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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华:徐向前对批判张国焘的异见
(博讯2005年08月11日发表)

    
    今年八月号的《争鸣》有一篇文章透露,江泽民有一个内部讲话,指责有些军史、党史、党史人物的传记作品「出位」,败坏了人民军队的军威和损害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形像。江泽民归咎于保密工作做得不好,将某些保密文件的内容在不恰当的历史时期对外公布,等于是授人以柄,让国内外一些时刻企图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得到所谓「证据」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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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的访问至今才能发表
    
    这些年来出现了一些报告文学作品,例如张正隆的《雪白血红》,黎汝清的《湘江之战》、《碧血黄沙》,叶雨蒙的《黑雪》系列,还有叶永烈的一系列作品,通过查阅一些档案,或访问了一些老人,或多或少地还历史的一些真面目,但因此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例如老军头王震就因为上述有的作品根据历史的真实暴露了一些阴暗面,曾大表不满。江泽民的讲话,就是代表了这些人的观点。
    
    问题其实不在于什么时候可以公布,而在于反映历史真实的文件内容本身是否对军队和党造成破坏和损害。不过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早一天见,可以早一天放下包袱,难道要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留给子孙继续背下去吗?江泽民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为什么不敢担当这个光荣的历史责任,而要将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继续遮掩下去?
    
    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作者是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这篇文章不是中共的保密档案,但是涉及中共党史、军史一些以往被歪曲和掩盖的事件,徐向前身为元帅,也无力还历史本来面目,推翻那些定案。他逝世之后,后人把他生前的遗言公布出来,乃是对历史负责的表现。江泽民该不会去否定徐向前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叙述的历史事实吧?
    
    有关内容,涉及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为首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分裂红军和党中央的问题,也涉及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西路军覆灭的责任问题。
    
    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访问记录,是几位中共党史专家于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在徐向前寓所就党史的若干问题对徐向前的访问。就是这样一个访问记录,并最后由徐向前亲自审定,也要在十年之后才发表,可见就连徐向前也受党纪约束而没有言论自由,哪怕他是在回忆一些历史事实。
    
    徐向前昧着良心签字
    
    当时去访问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廖盖隆、缪楚黄、刘经宇、佟英明、叶心瑜等。后两人的名字以前我没有见过,而廖盖隆和缪楚黄在五十年代就是著名的党史专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中共党史系时,就看过他们的书和一些报告记录。文革结束后,廖盖隆曾作过有关庚申改革的长篇报告,相当激动人心,可惜后来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而使改革受挫,廖盖隆长时间保持低调。刘经宇则是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党总支副书记(一九五六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该系下设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国革命史两个专业,五八年时前者改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系,后者改为中共党史系。刘当时正任此职),一九五八年调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
    
    徐向前接受访问时说:「最近两三年内,有好多同志写回忆录,一些问题已经谈了。有些问题要回忆回忆,究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情况。过去有好多框框,现在没有框框了,冲破了框框,就能得来正确的答案,提供正确的参考资料。」
    
    但实际上直至今天还有框框,不然徐向前的回忆为什么要十年以后才能发表?为什么陆定一因为在文革结束后率先突破框框批毛,后来却长期受到压抑?而江泽民的上述讲话,不也是保留框框和制造框框吗?
    
    访问的正题是从这几位党史专家给徐向前的一封信谈起的。徐向前说:「你们的信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整理者)。那篇文章是我签了名的,我要负责的。我看那篇文章有三处不正确,被歪曲了,需要更正。」
    
    那篇文章并非徐向前所写,而是由他人执笔,但要他签名。在当时的情况下,徐向前作为一个党员,尽管知道有三处不正确,但也非得昧着良心签字不可。身为元帅仍然身不由己,实在可悲。虽然七七年时毛泽东已死,文革已结束,但党史、军史仍然必须按照以前定下的观点和框框来写。八二年形势较为宽松,徐向前想「翻案」了,但也只能把事实说了出来,仍然翻不了案,因为还没有人有勇气冲破党史禁区,去摸毛泽东的屁股。按照廖盖隆的说法,徐向前的这些「肺腑之言」,只是「供领导参考」而已。
    
    红军长征实为逃跑
    
    那些有关的「领导」现在死得差不多了,看来公布的时机日趋成熟,所以今年一月就公开了这个「肺腑之言」。而江泽民对「泄密」的不满,也可能包括这个资料的公开。
    
    徐向前的「肺腑之言」所要纠正的问题有三:一是关于「张国焘擅自决定红四军撤出鄂豫皖」的问题;二是一九三五年左路军南下时张国焘是否发过「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问题;三是关于西路军过黄河的问题。
    
    红军的「长征」,实质为逃跑。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毛泽东归罪于左倾路线的逃跑主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接掌大权后,仍然「跑」下去,并没有回到中央苏区,但是转而歌颂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而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则又归罪于张国焘的「擅自决定」。
    
    徐向前在这里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而非撤不可的形势。他透露说:「关于这个问题,在延安的时候,陈云同志,还有康生找我谈过。」但是后来帐还是全算到张国焘身上。实际上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转战豫西、陕南,后来进入四川,建立根据地,壮大队伍,再去川西迎接中央红军,双方在懋功会师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已不到一万人,而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的四方面军则有八万人。到底谁更像「逃跑」呢?上述数字,正统的党史当然是不愿披露的。就是徐向前,也只承认自己有八万人。「中央红军是多少,我不知道。陈昌浩写标语,说三十万红军大会师。我在旁发冷笑,哪有这么多红军?」
    
