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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颂华:采访延安的《申报》记者
(博讯2015年01月07日发表)

    
    作者:丁言模
    
    20世纪20年代初,俞颂华与瞿秋白、李仲武一起赴苏俄采访,翻开了中国现代新闻史的崭新一页。30年代,继斯诺、范长江等人采访神秘的延安之后,俞颂华与《申报》记者孙恩霖也毅然前往采访,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 (本文摘自《上海滩》2014年第12期)
    
前往苏俄采访 创办《申报月刊》

    
    俞颂华是何其人也?且看黄炎培对他的评价:
    
    (俞)先生为我20年老友。15年前,共事于申报馆,、、、、、、先生以新闻事业为唯一终身职志,熟于国际掌故,富于爱国心与正义感,评论时政得失,一本其严气正性,不少假借,而出以至诚,故当局不以为忤。亦犹先生之对后进,苟审其行为过当,面斥之,不少假借,而出以至诚,人无不感服之也。
    
    “人生为一大事而来”,既认定某大事,便须忠于其事,专于其事,将一生精力尽献于某事。先生者,其新闻界之释迦牟尼乎。”
    
    再看胡愈之对他的评价:
    
    由于工作的繁重,营养的缺乏,俞先生的身体一向不大健康,面部黄瘦,不见血色。和俞先生初次接触的人,都把他看作是三家村老学究。但和俞先生接近的人,则觉得他是恂恂有儒者风。总之,从外貌上看俞先生,都会觉得他是谦恭而近于怯懦,他是淡泊而近于寒酸。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俞颂华留学日本回国,应张东荪邀请,主编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曾全文转载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政论文章《民众的大联合》。《时事新报•学灯》与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并称为五四时期三大副刊,该副刊较早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俄状况,大力宣传新文化运动,影响很大。
    
    1920年秋天,俞颂华经过多方协商,与瞿秋白、李仲武离京北上,作为中国记者首次赴苏俄采访,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翻开新的一页。俞颂华后来还去德国等地采访,先后撰写了大量有关新闻报道。
    
    回国后,俞颂华一家曾搬迁到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文德坊石库门楼房的底层,俞颂华拿出蔡元培题写的行书横幅和于右任亲笔书赠的对联,命女儿悬挂在客堂墙壁上。妻子钱梅先觉得很好奇,丈夫怎么会认识这些国民党元老的,感叹“他的朋友实在太多了”。
    俞颂华在上海先后执教中国公学、东吴大学、持志大学、暨南大学、江苏教育学院、中央大学上海商学院、劳动大学等,讲授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中国近百年史、新闻学等课目。同时,俞颂华编辑或主编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新社会》等刊物,为了便于工作,他们全家又搬到商务印书馆附近的闸北宝山路中兴里。
    
    半月刊《新社会》创刊于1931年7月,由上海学术团体中社主办,从第2期起由俞颂华主编。该刊主张政治革新,抗日救国,反帝,反侵略,反贪污,反独裁,不断抨击希特勒法西斯。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奋勇杀敌,商务印书馆和俞颂华住处都被日军炸毁,《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被迫停刊,《新社会》也难以维持。这时俞寰澄(江南造纸公司董事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主动提出担任发行人,承担纸张、印刷等费用,俞颂华也表示愿尽义务继续主编《新社会》,热情地支持和宣传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
    
    这一年是《申报》创办60周年,史量才等人借此制定全面改革计划,把报纸作为基础,从事新闻文化事业。经报馆顾问陶行知、黄炎培的建议,史量才特地在同兴楼宴请俞颂华,邀请他创办并主编《申报月刊》,填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留下的空缺。
    
    1932年5月,俞颂华开始筹备《申报月刊》,凭借广泛交游,邀约许多知名专家和进步人士撰稿。对于创办月刊的前景,俞颂华很有信心,同年7月15日《申报月刊》发刊词中宣称,要把此月刊办成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性刊物,大有赶超《东方杂志》之势。其刊载国内时事、国际形势评论、学术研究文章和通俗文学作品,设有外论摘要、时事小言、室内谭瀛、小说、海外通信等栏目。
    
