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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机之后:林彪叶群头颅被克格勃带回苏联
(博讯2010年11月14日发表)

    
    
     (博讯 boxun.com)

    
    
    
    
    
    
    
    
    
    
    
    
    
    
    
    
    
    
    
    
    坠机之后:林彪叶群头颅被克格勃带回苏联
    
    
    
    
    
    
    
    
    
    
    来源:往事不忍成历史
    
    驻蒙大使、我的岳父许文益亲临林彪坠机现场
      9月15日下午1时30分,蒙古外交部通知我使馆,温都尔汗地区气象好转,专机2时30分以后可以起飞。我的岳父、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三位同志带着应用物品匆忙动身。
      2时45分他们乘坐的伊尔14飞机起飞,航程300公里,目的地是邻近中央省的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从飞机往下望去,乌兰巴托东北乌兰花的北山上,苏军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正在不停地转动着,当飞机飞经乌市东南那来赫矿区上空时,一个苏联空军基地尽收眼底。
      下午3时45分,飞机在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简易的机场降落。在蒙古,肯特省以水草丰美而著称,肯特省的肯特县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故乡。该省一位副省长和机场场长前来迎接。大家寒暄了几句后,蒙方说,中国飞机坠毁现场离这里还有70公里,趁天气尚早,可换乘汽车去看看,晚上回温都尔汗休息。在征得中方同意后,大家匆匆改乘两辆嘎斯69和一辆大轿车向目的地出发。
      汽车沿着克鲁伦河前进。克鲁伦河是蒙古境内的一条大河,它向东汇入中国境内的呼伦贝尔湖,注入黑龙江,流进太平洋。
      三辆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下午6时左右抵达现场。在一片漫坡上,黑乎乎一条烧焦了的草地和一个高高翘起的喷气飞机尾巴映入眼帘。失事现场边缘上,有蒙古哨兵在游动。
    飞机失事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的盆地,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开阔平坦,牧草茂盛,有膝盖那么深,踩下去软绵绵的。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的50米扩展至南面的200米,呈梯形。许大使环顾了一下现场,在萧瑟的秋风中,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
      勘察从现场北端看起,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至200米处有一段带舷窗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处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处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东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起落架。再往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许大使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让孙一先等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叶群,是惟一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肋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被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数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坠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像蜡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机上人员是做了些准备的。
     林彪等人被土葬在蒙古,大使馆一行人三鞠躬?
      视察完现场后,天色逐渐灰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为灰烬的飞机机头旁讨论尸体处理问题。高陶布司长一再强调蒙古没有火化习惯,而且已裸尸三天令人不忍,必须立刻土葬。许文益大使观察了一下现场,也觉得当地根本没有火化条件。根据国内提示,便同意了按蒙方意见进行土葬。蒙方建议,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上,面向东方,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着吉祥。
      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来到飞机主机西北的高地上。桑加上校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辜负,许大使决定照他的意见办,并表示感谢。
      桑加上校随即调来一个班士兵连夜挖墓穴。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天完全黑透了,气温降到2℃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许大使接见了前来挖坑的士兵。这班士兵还穿着夏季军装,在寒风中冻得瑟缩发抖,嘟嘟囔囔颇有怨言。许大使让孙一先拿来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蒙古民族是一个好饮酒的民族,乌兰巴托酒厂生产的白酒不好喝,而苏联的伏特加度数又不够,见到有度数这样高的好酒,战士们立刻精神抖擞,叽叽呱呱兴高采烈地开始连夜干活了。
      回到温都尔汗已是晚上10点多了。中蒙双方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洗漱完毕便下楼与蒙方人员一起用餐。由于对方白天在现场态度友好,大家虽然鞍马劳顿,但心情还算舒畅。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为了酬谢蒙方人员的合作,许大使又拿来几瓶汾酒、一听罐装中华香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数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便活跃起来了。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这个问题饭后商量。”许大使趁机询问他们是否知道飞机失事的具体情况和原因,高陶布说,飞机在空中时没人看到,但燃烧时火光冲天,有人看到了。至于飞机迫降原因,也许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对于第二天安葬事宜,许大使提出四项建议:
      1.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2.按照蒙古习俗,在墓顶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
      3.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中方,我们写张收条。
      4.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高陶布表示他们要研究一下,还要向上级请示。
