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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逝世后华国锋成总理 群众反映“不是最坏”
(博讯2011年11月10日发表)

    
    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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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保育钧(原人民日报编辑):看来邓小平当总理可能性不大,最怕张春桥来当总理,张春桥一来当总理就更坏了,就坏了,所以2月份,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让华国锋代总理,这就心里稍微有点宽慰,还不是最坏。
    
    凤凰卫视2011年11月9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在悲伤而迷茫的情绪中,中国老百姓艰难地熬度着1976年的初春,周总理不在了,毛主席也卧病不起了,让人充满期待的邓小平自从总理追悼会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而新上台的华国锋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人,整个一二三月官方没有带来让人欣慰的消息,倒是在民间,给一潭死水的中国政局投下了一块块石子,局面开始产生变化。
    
    三月底的时候,南京的街头出现了一些让人激动的标语,反对周总理不得人心,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而在北京街头的一些树上,挂满了叮当作响的小瓶子,人们借用词语上的谐音,呼吁着邓小平的出现,终于在清明节前后,人们迎来了一个表露心意的大好机会。
    
    鲍乃墉:这种浪潮互相形成一种保护,形成一种力量,形成一种情绪,这些人参与者都明白,这些人是为了什么。
    
    贺延光(四五运动亲历者):这绝不是一场年轻人的运动,男女老少。
    
    解说:1976年4月的头几天里,北京崇文区化纤厂的革委会副主任贺延光,每天都要去天安门广场,参与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同样是在这几天,包头钢铁厂的工人鲍乃墉正好回到北京老家,作为摄影爱好者,他自然没有错过眼前的一切,这场当时被称作反革命,现在称之为伟大国民运动的天安门事件,它是怎样到来的,又给当代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风起于青萍之末,1976年,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也是一点一点汇聚起来的,最开始引爆燃点的地方并不在首都北京,而是在江苏南京,最直接的原因是一篇文章的出现。
    
    刘振英:3月底,在哪一天我不知道,记不住了,《文汇报》又提出一个党内的那个走资派,一定要把那个至今还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解说:刘振英所回忆的内容,是1976年3月25日《文汇报》的头版文章,这是一篇矛头直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批判文章,引起民众震怒的原因是,这一次四人帮竟然把走资派的帽子扣到了周恩来的头上。
    
    刘振英:这回太明显了,直接就是攻击周总理,这样在社会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积攒的情绪比较厉害了,所以在三月二十几号南京就开始贴出大字报,说这是攻击周总理,这一定有后台,一定要把后台揪出来,他把后台揪出来,实际上就把那几个揪出来,四人帮揪出来。
    
    解说:事实上,自从周恩来去世之后,四人帮一直在做挑战人们情绪的事情,就在《文汇报》发表这篇文章的二十天前,3月5日那是学习雷锋的日子,同时又是周恩来的诞辰日,在《文汇报》刊登关于学习雷锋的领导人题词中,独独删掉了周恩来的题词。
    
    贺延光:登了这个领导人的题词,那个领导人的题词,就不登周恩来的,你这不是,这个火是谁点的,是上边点的,那么多的元勋当时都有题词,周恩来在党内历史上,现实生活中,他的地位,他的作用都摆那儿,就是没有。
    
    解说:如再往前推,官方传来的依旧是一些让人沮丧的消息。2月2日,也就是周恩来去世不到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通过《人民日报》宣布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这个通知虽然宣告了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灭了,但同时也表明毛泽东放弃了人们寄予厚望的邓小平。
    
    保育钧(原人民日报编辑):看来邓小平当总理可能性不大,最怕张春桥来当总理,张春桥一来当总理就更坏了,就坏了,所以2月份,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让华国锋代总理,这就心里稍微有点宽慰,还不是最坏。
    
    解说:就这样,从周恩来去世到3月25日《文汇报》事件这段时间里,人们的情感始终没有得到发泄,神经收缩,神情绷紧。
    
    终于在3月25日晚上,一组标语在南京街头悄悄出现,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南京轰动了。
    
    南京是周恩来生前多次战斗过的地方,江苏人更是以周恩来家乡人而自豪,1976年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中,南京的热烈激情也仅次于北京,3月28日,南京大学四百人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特意绕道新街口广场,到达周恩来解放前曾经工作过的梅园新村,掀起了抗议《文汇报》,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示威游行。
    
    刘振英:贴了大字报以后,在雨花台献花圈,又是搞活动,人越来越多,然后又把大字报贴到火车上,从南京上北京,一路上全是,这样全国就闹得越来越凶,越来越凶。
    
    解说:在火车车厢上刷标语,是南京大学生的创新之举,因为火车一开动,刷在车厢上的大字报便成了流动标语,北上北京,东进上海,沿途点火,全国轰动。
    
    南京的情况引起了四人帮的重视,姚文元在3月27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些情况,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据说弄了一批学生,大多是高干子弟上街,这是阶级斗争进锐化的表现。
    