    《申报月刊》创刊号果然不同凡响,刊有武堉干、俞寰澄、林语堂、胡愈之、潘光旦、舒新城、翁昭垣、张明养等人文章,还有沈雁冰《林家铺子》、巴金《沙丁》等文艺作品。读者争相购买,供不应求,俞颂华等人急忙再版月刊创刊号。
    
    其中沈雁冰《林家铺子》原题为《倒闭》,俞颂华拿到原稿后,觉得在创刊号上出现此标题,可能被报馆老板认为不吉利,拟改为《林家铺子》,于是征求老友沈雁冰的意见,沈雁冰欣然同意。此小说发表后,产生很大反响,《林家铺子》不胫而走。
    
    俞颂华在凌其翰、黄幼雄、吴景崧等新闻高手的协助下,坚持取材严谨,内容充实,月刊发行量增大,影响甚广,成为上海三大杂志之一,与中华书局《新中华》、复刊的《东方杂志》齐名。
    
    1934年10月初,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慎重地对老友俞颂华说:“我们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俞颂华点点头,劝说史量才赴杭州安心休养,殊料这竟成为诀别。11月13日下午,国民党特务的罪恶枪声响起,史量才含恨倒下,此惨案震撼全国。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对史量才深怀敬意,对此惨案穷追不舍,次年3月莫名其妙地“暴亡”,深知内情的夫人突然跳楼“殉情”。
    
    《申报》——中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最悠久的报纸,曾因抨击国民党当局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官场腐败等,遭到“禁止邮递”的严厉处罚。但是《申报》并未停止对“攘外必须安内”反动政策的严厉指责,奉行“以社会服务为职志”的总经理史量才终于成为国民党特务暗杀的目标。“史量才的献身就是《申报》的永生!”秀才的笔杆子并不畏惧国民党当局枪杆子的威胁。
    
    12月8日,申报馆全体同仁召开追悼史量才先生大会,众人高举着缀有银制“精神不死”、“百世流芳”大字的史量才遗像。俞颂华臂缠黑纱,走进追悼会场,不由得想起史量才生前对他说的一番话。俞颂华和马荫良代表职工宣誓继承史量才的遗志,继续奋斗。
    
    俞颂华回家后叹息史良才去世太早了,并对妻子透露,史量才曾想把《申报》的编务托付给他,“希望(他)和申报共存亡”。因此,马荫良接任《申报》总经理后,对俞颂华很器重,常和他商量许多重要事情。
    
欣闻长征胜利 决定采访延安

    
    这时,著名的《申报•自由谈》已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甚至提出要派人接办。1935年11月1日,申报馆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宣布“自由谈”暂时停刊。为了弥补此空缺,马荫良与俞颂华商量,把《申报月刊》改为周刊,随报附送,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期刊。俞颂华主编周刊时,还担任《申报》主笔,但是遭到总编辑室某些人的嫉妒、排挤,俞颂华便主动提出辞职,专心致志主编周刊,并物色有才华的年轻人。王纪元(解放后担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等职)回忆说:
    
    我随俞师前往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地采访。这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已胜利越过松潘草地,成都、重庆一带内紧外松,戒备较严。我随俞师在汉口会见了湖北省主席张群,在重庆会见了杨永泰的秘书陈方,在成都会见了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俞师对我说过,我们是代表《申报》前来采访的,为了表示《申报》的中立态度,不写国民党要员访问记,不为他们吹捧,态度庄重,立论稳重,我们只是礼节性拜访而已。
    
    我们在重庆,有一回会见了重庆中国银行行长,是由黄炎培先生备函介绍拜访的。他热情接见,坦白交谈,谈了一个多小时。这位老行长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英勇善战,赞叹不已,说“共产党真了不起!”、、、、、、俞师听后,哈哈大笑,笑得欢!俞师事后对我说,这虽然不能报道,却是一个大新闻,眼睛擦亮了!
    
