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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没有饿死的——我眼中的“四清”运动/周武
(博讯2012年12月27日发表)

    
    
干部没有饿死的——我眼中的“四清”运动/周武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巴中非正常死亡:无一干部饿死
    
    
      核心提示:周永开说,巴中县大概饿死了一万多人。这显然是一个过分保守的数字。从各种信息看,那时贫富差距小,但官员贪腐是个普遍的现实——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面对饥荒,他们过于冷漠,缺乏同情心,甚至上纲上线迫害百姓,在这个意义上,官员脱离群众是普遍现象。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报》2012年04月09日第50版,作者:韩福东,原题:跃进悲歌
    
    
      周永开说,巴中县大概饿死了一万多人。这显然是一个过分保守的数字。从各种信息看,那时贫富差距小,但官员贪腐是个普遍的现实——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面对饥荒,他们过于冷漠,缺乏同情心,甚至上纲上线迫害百姓,在这个意义上,官员脱离群众是普遍现象。
    
    
      残酷的案例,可以信手拈来。譬如1961年下半年的一份官方调查报告揭露,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
    
    
      值得强调的是,在邻水县的被害者中,除了一个阶级成分不好的“地主分子”和一个“惯偷”外,其余都是基本群众,大部分是青壮年。也就是说,迫害者施加迫害,主要不是基于阶级标签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无关任何理想,已是纯粹的劫掠。
    
    
      1984年,文史工作者朱全森去四川省达县高家沟村做有关民国时期的文史调查,令他遗憾的是,想要找寻的人大多都在1960年前后饿死了。
    
    
      “他们说那一阶段饿死了40多人,我不相信,认为是造谣。那个村的公共食堂总共百来人。”朱全森对我说,2001年他参与编写《达州市志》时亲自去这里调查大跃进期间食堂情况,约来原食堂负责人高思仁,“一家一家清理查核,发现饿死了26人。”虽比40余人少,但比例也是相当惊人。这是朱全森所知达县县城附近大跃进期间饿死人最多的食堂之一。
    
    
      据《达县志》,1959年至1962年,达县人口出现罕见的明显减少。1958年,达县人口总数为931944人,到1962年,降为879300人,共减少52644人。平均每年减少约13000人,而在1958年之前,平均每年的人口总数大概增加2万余人(1955年人口总数为875745,1956年人口896012,1957年为918512)。
    
    
      在四川东部的大巴山区,达县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并不特殊。附近的巴中县、通江县、宣汉县等地,也存在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其中,又以宣汉县为最多。
    
    
      那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刘少奇曾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悲剧定性。
    
    
      一
    
    
      朱全森生于1933年,1949年解放时,家庭成分被定为佃中农(阶级成分经过多次变更,1964年“四清”时,他父亲被定性为地主,后又改为富农)。佃中农这样的阶级成分使他得以参加1950年达县第一区农民代表会,次年又成为所在乡教育委员会委员,1952年成为公办教师。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朱全森在达县碑庙公社中心校任教。“大跃进”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超负荷的工作。“1958年到1960年,几乎每晚都要夜战一两个小时,有时甚至干通宵。”他记得1960年4月间,碑庙中学几个“坏家伙”在一座寺庙中住下来,成立了一个“青年突击队”,定下的目标是亩产万斤。
    
    
      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浮夸风盛行。“吹得非常凶,达县吹得最厉害的是幺塘公社。”朱全森说。《达县志》称,“‘大办钢铁’调走农村大批精壮劳力后,推行‘少种、高产、多收’。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要求小麦亩产上千斤,水稻亩产破万斤。办法是‘土地深挖数尺,下肥10万(斤/亩),高度密植’。1959年,南外、河市等地并禾密栽示范田,将10多亩快抽穗水稻移栽到1亩田内,全部霉烂,颗粒无收。‘共产风’、‘瞎指挥’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产量连续下降。”
    
    
      碑庙的“青年突击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突击队共有十几个队员,队长姓穆。朱全森也被借调到突击队进行栽秧劳动,“那个时候,秧苗栽得已经不用那么密了,间距变稀。”
    
    
      有一天晚上,正常的夜战刚要结束,他们获得通知,今晚要通宵夜战。穆队长暗示大家,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检查组会来检查。朱全森在水田里栽了大约20把秧苗后,发现四周已经没有声音。“大家都回去睡了,只有犁田的穆队长躺在石板上,说着吆喝牛的声音,越来越小,也睡着了。”
    
    
      朱全森也赶回寺庙里,大家说:先睡,等快天亮时再起来干活。睡了三四个小时,估计检查组该到了,大家才爬起来。“完全是哄人的。”朱全森说。夜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超过人们的劳动极限。达县的何大地那时还是小孩子,就曾拿着火把参与夜战,坚持到12点,“瞌睡多,有时会一头栽到田里头。”
    
    
      周永开当时是巴中县主管农业的副书记,他记得1958年巴中县调了10万农民去大炼钢铁,还动用3万劳动力兴修水利工程。“那时要赶英超美,强调中国人战天斗地的精神,修水库的口号是‘敢教日月换新天’。”
    
    
      1959年下半年兴建水库时,因农业产量下降,而中央外调粮食增多,饥饿开始蔓延。周永开对我说,那时兴修水库的劳工,每天都吃红薯度日,所谓的菜汤就是清水煮咸盐,一喝就是一天。工作量很大。“900米的距离,要拉一方土,用肩背或独轮车推20多个来回。吃那么点饭,却有这么大工作量,有时晚上都加班背土,因为有任务量,要评工分。”
    
    
      有一天,周永开亲见一个劳工死去。“他两天前感冒,已经不能干活,在工地睡觉,医生也来看过,但身体已经不行了。”他说,水库的兴建从1958年持续到1961年,在这过程中,大概死了八九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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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文史月刊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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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2/12/2012122722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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