受到政治迫害。这里暂时不讨论辩方能否证明这条理由是否成立和控方将如何加以否定,这样提出是紧扣政治庇护法律所提供的机会的。

但是,辩方在一开始的策划上提出的其他理由就犯下了错误。

申诉主题的第一类第2条,即赖昌星夫妇回到中国将得不到公正的司法审判和将面临虐待。单独看这一条似乎很有说服力,提出这方面的证明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在政治庇护申请中如果要让这条“普适性”的理由被法庭接受和采纳,其前体必须是申请政庇人遭受和恐惧“政治迫害”“个案性”的理由已经被法庭接受。在赖昌星案中,这个“个案性”的“政治迫害”前提如果没有办法确立的话,法庭无法单独接受这种“普适性”的理由。这里不存在“退而求其次”的机会,也不存在用“普适性”的政治和国情的理由来超逾“政治迫害”的前提要求的机会。因此,在赖昌星政庇案中的第一类申诉主题中依赖第2点,即希望通过用政治的、国情的、普适的理由来取代法律对“政治迫害”在赖昌星政庇个案中的要求,是对政治庇护法律的认识和运用的错误。

第二类申诉主题不但相同地犯了第一条中上面所指出的错误,而且更错在这条理由本身偏离事实甚远。

第三类申诉主题目的是为赖昌星夫妇的子女争取机会,但是赖昌星夫妇的两个子女已经是成人,要争取机会应该另案申请,不能被包括在赖昌星夫妇的申请案中,而未成年的子女虽然可以成为父母申请成功的受益人,但是这必须等到父母的申请案获得成功才能成为受益人。子女可能受到迫害的理由就算能够被法庭承认的话,这个理由同样无法取代赖昌星夫妇必须证明他们自己申请政治庇护是出于恐惧回国遭受政治迫害。

上面所有提出的申诉主题中,只有第一类中的第1条是重点,是整个申请案件的“龙头”和关键,其他理由都是次要的,如果第一类第1条理由不能被法庭接受,后面的理由无法在申请案中发挥辅助的作用。

由于赖昌星夫妇如果被遣返回中国可能面临死刑的后果与加拿大的法律有冲突,因此面临死刑的问题成为阻止加拿大遣返赖昌星夫妇的理由,但这不是一个争取政治庇护资格的问题。由于中国通过正式外交约定的形式保证赖昌星夫妇不会被判处死刑,这个问题从法律角度来说就没有多大争论的余地了。政治性质的争论并不能超逾法律应该是对西方法治社会的一种常识,不过294页的判决书反映出辩方没有放弃以政治来超逾法律的“中国特色”的企图。

从赖昌星政庇案申诉主题选择中一步又一步地“退而求其次”可以看到,辩方一开始就对第一类第1条这个“龙头”关键申诉主题获得法庭认可缺乏信心,而希望通过取而代之和辅助的次要申诉主题获得帮助,但是这些次要主题也部分偏离法律而求助于用政治化的理由企图说服法庭。

二、政庇申请的“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是赖昌星政庇案的“龙头”关键,如果我们先不去看法庭的审理过程和判决书所涉及的内容,让我们先寻找一下赖昌星政庇案中的“政治因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政庇案中最明显、最确实、最直接和可能最有说服力的“政治因素”是《远华案黑幕》这本书。《远华案黑幕》的作者是著名的海外政治异议人士、自由撰稿人盛雪,《远华案黑幕》是赖昌星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斗争和政治腐败的揭露和曝光,内容主要由赖昌星所提供。

在所有能够寻找和提交法庭考量的可能造成赖昌星回国对“政治迫害”有所恐惧的直接“政治因素”中,《远华案黑幕》这本书首当其冲,证据确凿。

尽管在《远华案黑幕》这本书中记录下来的赖昌星的陈述和赖昌星在法庭的陈述在内容和性质上并没有区别,即都是出自赖昌星之口,但是《远华案黑幕》作为一本揭露和曝光中共政治斗争和政治腐败的书出版,已经属于政治观点下的具体政治行动,在赖昌星政庇案中是最明显、最确实、最直接的“政治因素”,而且这个“政治因素”紧扣政治庇护法律的要领。