    另根据《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的回忆,3月30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下达指示,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王洪文的话为南京事件定性,但普通群众根本没有理睬。3月31日,南京的人们开始指名道姓地挂出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鲍乃墉:到3月底的时候,就知道南京事件了,南京事件就影响到北京,这时候也听到一些传闻和传达,就是说不准去,清明节是鬼节,不能去,这是迷信。
    
    解说:4月1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的名,是打倒、揪出野心家、阴谋家,还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那一套,斗争不会就此止歇,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南京人的行为在全国掀起了声讨四人帮的热潮,很快潮流的中心发生转移,北京的市民开始人心思动。
    
    陈晓楠:1976年的中国是由阶级斗争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转型期,但是普通民众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毛主席还在,人们不会也不可能从体制内对毛泽东的路线提出挑战、质疑乃至局部微调,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不断积累的怀疑中,苦苦跟随着四人帮的步伐,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情怀强调天下兴旺、匹夫有责,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又高度肯定人民,在理论上是人民为国本,比如说镇压反革命、反右、文化大革命,都是以人民的名义发起的,政府也鼓励每一个新中国的成员胸怀天下。甚至小学生加入红小兵队伍,不是去参加社区的公益活动,而是要准备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这一切都在无形中助长了人民群众投身广场运动的冲动和底气,从1976年4月1日开始,这一份积压了多年的冲动和底气化作了惊动一时的举动。
    
    解说:1976月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师生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第一个花圈,接着无数的花圈、挽联相继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
    
    贺延光:全社会都是这么个情绪,到4月5日清明节,快清明节它又是一次群众释放的一个契机,这种情绪释放的契机,我记得我们是4月1号还是几号,我带着我们厂的八十个青年人,过团日,干什么呢,向人民纪念碑给周恩来献花圈。
    
    解说:中午时分,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二十九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的五四运动的浮雕下面第一个贴出悼念周总理的悼词。
    
    贺延光:有一个人一贴出来,马上就是风涌云起,一浪接一浪。
    
    杨正泉:清明节的前几天呢,人们陆续地就走向天安门,到人民纪念碑那里去悼念,献花圈、献花篮,天安门广场的四周松柏树之间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白花。
    
    王忠人:我去过两次,人山人海啊,就像赶庙会,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那花圈都好高好高的几层楼高的,挂着,一层一层往上堆,周围的有些板障那些东西贴着,树上也贴,树干上贴,还设了板障好像,都贴那些诗,老百姓作的诗,群众作的诗。
    
    贺延光:记得我们排着队从南面,前门这儿走过去到广场以后,因为这个大家都很引人注目,情绪是一样的,所以你这几十个人抬着花圈来了,围观的人好几百人,但是也有便衣警察。
    
    解说:贺延光,是后来被评为四五英雄的人物之一,1976年4月1日上午,他带着北京市崇文区化学纤维厂的八十多名工人,抬着自己做的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
    
    贺延光:我们一定要和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实质上是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这个指谁呀,指江青,因为江青妇女文化大革命是不能烫头,不能穿这个漂亮衣服的,江青,只有她穿着布拉吉、连衣裙,所以大家就说她是资产阶级奇装异服,这个是指的她。
    
    所以我们这个悼词念的时候就引起围观的人不断的鼓掌,最后我们的一个项目就是唱《国际歌》,可不是我们这八十人唱,所有围观的人一起唱,你想那是个什么场面。
    
    解说: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无论是狡猾的鹏雀,还是嗡嗡的苍蝇,都休想越过这铁壁铜墙,谁敢反对我们的总理,我们就将用毛泽东思想的利剑剜出他的黑心,扒开他的胸膛,砍下他的狗头祭英魂,剁碎他的狗肉让大家尝一尝。
    
    王忠人:大家情绪就像文化大革命造反的精神,有点那个意思,天不怕地不怕,那些特别是年轻人上去振臂高呼,我们不能这么长期忍受下去,就这类的口号,我们要找出路,我们向周总理保证怎么怎么的,就讲,发誓,念什么悼词,念周总理悼词,这个悼词里头就批判四人帮,歌颂周总理。
    
    解说:4月2日,北京铁路局一名青年工人在一块署名中国无产阶级的红后代的长方形白绸上写上血书,在人潮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中国科学院的职工队伍由四辆汽车开道,浩浩荡荡来到天安门广场,最引人注目的一幅宽约六尺的高达诗牌,上面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魔打鬼人。周围群众边抄边欢呼,不到半天工夫,诗句就传遍了北京城。
    
    鲍乃墉:我在广场任何角落都走,从早晨、上午、中午一直到晚上,从东到南,从西到北,基本上围绕着纪念碑周围转,眼看着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花圈堆起来堆积如山,那么壮观,我就很激动,眼看见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我要记录下这些,就是这样。
    