    国民党当局对于社会舆论压制得非常严厉,为了保存报社,俞颂华不得不对所刊言论持“稳重”态度。石西民回忆说:
    
    一九三六年一月,我到《申报周刊》就职那天,新的一期刚刚出版,我看见在封里的时事照片页上,赫然刊登着我的一张照片。我站在两个受伤的青年中间,正在振臂高呼抗日口号。我心里想,这下,我的饭碗要“砸”了。三四天后的一个下午,俞颂华先生在编辑部其他同人下班后,把我约到他办公桌前,指着那本周刊上的这张照片说:“石先生,这是不是你?我要早知道,真不敢请你来工作了。”他还说了《申报》《申报周刊》影响很大,在这里工作,特别要谨慎等语。我以为我要被辞退了,结果并没有。并自这次谈话后,俞先生一直没有再提这事。对我的工作却是信任有加,并曾约我去广西等处采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毛泽东等人果断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久,马荫良、俞颂华等人作出一个重要决定,赴延安采访。
    
    1937年4月9日清晨,马荫良坐自备汽车,先去接了《申报》记者孙恩霖,再到俞颂华家里,俞颂华的女儿也随车到龙华机场送行。俞颂华的家人只知道他们前去西安采访,并不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延安。俞颂华依然穿着青灰色长褂,说话温声细语,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孙恩霖血气方刚,穿着西装,他俩各提着一只皮箱。马荫良亲自送行,也是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找麻烦,直到飞机起飞后才离去。
    
    早晨6时30分,欧亚航空公司的客机在跑道滑行后,终于升空,地面上的上海城区逐渐甩在后面。俞颂华见多识广,但也是第一次坐飞机,起初心里不免有点紧张。飞机途经南京、郑州两地降落加油,载客后继续飞行,下午1时20分顺利抵达西安。下飞机时,恰巧遇到上任不久的西北行营主任顾祝同(被任命为与中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等人为重庆行营官员送行,其中有俞颂华的两位老友,双方不期而遇。老友问起俞颂华此行有何贵干,俞颂华说是去参观西安泾渭渠工程,双方心照不宣,闭口不谈去延安一事,便把话题扯开了。俞颂华、孙恩霖搭乘老友车子,前往西京招待所。
    
    孙恩霖兼编《旅行杂志》,离沪前由熟人开出中国旅行社的介绍信,介绍给由上海银行投资兴建的西京招待所正、副经理詹氏兄弟。因此,俞颂华、孙恩霖受到热情接待,招待所还为他们准备了去延安旅途中所需的物品。
    
    俞颂华、孙恩霖安顿好后,便外出访友参观,游览了终南山、大雁塔、武家坡、碑林等处。次日,尘沙大作,窗子紧闭,尘沙仍然肆意钻进屋内,在地上、桌上、床上积了薄薄一层。据当地人说,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未见过的,却被俞颂华、孙恩霖遇上了。
    
    4月12日,俞颂华、孙恩霖前去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古城内西五路北新街七贤庄1号。该处名称取自魏晋“竹林七贤”的“七贤”二字,院落坐北朝南,共有10所院落,均为四合院式建筑,其中一号院是主要办公地点。这里是全国15个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中成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办事机构。
    
    俞颂华、孙恩霖进入办事处一号院大门,在东侧接待室说明来意。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立刻与延安方面联系,马上得到回复:欢迎前来。叶剑英马上下令联系搭乘去延安的运粮车,还派出阚中一随同前去。阚中一曾随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工作经验丰富。
    
    当天夜晚下雨,次日还未停,因途中山路雨天难行,俞颂华等人只好耐心等待,晚上雨停,起大风。4月14日上午,俞颂华、孙恩霖随运粮车出发。俞颂华写道:
    
    我们过了渭河泾河先到三原,在三原停下片刻,我们看见市街上有“三原是渭北民运中心”等的旧标语,并且还碰着北平某大学的春假旅行团在那里候车赴陕北,过了三原便有许多山路。经过了很长的山路,才到耀县,我们便在那里的旅馆歇宿。耀县的旅馆,异常简陋,比较西京招待所真有天渊之别。第二天(十五日)黎明,再由耀县出发。汽车爬山过岭,经过同官、宜君、中部直达洛川。车行甚为颠簸,而一路所见的风景也很特殊。往往汽车盘旋地爬上了山顶,山顶上却是一片平地,走了一段路,才看见此山与彼山间有极深的山谷,到了后来,绕了许多弯子,汽车又慢慢地下坡。一路人烟稀少,荒地很多。黄沙随风扑面,好鸟在极稀的树林中叫唤,有时更在一片黄土上看见几株红的桃花,淡绿的梨花,觉得好像它们在那里含笑地伴伴旅客的寂寞。
    