      这顿晚餐吃到将近午夜,中方人员正准备就寝,蒙方又提出马上商谈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9月16日0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谈到凌晨3时结束(谈判部分见后)。双方协议当天为死者举行安葬,然后双方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9月16日上午10时许,蒙古士兵抬来九口白茬棺材放在尸体旁。大家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按编号顺序入殓。9号尸体因身驱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用目光征询许大使的意见,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嚓喀嚓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之后两个士兵用劲按住棺盖钉上钉子,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往墓地。
      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刚到的卡车对许大使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在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许大使表示同意,并感谢蒙方的好意。九具棺材入穴后,许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后执铲做象征性填土,接着使馆其他同志填土,最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随后,许大使带领使馆人员站成一排,怀着难言的心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向死难者致哀。
      林彪坠机后谈判重重,林彪、叶群头颅被克格勃带回苏联?
      在第一天视察现场后,蒙方便提出要签署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
      双方连夜进行谈判,但在实质问题上分歧很大,甚至多次发生激烈地争执,关键在于飞机的性质是“军用”还是“民用”。
      安葬遗体后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时多了,连续几天的高度紧张和劳累,大家都感到精疲力竭,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但当晚10时左右,蒙方送来他们起草的《现场调查纪要》,并要求连夜会谈。许大使利用沈庆沂和王中远翻译文件之机,靠在沙发上思考两天来的情况和问题。他感到,蒙方在帮助视察现场和安葬遗体方面是友好的,但在某些方面态度很强硬。他们虽然不再称失事飞机是“侵犯”和“入侵”蒙古国境,改用了“进入”二字,但仍强调飞机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对方抓住“军事”不放,显然是别有用心,想在政治上置我于不利地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让步的。一定要按照国内指示,坚持是我方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国境的立场,进行耐心的说理斗争。主意已定,心情里反而松弛下来,竟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凌晨1时文件翻译完毕,我方人员立即研究,准备了应对方案。
      凌晨4时25分,双方在旅馆开始正式会谈。许大使首先对蒙古政府提供的合作表示感谢,接着对《现场调查纪要》提出修改意见:
      1.提议把序言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2.针对纪要第一条在记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256号机尾,而不讲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应标明机翼上有“民航”二字。
      3.针对纪要第七条记叙死者遗物,得出“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和“死者都是军事人员”的结论,提议改为“这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大使发言后,蒙方建议休会10分钟。然而以后蒙方却迟迟不来复会。大使利用这个时间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此时外电报道,中国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他马上联想到这一惊人的新闻很可能与这架失事飞机有关,这更让他感到问题的严重和复杂。这时沈庆沂发现,蒙方人员匆匆往邮电局跑,很可能是急于向上级请示。许大使考虑形势紧迫,此地不宜久留,要尽快回使馆向国内汇报情况。他让孙一先通告蒙方,鉴于我国国庆22周年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回乌兰巴托后继续会谈。
      在蒙方要求下,上午10时15分继续复会。桑加上校对许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驳回。他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飞机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因为死者都穿军装,并带有枪支”,我方坚持飞机上那个女性是非军人,现场还有她一双白皮鞋。而且“文革”期间,我国民航均由空军管理(蒙古民航也是由空军管理),不能以军人驾机就片面认为是军用飞机。由于双方立场不同,唇枪舌剑非常紧张,谈判陷入僵局。谈判在温都尔汗进行了五轮,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蒙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单方签定了《现场调查纪要》和《安葬纪要》。一场夜以继日的紧张谈判不欢而散。这时中国使馆打来长途,让许大使速返乌市,想必国内急于得到飞机失事的情况。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事后回想起来,蒙方强调“军用”二字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由于当时国内没有讲明飞机性质和其他更多情况,只是告知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领空,驻外机构必须按上级指示和口径办事;同时蒙方一再强调飞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由于自身不明原因坠毁”,似乎在有意躲闪什么。加之不久前,苏联以间谍侦察为名,在某军事敏感区上空将一架他国民航客机击落,这就加重了我方对飞机坠毁原因的怀疑,在实地勘察中也偏重这方面调查;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我们没有提出索要,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使馆人员当时没有这方面常识,国内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其实早在许大使到达失事现场之前,“黑匣子”和飞机上的一个发动机已被苏联人取走了。
      就在许大使离开现场不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又来到坠机现场,挖开墓穴,割下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架起大锅煮烫去皮后带回莫斯科(苏联保存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
      回到乌兰巴托后,许大使立即向外交部做了汇报,根据国内指示就尸体和遗物索要工作继续与蒙方交涉。中方急切的态度引起了蒙方的疑心,蒙方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姓名和身份。为了防止蒙方要价,许大使奉命停止了外交交涉,并派孙一先带着有关资料返回国内汇报。 _(网文转载)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0/11/20101114053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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