    正是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势力的悬殊,引发了毛泽东和张国焘的矛盾,特别是毛泽东担心被张国焘吃掉,以致斗争成了「你死我活」。张国焘「玩」不过毛泽东,成王败寇,后来的党史、军史把这一段历史的所有罪过都加到张国焘身上。客观地看,张国焘也有不少问题,特别是左倾肃反扩大化,但毛泽东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则是更加卑鄙了。这还涉及下面的其他两个问题。
    
    两个中央的背后
    
    关于「武力解决中央问题」,也是传统的说法,这是张国焘搞「两个中央」的「分裂主义」最大罪状。
    
    徐向前的「肺腑之言」说:「一方面军(按即中央红军──笔者)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我们四方面军文化太低,一方面军人才多,我们请求中央派人来红四方面军,中央就派了叶剑英同志来当参谋长,还有陈伯钧、张宗逊、彭绍辉等同志。」可见如果当时四方面军确实想吃掉中央红军,或者搞「独立王国」,又何必有此一举?
    
    中央红军和第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军队重新组合,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等是右路军,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是左路军。
    
    徐向前说:「当时他们(一、三军团)夜里走了,我们不晓得。早上,前面部队打电话来,说他们走了,还筑了工事,放了警戒,打不打?当时接电话的是陈昌浩,他手中拿着话筒,面对我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
    
    一、三军团是毛泽东所属的中央红军的一部份,毛泽东率部夜里北上逃跑,后来却指责是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之所以逃跑,根据某些「革命回忆录」所说,是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等原四方面军领导人,要他们武力解决,捉拿毛泽东,但这个电报给叶剑英发现,向毛通风报信,毛才率领队伍北上……文革期间叶剑英出任军委副主席,抓军事工作,这一点被作为他「无限忠于毛主席」的表现之一。
    
    但是徐向前却另有说法。徐向前说:「我们那时候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按指用武力解决捉拿毛泽东的电报──笔者),是指定人译的。发给谁,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叫谁译就是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译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显然,徐向前不相信叶剑英可以看到不是发给他的电报。
    
    后来廖盖隆向徐向前说,关于张国焘电报的问题,宋侃夫曾经来党史研究室谈过,说四方面军的电报都经过他的手。他说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只是有要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廖盖隆说,据一九三七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记录,毛泽东在发言中谈到,叶剑英把电报交给他看,电报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话。
    
    廖盖隆的结论是:张国焘要求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是肯定有的,主要是对电报用什么措词现在有不同的说法,中央看到张国焘要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感到处境危险,所以立即离开四方面军北上了。
    
    搞分裂的是毛泽东而非张国焘
    
    就是说,张国焘仅仅是「要」四方面军南下,毛泽东闻讯就带领中央红军北上。也就是说,张国焘的命令还未成为分裂的行动,毛泽东就率先以行动来搞分裂,然后再反诬张国焘要「武力解决」。
    
    廖盖隆还透露,宋侃夫建议他们写信给叶剑英,请他回忆这段历史。而他们也给叶剑英写了信。看来叶剑英并无回音,似乎是有难言之隐了,否则为何不明确说,给后人留下明确的历史呢?
    
    第三个问题是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的西路军过黄河的问题。由于西路军后来差不多被国民党的马家军消灭,在中共党史中也把一切责任推给张国焘。
    
    徐向前指出:「一九七七年那篇文章说是张国焘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过河的,西路军失败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结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西路军打败仗是毛之过
    
    其实一九七七年的文章是沿用毛泽东的说法。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在「注释」中更明确地说:「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徐向前承认是他率领四方面军过河的,但那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来电决定的,是中央的命令。
    
    徐向前还说:「到陕北后,我们同张国焘没有直接关系了。我们主要是与中央军委联系,我们直接隶属中央军委领导,是受中央指挥的,受毛主席指挥的。」
    
    也就是说,西路军后来打败仗,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挥错误。
    
    早几年,为西路军平反的工作已在进行。徐向前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做这样的工作(徐向前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席是陈昌浩)。李先念(是西路军的大将)在一些文章中,还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等等,也做这个工作,但是比较有系统的平反,是见诸军内作家黎汝清的长篇记实文学《碧血黄沙》(一九九一年七月出版)。
    
    这本书敢于明确指出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遥控指挥的错误,例如在那些不毛之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错误主张,而且作战命令朝令夕改,使他们无所适从,甚至坐以待毙。书中也指出当时身为西路军第一把手的陈昌浩,因为曾经在长征中紧跟张国焘而受批评,因此患得患失,在具体指挥西路军作战的过程中,不敢对中央的错误决定提出不同的主张,怕再犯政治错误。在这情况下,西路军终于走向覆灭。而那些后来因为四散而流浪或定居在河西走廊的战士,在中共建政后,还受到歧视,甚至受到迫害。
    
    西路军覆亡后,张国焘不但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本钱,而且被毛泽东扣上各种大帽子,成了罪魁祸首,以后被迫逃出根据地,投向国民党。
    
    毛泽东在清除了张国焘这个有军事实力的政治对手以后,再清除王明一伙无军事实力的政治对手,一统了党和军队。
    
    但是历史是否到此就清楚了呢?我们不禁要问,英明伟大的毛主席,为什么要将四方面军调去河西走廊这个凶悍的伊斯兰骑兵所在的地区?本来是打通「国际路线」,后来为何又要他们在当地建立根据地?为什么作战上又指挥错误?他是不是借刀杀人,以清除红军中的异己势力?这些问题,还有待党史工作者进一步努力挖掘和探讨。对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的盲目歌颂,决不会误导有良知的党史工作者,只能使他们多问一个「为什么」。
    
    (一九九三年十月)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5/08/2005081113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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