然而,《远华案黑幕》这本书却没有提交给法庭,作者盛雪也没有作为辩方证人出庭。这是为什么?这肯定不会是赖昌星夫妇政庇案律师的疏忽。在判决书中,法庭在阮明替辩方作证时提到了这本书的,也对这本书为什么没有提交给法庭表示不解。

《远华案黑幕》一书的出版,这个可能是最好的“政治因素”没有作为理由和证据提上法庭,只可能有两种原因:要么《远华案黑幕》作者盛雪所写的内容不是赖昌星所说的,要么赖昌星向《远华案黑幕》作者盛雪所提供的内容同赖昌星提供给法庭的其他内容相矛盾,这两者必居其一。而从判决书对赖昌星自我陈述的记录来看,我们可以基本认定原因是后者。赖昌星的律师犯了忽略《远华案黑幕》这本书在政治庇护申请中的“政治因素”价值这种错误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

在赖昌星政庇案中,赖昌星试图对自己定位在“成功的商人”、“不了解公司走私(含逃税)”、“被敲诈”、“中共权力斗争牺牲品”是一个弥天大谎。判决书指出了不光是中国在追究赖昌星的刑事罪行,俄国、德国、美国都追究赖昌星的刑事罪行。赖昌星试图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无辜的、成功的的商人,本身就是对严肃的法庭进行欺诈。按照政治庇护的法律,无论申请者有什么其他理由,只要被法庭发现撒谎,那么申请就将遭到拒绝。因此,赖昌星政庇案中自己对自己所作的这种定位,已经决定了这个政庇案不可能成功,因为“撒谎”一旦被认定,后面的路就全部被堵死了。

值得研究的是,如果赖昌星诚实地向加拿大移民法庭承认自己是一个“不法商人”的话,其政庇案的前途会怎样呢?

首先,中国与加拿大之间没有引渡协定,加拿大的任何法庭都不会以走私、逃税和贿赂等罪名来追究赖昌星的刑事责任。赖昌星只有在诚实地陈述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的前提下,后面才继续有争取政治难民或其他难民身份的机会。这不是说赖昌星诚实就能够得到这些机会,但是不诚实就把后面继续争取机会的路给堵死了。

同样,赖昌星所陈述的关于因权力斗争的原因,政府要求他合作去诬陷前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这一“政治因素”也是一个不诚实的理由。这里的不诚实不是说中共政府要求他合作去诬陷李纪周这一可能性不存在,法庭可以相信赖昌星所说的这个“政治因素”的存在,但是赖昌星说他因这个理由而害怕政治迫害,所以逃往加拿大,这个“害怕政治迫害”而逃亡的说法显然是不诚实的,再继续把这个“政治因素”作为恐惧回到中国去将受“政治迫害”的主要原因,因为前面就不诚实而使后面的申诉失去了基础。跟上面一样,到这一步,赖昌星政庇案后面的路也全部被堵死了,不存在继续到下一步的机会了。

如果赖昌星诚实地告诉加拿大移民法庭,他就是刑事逃犯,但是因为本来就存在一些“政治因素”,后来又因为《远华案黑幕》的出版造成了新的更重要的“政治因素”,以及其他法庭可以作为考量的因素而恐惧回中国去,那么他的政庇案至少在这一步还没有被堵死,前面路当然很难走通,但是却还存在着机会。

三、“退而求其次”

假如赖昌星在法庭采取完全诚实的态度,由于赖昌星政庇案中要考虑中国政府追究刑事罪行和美国、俄国、德国也追究刑事罪行的性质,由于赖昌星逃往加拿大的之前没有对自己有利的、主动的政治动机和主动的政治活动,他仅有的是过去的一些对政庇案有利的,但是却是被动的“政治因素”和《远华案黑幕》这本书的出版给他带来的新的“政治因素”的理由,按照有关法律,赖昌星夫妇不符合取得政治庇护的条件。不符合条件最主要的原因是赖昌星逃离中国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恐惧遭受政治迫害,他遭遇的是刑事追究,与政治没有关系。