    解说:这是关于1976年天安门事件独一无二的一张照片,为了呈现声势浩大的广场全貌,鲍乃墉用相机拼接成了这幅珍贵的天安门三百六十度全景照片。
    
    4月1日、4月2日两天,去往天安门广场的民众有二十万人左右,广场上经常有八万人停留,花圈一千多个,纪念碑四周栏杆贴满了各种悼词,天安门广场变成了怒涛汹涌的海洋。
    
    刘振英:我去了,去了我看了,也不敢说我去了,现在我可以说去了,照那照片我也没留,因为作为一个政治记者,你可以去看,也可以去掌握,但你不好当时就像你说的我顶四人帮,什么顶四人帮,因为那个时候首先毛主席还在,所以这样就越闹越大,越闹越大,所以在天安门有人挂上小瓶子,有的在花圈上作诗,有的用血写诗,越闹越厉害。
    
    解说:姚文元在4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反共,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他们是否已用完了它的后备力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科学院、七机部是它的基础。
    
    陈晓楠:越来越多的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络绎不绝地涌向天安门,人潮、花海填满了整个广场,那些参加集会的人们还不约而同的采用了诗歌的形式,抒发怀抱、针砭时事、发表政见,在那个年代领袖就是诗人,人们也习惯于以诗言志,全国各地还时常有为吃不饱饭的农民组织的赛词会,但是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哪一次像广场上这般规模庞大,无所畏惧地进行完全个人化的政治表达,几百首诗歌,几千人朗诵,几万人同时默默抄写,广场上的人群诗情澎湃,他们用传统汉语的纯正和优美,来歌颂周恩来,呼唤邓小平,抨击四人帮。
    
    诗歌直接作为工具和武器,对政治局面起到了明显的催化作用,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还是头一遭。
    
    刘振英:最厉害,我记得非常清楚,那诗句,欲悲闹鬼叫。
    
    贺延光:我哭豺狼笑。
    
    刘振英:撒血祭雄杰。
    
    贺延光:扬眉剑出鞘。
    
    解说:在老百姓自己创作的诗歌中,影响最大的是山西青年王立山贴出的一首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词锋犀利的小诗,迅速引起人们的注意。
    
    保育钧:悼念总理的诗词当中,就夹杂着骂四人帮的话,骂江青,骂张春桥,骂姚文元,这些都夹杂在诗词里面,同时也呼唤小平出来,有的花圈上面,在纪念总理的花圈上吊个小瓶子,希望小平出来主持工作。
    
    解说:还有一首《向总理请示》的小诗,在当时几乎人人都知。
    
    黄埔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总理指示,是拆还是烧。
    
    贺延光:看天安门广场,感受那种情绪,抄诗,到处都是诗歌、悼词,不光我一个人抄,都在抄,你看那照片,成千上万的人都在那儿挤着抄,后边的看不见,前边的人就朗诵,后面人就记,抄干什么,传播呀,因为这些诗歌,悼念周恩来的诗歌,也表达了人们的情绪。
    
    鲍乃墉:抄诗,默默的抄诗,互相地转抄,他怎么能抓人呢,他无从下手,这种斗争形式当时形成了一种形式,无声的抗议,你也分不清谁是真正的抗议,还是真正的不抗议的人,无声,此处无声胜有声。
    
    解说:天安门诗词和广场民意的精粹,在一首无题的散文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撒血,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首诗就像一把尖刀,锋芒所及不仅指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一句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直接刺痛了毛泽东本人,这么一来四人帮决定利用群众的热情,把运动引导到政治斗争上去。
    
    杨正泉:把这样一个人民的怀念的正常的悼念活动,引向了一种政治的斗争,引向了一个把矛头说是对待党的,对待中央领导的,引向了一种阶级斗争。
    
    保育钧:《人民日报》派出一批记者,当初我们叫他特务记者,分散到各个角落,搜集群众悼念总理这些小字报,那时候没有大字报,小字报,诗词,他们只要见了邓小平这个名字,马上就跟邓小平联系起来。
    
    解说:4月4日晚上,《人民日报》记者从广场抄回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
    
    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姚文元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喜出望外,因为他们终于能把邓小平说成是广场集会的总后台了。
    
    保育钧:我记得是五个记者在天安门,在人民大会堂一间屋子里,是在姚文元的亲自指挥之下,把几个内参剪辑成一期内参,就是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后来登报那个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和邓小平联系起来,天安门从4月1号开始怎么悼念活动,越搞越升级,最终是因为他们要呼唤邓小平出来,所以就把邓小平成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本来和邓小平没有任何关系,邓小平已经失去自由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硬把他连起来。
    
    解说:姚文元把汇报文件亲笔加上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暗语,交到了毛泽东那里。结果很快传来,天安门广场正在进行的运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陈晓楠:把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是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等人精心炮制的结果,他们用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的手段迷惑了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有了名分上的支持,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4月4日深夜开始,天安门广场上的驱赶、清理工作就开始了,没曾想4月5日的这一天,带来了天安门事件中最高潮和戛然而止的结尾,四五运动就这样在历史上定格。
    
    本文来源:凤凰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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