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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最初的两位校长
(博讯2013年08月19日发表)

    
    来源:学习时报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此校是百日维新的产物。光绪皇帝实行的新政都被废除了,唯有新政期间办起的京师大学堂保留了下来,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恐怕与孙光鼐有点关系。
    
    孙光鼐是一位可爱的老古董。说他是老古董,因为他是清末的三朝元老;说他可爱,是因为他并非是冥顽不灵的老顽固,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问题上,他的思想能与时俱进,并且发挥了好的作用。孙光鼐1827年生于安徽寿县,在科举道路上一帆风顺,年仅24岁时就中了一甲一名进士,力拔头筹。但当时强手很多,究竟谁当状元定不下来,只好由咸丰皇帝定夺,进行面试。孙光鼐被考核时,皇帝要他写副对联,为大清王朝歌功颂德。孙光鼐才思敏捷,轻松自如地写道:
    
    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维羲皇尧舜;
    
    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这对联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都巧妙地写了进去,马屁拍到了家。不过,从这副对联中也可以看得出,孙光鼐驾驭中国方块字的能力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咸丰皇帝一高兴,孙光鼐便当了状元。从此孙光鼐官运亨通,从1878年起孙光鼐给光绪皇帝当老师20年之久。这位老先生思想并不僵化,他赞同康有为变法的思想和行为,并且参加了酝酿维新变法的“强学会”。1898年孙光鼐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学务大臣,并负责创办京师大学堂。他认为洋人“学校遍于国中”,所以“威力行于海外”,这种重视教育的见解相当深刻。
    
    孙光鼐办京师大学堂的宗旨是:“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有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当时孙光鼐已72岁,能承认西学的重要地位,已经很不简单了。
    
    孙光鼐确定了上述办学宗旨后,还确定了“分科立学”“严聘教习”“精编教材”“慎选生源”“学用相符”等一系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办学方针。慈禧太后扼杀了维新变法,对参与维新的官员杀的杀,撤的撤,对孙光鼐却网开一面,这与他为官的圆通、做事的谨慎小心不无关系。孙光鼐还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欲能则学,欲知则问”,下联是“守身如玉,守口如瓶”。这下联八个字的为官之道,使孙光鼐在政治风浪中没有翻过船,京师大学堂能保留下来,与孙光鼐这位没有倒台的首任校长(当时叫“管学大臣”)恐怕有些关系。但是,在顽固势力的包围中,孙光鼐的日子并不好过,于是他急流勇退,称病请长假,颐养天年去了。
    
    孙光鼐任京师大学堂校长,总计不过380天。他离职后不久发生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重大事件,京师大学堂近于瘫痪。到了1902年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实为京师大学堂第二任校长。
    
    张百熙(1847—1907年),湖南长沙人,1874年中进士。此公与孙光鼐性格迥异,用现代语言来说,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适于干事,不适于当官。1894年慈禧太后过60大寿,从紫禁城到颐和园到处搭彩棚、种花、奏乐,大肆铺张浪费,马屁精们无不为之大献殷勤,而张百熙竟敢于上奏光绪皇帝,反对这种劳民伤财的祝寿活动,可见他是一位正直而又敢说话的人。
    
    1900年张百熙被派到英国担任“专使大臣”,这一经历使他对中国的落后、西方国家的发达有了深刻的认识。要改变这种差距,只有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为了聘请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张百熙经过多方考察后,认为此职非桐城派的领军人物吴汝纶莫属。吴汝纶生于 1840年,是同治年间的进士,曾国藩的崇拜者,被称为“曾门四弟子之一”。面对张百熙的聘请,吴汝纶以“年迈学浅”为由拒聘。为此,张百熙竟不顾自己是高官大吏的身份,在吴汝纶面前长跪不起,并说:“我为全国求师,当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张百熙做得比刘备三顾茅庐还真诚,吴汝纶被感动,只得应聘。张百熙在改革官制、财政和废除科举制度、主办京师大学堂、创办医学和译学馆诸多方面都有贡献。但是官场难于容纳耿介之士,张百熙最终还是被排挤出局,以至京师大学堂内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1979年顾颉刚在《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当年北京大学的状况时说:“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5000银元;当然,这样的富豪子弟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子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
    
    在这些不学无术的教员中,不但有中国人,还有为数不少的洋人。到了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种乌烟瘴气的局面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善。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3/08/2013081915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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