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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闻

倾斜的高考分数线

【博讯7月09日消息】   ■同一张试卷,同一次高考,不同省市的录取线动辄相差100余分

  ■在同一所高校,各地同学的高考分数差可超过200分

  ■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的,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

  两会代表质询高考录取不平等

  2000年1月19日,首次进行的春季高考试点在北京、安徽同时展开。但让人尴尬的是,北京计划录取1755人,报名者仅1100人。与此相对照的是,安徽仅招收6300名考生,报考者高达3.5万余人,报考与录取比例不足20%。也就是说,10个人里只能取不到两个。

  消息一公布,各地高考录取分数差距悬殊的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对此问题社会各界已关注了很久。

  去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一份提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份提案名为《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建议》,提案起草者是民盟中央常委、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万鄂湘教授。据说,湖北省省长蒋祝平听说万教授准备起草这份提案,立马表态:我第一个签字加盟。这份提案将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平等问题专门提了出来:“除个别实验省市以外,全国的高考考生考的是同一套题,可是中部省份,如湖南、湖北、江苏等省的分数线要高出经济发达省市(包括北京)近180分!中部高等院校同一个班的学生,高考分数之差有的竟达200分以上。”

  同一考卷 悬殊的分数线

  在湖北,近年来屡屡发生这样的事情:花大气力引进和留住的一批留学回国的中青年骨干,纷纷要求调往北京和沿海发达省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人们很难想到:担心子女将来在湖北无法考上大学。

  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以1998年为例,湖北省高考理科超过600分的考生达8412名,文科570分以上的398人,外语类510分以上的有1254人。清华大学1998年在湖北计划招生88人,而第一志愿填报该校的就有288人,其中650分以上的多达147人。如此好的生源,却因分数线和招生名额的限制,很大一部分不能到大学深造。与此相反,1999年北京参加高考的总人数为49205人,招生计划总数为35728人。虽然北京扩招比例为11.4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报考与录取比仍达到了72.6%,在全国位居第一,比较接近的仅有上海(66%)。北京的理科考生更为幸运,其报考与录取比约为78.9%。北京1999年理科最低录取分数线(专科二批)也降到了最低,仅为327分。也就是说,每门平均相当于百分制的43.6分就可以上大学,各门功课平均不及格也可上本科。

  以1999年各地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例。北京重点线文科为466分,而湖南则是556分,湖北为544分,最高相差90分。北京第一批理科最低控制分数线为460分,而湖南为537分,湖北为566分,最高相差106分;北京市第二批理科最低控制线为421分,湖南为495分,湖北为535分,最高相差114分。

  这种状况由来已久。1998年,北京重点文科分数线为456分,理科为483分。贵州重点文科为465分,理科为490分。云南重点为485分,理科为465分。青海文科重点为484分,理科为440分。湖北重点文科为532分,理科为585分。湖南重点文科线为544分,理科为560分。湖北与北京的重点文科线相差了76分,理科相差了102分。

  具体到某一所高校,其分数录取线相差得更大。1998年,北京市的文科考生530多分即可进北大,而同样的分数,湖北的考生则进一般重点高校的可能性都没有。在湖北一些大学,同一寝室的同学高考分数最多的相差200分。 

分数差的本质是不公平

  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统一评分标准,却为什么没有统一的录取分数线?1982年,全国首届高考科研讨论会就曾专门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试学研究课题,专家们提了不少意见,但是没有结果。

  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科学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廖平胜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国家的人才需求与人才布局,有招生计划体制的问题,有照顾民族关系的问题,有高等教育布局的问题等等。比如对老少边穷地区考生的录取照顾,就是由于地区经济、教育落后的原因。另外,由于各省高等教育布局的不均衡,高等教育发达的地方,往往也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地区。高校建得多,须照顾本地生源,招生的指标也就分得多。比如上海就要求,在上海的部委院校在本地的招生要达到学校招生总额的60%。高校越多的地方,招生指标越多,分数线也就会相应地降低。

  但是,尽管有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各种原因和理由,这种录取分数的不平等,仍然造成了不良影响——

  首先,学生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平等,与高等教育优中选优的初衷相背离。同样是中国的学生,北京、上海和经济发达省份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多得多。同样的分数,北京、上海的学生可以进重点大学,而湖北、湖南的学生却连上中专的资格也没有。

  同时,由于各地教育投资的效益回报不平等,严重挫伤了某些地区教育投资的积极性。湖北来凤县有关领导就明确表示,考取一个大学生就增加一万元教育投资;没有考取,就没有这份投入。家庭教育投资回报同样也不平等,由此导致辍学者越来越多,湖北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

  更严重的是,它导致基础教育发展动力不平等。一所学校如果从来没有人或只有极少人考上大学,其办学的动力机制就会受到挑战,导向标准也会发生偏差。

  悬殊的录取分数线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高分录取区的高录取线,激发了片面追求高分的倾向,刺激了应试教育的蔓延,而应试教育追求高分的结果,又抬高了录取分数线。以致导致了这些地方的教育恶性循环,并从根本上扭曲了这些地区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湖北某些地方,高分成为考生的惟一追求目标,成为努力学习的内驱力,成为指导学校工作的根本动力。

  来自湖北黄石市的武汉大学学生汪余礼,称自己“就是一架考试机器”。从高一就开始研究高考试题,揣摩考试方法,一切围着高考转。因为他十分清楚,作为湖北的学生,要考上大学,没有高分是绝对不可能的。

  湖北某重点中学,从高一开始就只学习高考要考的5门功课,会考由老师帮助通过。来自该校的学生许波对此有切身的感受。他以高分考取了武汉大学,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眼睛高度近视,体育也不能达标,同学讨论地理,他一窍不通。他说,我整整12年全部扑在高考上面去了,业余爱好被全部扼杀。

  对此,湖北籍的武汉大学学生刘莉说:“北京人、上海人是大娘生的,我们湖北、湖南、山东人是二娘生的。人家可以弹琴画画,搞素质教育,然后轻轻松松上大学。我们却只能每天拼命读书,考那么高的分,最后发现还是上不了大学。”即使有少数的人上了大学之后,却发现自己除了考高分,什么都不懂。

  武汉工业大学招生分配工作处副处长信思金认为,录取线划分的不平等,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建立一个有序、开放、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在高考录取问题上,我们国家长期以来还是实行省内竞争、省内划线、条块分割、各自为政,高等人才还是省内繁衍、省内消化、省内封闭。这导致了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资源——人才,不能获得最优配置。

  优胜劣汰是人才培养和选拔的基本原则。很难想象,一旦教育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高校自主招生成为事实,这种保护政策还有没有市场。与其被动适应,不如主动改革,从而逼出落后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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