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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之子高毅俄语比中文好 晚年很少出门很知足
(博讯2008年12月07日发表)

    
    来源:扬子晚报
     “4821”(即1948年中央选派21名中央领导人和烈士子女留学苏联的别称)每年欢聚一次,他们一起回忆当年中央的那个英明决定:在解放前,派他们去苏联,并指明不学军事、不学政治,只学经济、工业,为建国做准备。 (博讯 boxun.com)

    
    学成回国后,“4821”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担当重任,大都成了各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高岗之子高毅就是。
    
    高毅一直婉拒采访,理由很特别:中文不好。今年是“4821”同学留苏60周年,借这个机会,记者再次将电话打到他家,他说,你来吧。
    
    在北京海淀一处住宅区,记者见到了高毅。满头银发的他与其说中文不好,倒不如说他不善于与人打交道,问两句,答一句,或者一个字解决问题,要么就用俄语征求老伴儿意见。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夫人宋丽达对记者说:我妈妈是苏联人,我们俩从小在苏联长大,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但回到家,门一关,还是苏联的生活方式,加上来往的都是留苏的同学,所以中文倒成了第二语言。
    
    
    
    留学苏联
    
    
    
    高毅在1938年成为“高干子女”之前,与母亲杨芝芳一起给地主家打工好长时间。
    
    当年高岗和刘志丹在外轰轰烈烈闹革命时,却不知道,妻子和儿子在老家陕西横山差点被地主卖掉,幸亏高毅的舅舅得知,赶紧想法让他们母子逃走。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以后,高岗才找到他们母子,并把他们接到瓦窑堡。在这里,杨芝芳入了党,担任瓦窑堡被服厂厂长。被服厂经常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杨芝芳还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高毅也是从那时起,作为一名“高干子弟”进入延安保小读书。
    
    高毅回忆说,1939年周恩来因马受惊摔伤了胳膊,要去苏联疗伤,他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刘少奇子女刘允斌、刘爱琴以及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等一起跟着去苏联,在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
    
    “1947年哈尔滨解放,我回到哈尔滨,在哈工大预科学习。”高毅说。
    
    但因为中文不好,高毅在哈尔滨生活并不习惯。第二年就和20个中央选派的学生一块儿回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土木系学习建筑。因为自己对土木系不感兴趣,高毅想学其他科目,却被拒绝。1951年底,还没有完成学业的高毅提前回国,按父亲意愿,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机械。
    
    在哈工大,高毅结识了化学系学生宋丽达。宋丽达的父亲祖籍山东,早年闯关东到了东北,后来去苏联参加红军,从事情报工作。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他被派到哈尔滨公安局工作,宋丽达也随父亲在哈尔滨工作。
    
    “因为我爸爸的事,我们没毕业,就被分配到哈尔滨120工厂工作。”因为在苏联养成的习惯,高毅常和朋友开玩笑,有话就说,直来直去,从无顾虑,落了个自由主义的帽子,被定个内部右派。“还来批斗我,说我为什么不揭发。”宋丽达接着说,“当时我是共青团员,因此给我一个团内处分。”
    
    
    
    “高干子女”
    
    
    
    高毅的母亲是1938年与父亲高岗解除婚约的。
    
    在那一年,杨芝芳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会长,总会的理事长是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
    
    陕甘宁边区分会所辖延安儿童保育院,杨芝芳兼任院长。建国后,杨芝芳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西安市第一保育院院长,全国妇联第一届执委,她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1年以96岁高龄在西安去世。
    
    宋丽达介绍说,“电影《马背上的摇篮》就是拍杨芝芳妈妈她们保育院的。建国后她也去了哈尔滨,但寒冷的气候,让她待不下去,就回到陕西。为了照顾妈妈,我们全家跟着迁到西安,我和高毅调到430厂做技术员,他搞工艺,我搞设计。”
    
    “文革”中,高毅被定了个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送到咸阳纺织器械厂隔离审查。为此波及十几位与他相识的技术人员和工人。
    
    “4821”在“文革”中,以“苏联间谍”之名受到迫害,高毅既是“间谍”,又是“反党集团”首脑之子;既“要为老子翻案”,同时自己还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头子,多重身份,势必受到的打击更大、更重。
     _(网文转载)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8/12/2008120710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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