其实,这一点在赖昌星政庇案辩方的主题选择中已经很明显地反应了出来。因此,如果要说继续争取下一步的机会的话,也就是“退而求其次”的机会的话,应该看到的是“退而求其次”不是用次要的“政治因素”去继续争取“政治庇护”成为政治难民,而是把所有的“政治因素”和非政治因素加起来,争取不被遣送回中国而成为普通难民(或特殊难民)的机会。这里所说的“退而求其次”的两种目标是不同的,从判决书的记录来看,这两个目标不但混在一起没有重点突出后面一个,而且在围绕后面这一目标的争取上暴露出明显的策略错误,以及举证不力和不足。

“退而求其次”争取不被遣送的机会,应该强调的是跟赖昌星本人直接有关的因素可能对他造成的影响。这里最能说明的直接因素是《远华案黑幕》这本书的出版,这本书因为揭露中共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腐败,可能对赖昌星回中过去之后得不到公正的审判产生影响和作用。这样的理由以及论证会直接对争取不被遣送产生对赖昌星有利的作用。其他还有很多直接跟赖昌星夫妇有关的理由可以用来支持他们争取不被遣送的机会。但是,在赖昌星政庇案中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直接理由,我们仅仅看到了辩方试图用一种政治的、国情的和普适的理由,即中国整个司法是不公正的来说明赖昌星回中国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这种忽略个案的特殊性和用普适性的理由进行取代,就是将法律问题政治化。加拿大的法庭审理的是赖昌星这个个案,加拿大的法庭不是对中国的司法系统进行审判。

在辩方提出赖昌星夫妇如果回国坐牢会遭受虐待的理由中,与上面一样,没有针对为什么中国政府会针对赖昌星夫妇加以虐待的个案性理由,而同样用普适性的理由试图说明中国监狱的虐待普遍存在,赖昌星夫妇就会面临这种虐待。这也是忽视法律要求而把法律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如果加拿大法庭根据上面两类普适性的理由,即中国司法不公正和中国监狱虐待犯人就能同意不遣返赖昌星夫妇的话,那么中国所有害怕坐牢的刑事犯只要逃到加拿大就都可以自由了。这种策略显然不符合基本常识。

虽然“退而求其次”曾经是赖昌星争取不被遣送回中国的一种机会,这种机会本来存在(但并不容易争取到),加上争取这种机会目标没有突出,争取过程中又试图用普适性的政治化手段来取代个案性的法律要求,结果导致赖昌星案在政庇案中失去了“退而求其次”的机会。

在中国通过正式外交约定的形式保证赖昌星夫妇不会被判处死刑解决了加拿大不允许遣送面临死刑的人回自己的国家之后,上述“退而求其次”的机会没有争取到,赖昌星夫妇继续争取不被遣送到中国去可争取的其他机会就再也不存在了。那种试图打倒中国对外交约定的信守是不切实际的企图,这是中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在国际法下面的问题,加拿大移民法庭只能尊重,并且阐明尊重的理由,根本就没有权限作出怀疑和否定的决定。

阅读了判决书的记录,辩方所提供的证词、材料、证人等都充满了这样一种策略,那就是以为政治可以超逾法律,也可以用来掩盖谎言或者博得同情。这样的策略也许在中国能够起点作用,但这样的策略在西方法治国家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把事情弄糟糕。

四、辩方的“烂苹果证人”

赖昌星政庇案辩方的三个主要证人魏京生、阮明和Feinerman教授,目的都不是为赖昌星夫妇争取政治庇护取得政治难民的机会,目的是为赖昌星夫妇争取不被遣送回中国受审的机会。