    俞颂华《从上海到西安到陕北》的这段描写运用“春秋之笔”——微言大义,由此躲避国民党当局的严厉审查,字里行间巧妙地透露着西北荒芜之地的“亮点”,暗喻陕北革命根据地充满着无限活力和光明。
    
    1937年4月16日早晨,俞颂华、孙恩霖随同运粮车离开洛川,下午4时抵达延安。俞颂华写道:肤施一名延安,四面环山,形势颇佳。相传宋朝的杨六郎尝屯大军于此,与敌人相抗。所以推想起来,其地在昔必很富庶,否则何能容纳大军呢?不过在现在却不然,在我们江南人的眼光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极贫瘠的很小的县城罢了。城门两旁的墙上有“和平统一”和“团结御侮”的很大的标语,城里面相当的热闹,墙壁上有油印的壁报,有许多标语,标语亦无甚特别,如“实行国难教育”等。
    
访谈中共领袖 看到中国曙光

    
    俞颂华谈及延安县城外墙上的两旁标语,已点出“西安事变”后这里政治气氛的新变化——强烈呼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达了全国民众的心声,也是俞颂华的最大愿望。他所见到的延安许多景物都瞬间定格在照相机的镜头里,有部分照片刊登在他主编的《申报周刊》上,那张刷上标语的延安城墙则作为周刊封面照,特别醒目,一改他过去“稳重”的作风,这是他深受延安政治气氛影响——爱国抗日的浓烈情感压倒一切。
    
    俞颂华、孙恩霖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就前往凤凰山毛泽东的住处。平时毛泽东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窑洞中间一张粗笨的木桌上点着一支大红蜡烛,烛光在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毛泽东的个子很高,前额高宽,大声说道:“欢迎,欢迎!”与俞颂华、孙恩霖亲切地握手。
    
    虽然俞颂华见多识广,但还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共领袖,面前这位传奇人物与国统区的各种报道完全不一样,更没有国民党那一套官场生活的形式主义和客套。孙恩霖回忆说:“晚上7时许,俞先生和我拜访了毛泽东同志,红烛高烧,作了长夜之谈。真是聆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
    
    一个月前(3月1日),毛泽东接受美国女记者史沫莱特采访时,回答了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等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并认为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国共)应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转变。3月1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了这次谈话的要点。
    
    3月29日,毛泽东致信范长江,感谢他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西安事变”真相的报道,转述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随信附上同史沫莱特谈话纪录稿等,请他在可能时予以发布。现在,毛泽东也希望通过俞颂华、孙恩霖的采访,向外界公开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但是,俞颂华难以公开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被迫以“中略”告知广大读者,不尽言语尽在其中。
    
    抵达延安的第二天,俞颂华、孙恩霖采访了红军总司令朱德,俞颂华写道:17日(星期六)我们见到一位姓朱的,他是一个军人,我们曾问他一个问题:中国不幸而竟不能不为自卫而作战,照你看来,有无孤立和失败的危险?他说:“讲到战争,有五个要素,最须注意:(一)政治,(二)经济,(三)人员,(四)武器,(五)交通。中国虽有许多地方不如他国,但人口众多,是一个最大的长处,为他国所不及。我们最应利用这一点与敌人作持久战,则最后胜利是可以期待的。此外,政治的要素也非常重要,全国统一,和人民自由发挥他们的力量,是目前政治上必要的工作、、、、、、”
    
    那天朱德穿着灰布军装,打着补丁,身材结实,个子不高,“他的头颅值两万五千大洋”,是一个多次被报道过被打死的传奇人物。他的窑洞桌上堆满了政治军事书籍、记事本、铅笔和一堆潦草涂改的心得笔记,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军用地图,上面标着许多小红圈。朱德乐观、坚毅的性格,初步显露在俞颂华的笔下。采访后,他们一起去大礼堂观看演出。俞颂华写道:“那里剧场十分简陋,舞台亦十分破败,只因表演的人——成人和儿童——很有精神,表演的戏剧和节目都很有爱国的意识,所以我看完以后,觉得很满意、、、、、、”
    
    在大礼堂里,俞颂华、孙恩霖意外地遇见美国女记者史沫莱特。她在年初已来延安,正在收集资料,准备撰写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她赞同其他外国记者的看法:这里的共产党人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孙恩霖称赞史沫莱特“性格爽朗,谈笑风生。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俞颂华写道:
    
    此外,我们还遇到一位姓徐、一位姓傅的人。一位姓徐的是湖南人,在那里负责办理教育。他一人既编教科书、民众读本,又编教授法、教育消息,什么都自己做。他今年已六十一岁,人家都称他为老英雄。他到了陕北曾试用拼音的“新文字”(即拼音的西文字),以后推广平民教育。据他说现在虽有了拼音文字,却不能以之代替汉字,也不能废弃汉字。新文字还是在一个很幼稚的阶段。据他用来推行平民教育的经验,拼音文字目下的最大效用,是在便于一般人民的识汉字与发表他们的思想。
    
    还有一位姓傅的是福建人,在那里专管医务。他从江西到陕北,到目前为止,已服务了整整十年之久,他训练了许多医务人员。据他说,在药料缺乏的时候,只要病人信仰医师,绝对听医师的话,有些病也是会不药而愈的。有时候,药棉缺乏,他用消毒过的纸来代替,一样的有效。
    
    俞颂华、孙恩霖采访徐特立、傅连暲,也是为了从不同角度揭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神秘面纱,让广大读者知道那里的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新闻”。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他搞的拼音“新文字”,可以追溯到与瞿秋白、吴玉章等人最初的尝试。南京国民政府也曾颁布赵元任等人搞的罗马拼音文字方案,这与徐特立等人的尝试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俞颂华心目中,一个贫瘠的西北地区竟也出现拼音“新文字”的新鲜事物,至少表明共产党人并非只会拿枪打仗,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新理念。傅连暲“从江西到陕北”——经历了艰难长征的老红军,又是一位医术高超的“红色华佗”。俞颂华认为那里条件艰苦,“药棉缺乏”,傅连暲等医务人员只好进行“精神疗法”的特殊手段,希望引起广大各界人士关注,以不同方式进行援助。俞颂华在文章里还提到采访一位姓张的领导人,他介绍了陕北农村有关情况,认为眼下应解决三个问题:水利、造林和施肥。
    
    经过短短两天的紧张采访,18日早晨,俞颂华、孙恩霖依然搭乘货车离开延安,回头再次看到城墙上的标语,俞颂华由衷地赞叹:“足以代表国难严重中的一线曙光,亦是全国国民一致的愿望。”
    
    俞颂华、孙恩霖联手撰写了一篇万余字的通讯报道,马荫良原拟刊登在《申报周刊》上,但是几经交涉,未能获准。俞颂华决定自己出面,以个人署名,又写了一篇类似游记的《从上海到西安到陕北》,并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打了招呼。但是负责新闻检查的官员坚决不同意,还请出俞颂华昔日办刊物的助手潘公展(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长兼社会局长)前来“情商”。俞颂华狠狠地训斥了潘公展,面红耳赤的潘公展还是一味地低声下气,“心软”的俞颂华只得自己动手删去了一些重要内容。俞颂华还对妻子说:“我前几次去各省采访,见到的到处都是官富民穷,官员们以盛宴款待我们;唯有延安的领导人,都和军民同甘苦,毛泽东吃的也是黑面片。我看将来在国内取得最后胜利的,必是共产党。”俞颂华还透露,朱德等人热情挽留,劝他不要回沪。俞颂华、孙恩霖在延安拍摄了许多照片(在《申报周刊》上仅发表一小部分),其中有毛泽东与俞颂华的合影,但是这些珍贵照片未能保存下来,非常可惜。
    
    (摘自《上海滩》2014年第12期)
    
    来源: 新民晚报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5/01/2015010710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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