单独就法庭证人的角度来说,如果证人在法庭提供证词不能对自己的一方有所帮助,就等于拱手让对方的反驳交给法官去采纳。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知道法官、己方和对方在法庭中的作用。法官的作用是控制法庭审理的程序、决定法庭接受那些证据、证人、证言以及辩论是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等等,并根据控、辩双方提出的理由依照法律来作出判决。法官并不参与辩论或为任何一方的辩论提供证据和理由,法官只是根据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和理由放在法律的天平秤上进行横量。在加拿大的这种移民法庭上,案件的输赢是有法官来判决的,但是判决是根据控、辩双方的辩论,所以控、辩双方的辩论结果起的是决定性的作用。

法庭证人提供的证词不能对自己一方有所帮助,就等于拱手让对方的反驳交给法官去采纳,比这更糟糕的是证人的证词不但不能帮助己方,反而伤害了己方,帮助了对方,后者就被通俗地叫做“烂苹果证人”。

证人魏京生,他的其他证词被法庭认为没有价值,即对辩方没有帮助之外,魏京说“象赖昌星这样没有官位-没有背景和没有亲戚做官的人,只有花钱贿赂”一句,对赖昌星政庇案造成伤害,因为赖昌星夫妇根本拒绝承认“贿赂”,而是把钱“借”给了人家,中国政府的刑事指控是“捏造证据”,要说明赖昌星夫妇是“贿赂”的正是控方,魏京生的这句证词帮助了控方。因此,证人魏京生在此案中是个“烂苹果证人”。

证人阮明,他的其他证词同样被法庭认为没有价值,他在法庭上提及自己是《远华案黑幕》前言的作者,然而《远华案黑幕》这本非常可能对案件审理造成重大影响的书,却没有提交法庭,成为法庭的疑点。证人阮明把辩方不愿意提供给法庭的《远华案黑幕》一书的问题提了出来,给法官留下疑点和不解,造成了对赖昌星政庇申请案的伤害,对控方有利。因此,证人阮明在此案中也是个“烂苹果证人”。

证人Feinerman教授,他要说明的是他对中国司法不公正的专家看法,但是这个专家竟然在2001年到法庭大谈中国司法问题的结论性的专家意见时,被控方发现他引用的全是1980年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条文,而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1997年就已经修改了。对证人Feinerman教授来说这是一个嘲笑和讽刺,使他的“专家性”受到质疑不算,Feinerman教授在谈到关于中国政府是否会“捏造证据”时,他的“专家意见”这样说:“为了绝对精确,......,我不相信他们(中国政府)会在这个案子(远华案)中这样做(捏造证据),尽管无法排除这样(捏造证据)的可能性。”这句话绕了一下,但是法庭接受起来之能是把两种可能性放在一起,用小的可能性去抵消大的可能性的一部分,Feinerman教授的这句证词在法庭考量中可能性的抵消中剩下的是什么呢?基本否定了中国政府捏造赖昌星刑事罪证据的可能性。这跟赖昌星夫妇要说明那些刑事证据都是中国政府因为要对他进行“政治迫害”所“捏造”的相反,这个“专家意见”也伤害了赖昌星政庇案。证人Feinerman教授又是一个“烂苹果证人”。

此案的三个主要辩方证人,他们在法庭提供的证词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责任不该归咎于证人本身,责任是赖昌星案的律师,从证人的作证表现可以发现,赖昌星的律师没有在证人的准备工作中尽到作为律师应尽的责任。

再进一步说,就算上述三个主要证人没有在法庭出现“烂苹果现象”,他们的证词也缺乏针对性,明显具有用普适性的政治指责来取代法律要求的特点。更进一步来说,辩方没有一个证人能够有针对性地反驳控方证人的意见,这种控方针赖昌星夫妇打,辩方却针对中国政府打,赖昌星夫妇不被“活活打死”才怪了。

*声明:《剖析赖昌星政庇案》系列文章的取材根据来自加拿大移民暨难民署难民局2002年6月21日发布的294页之裁决书。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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