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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公安部长李震之死仍是个谜
(博讯2005年08月01日发表)

    
    
     有关调查资料 (博讯 boxun.com)

    
    李震之死,周恩来尤为震惊,当即告知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政治局委员李先念等,并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破案问题。随后的五天时间里,周恩来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案情,并听取有关部门侦查情况汇报。会议研究决定:李案破案工作,委托政治局委员华国锋负责,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协助,重大问题报政治局解决;同时,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23日和27日,周恩来两次致信毛泽东,汇报李案详情及政治局会议情况。
    
    1977年3月,根据新任部长赵苍壁为首的公安部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央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在同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公安部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和公安局长以及公安部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央批准的公安部党组的报告,向会议宣布:李震系“畏罪自杀”。李震是1966年9月3日由中央决定调任国务院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的。当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向周恩来作《关于李震到职和党组成员分工的报告》称,公安部党组成员分工是:杨奇清任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李震任第三副部长,党组第二书记,负责常务。副部长的名次排列为杨奇清、汪金祥、李震、于桑。
    
    文革前夕,公安部副部长的排名顺序是: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汪东兴、刘复之、凌云、于桑。文革中,上述副部长有的被打倒、靠边站而未有正式的免职、撤职通知。
    
    1966年下半年后,公安部原部一级的领导除谢、李外几乎全部被停职,相当一部份局处级干部亦相继被批斗、停职审查。为使公安部的正常工作不致停顿,唯有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填补遗缺。12月3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报告,调陆军第二十一军政委施义之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兼参加党组,周恩来同意。在此前后,又调军队干部四十一人充实公安部。
    
    ??现转录中国将军政要网显示的有关资料:
    
    ????公安部机关在军队干部调入成为主导力量后,本身并无实行军管。1968年2月7日,经中央批准,成立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谢富治、汪东兴、李震、于桑、曾威、施义之、赵登程。其中,汪东兴是以新的身份进入领导小组,李震、曾威、施义之、赵登程均为1966年至1967年间调入的军队干部。
    
    1968年4月1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报送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主要内容:一是对公安部进行彻底改组,新的机构已组成,总数126人(以军队41名干部为骨干),其余全部人员由解放军干部带领,已于2月7日离开机关到西郊政法干校集中学习,揭发批判;二是深入开展大批判,截至目前止,共挖出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重点分子101人,逮捕22人,群众看管79人,其中包括7个副部长级干部。7个副部长级干部中,徐子荣、汪金祥、凌云于1967年被逮捕,杨奇清、严佑民于1968年3月被逮捕,刘复之、尹肇之被监督劳动;三是指称罗瑞卿、徐子荣、汪金祥等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资敌通敌,里通外国”,“把黑手伸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继续批深批透,批倒斗臭;四是建议由军队调的曾威(军级)等四人组成审查清理档案小组,以曾威为组长,再从军队中选拔150人,担负审查清理档案的任务。翌年1月19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报送《公安部运动情况简报》,称公安部机构组织进行了初步改革,将原来的11个厅、局合并为5个办公室(即政治、行政、侦破、治安、接待办公室),编制由1200多人减为百人左右。精简下来的1000多名干部,春节之后赴东北佳木斯农场,走“五? 七指示”的道路。
    
    1969年4月,中央召开“九大”,公安部领导小组7名成员中,谢富治、汪东兴、李震3人当选中央委员。在随即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谢、汪分别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此后,两人已甚少过问公安部的事。公安部的工作,由李震主持。到翌年的6月22日,中央同意国务院当月7日《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其中,公安部核心小组由于桑、刘复之、李震、张其瑞、施义之、赵登程、曾威七人组成,李震任组长,于桑、曾威任副组长,公安部革委会由27人组成,主任李震,副主任于桑、曾威、施义之、赵登程。
    
    1971年3月19日,经周恩来同意并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由公安部发出《关于加强秘密侦察力量和使用技术侦察手段的通知》,提出恢复文革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侦察队伍和侦察工作,并强调秘密侦察力量和技术侦察手段只准用来对付敌人,绝对禁止用于党内和人民内部。
    
    1971年6月24日,根据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的精神,部核心小组报周恩来《关于调整编制、机构的请示报告》称:公安部的人员编制在1968年4月干部下放时,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暂定为干部126人(包括调来的军队干部41人),经过一段实践特别是全国公安会议后,随着工作的开展就感到过去暂定的编制小了,人手紧了。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和实际工作需要,拟将行政编制调整为450人(其中干部370人,工勤人员80人),占公安部原有人数的33.2%,行政机构为一室六组,保留中央政法干校,另安排编制120人。周恩来将此报告批复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审议后原则同意,但中央政法干校暂不设。9月14日、17日,部核心小组会议决定,按国务院批准的编制执行;增设警卫组,机构改为一室七组。
    
    1972年7月9日,公安部向国务院作《关于公安系统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和意见的请示报告》称,全国在职的公安干警38万多人,其中新成份将近一半,文革前的41万多干警只结合使用了47%,尤其是原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级领导干部,结合到省级公安机关的不足19%,而且没有一个担任一把手。遵照毛主席在各地巡视期间同沿途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为落实公安系统的干部政策,对于应该解放而尚未解放的干部,要抓紧工作,及时解放,原则上安排在公安机关,尽量归口使用,发挥其业务专长,原来的领导骨干应份配适当的领导工作,充份发挥其作用。公安机关军管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建议撤销。各级人民法院和民政部门应同公安机关分开。李先念副总理和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原则同意。
    
    1972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反映由北京卫戍区接管的秦城监狱存在问题的信上批示: “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1973年1月13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重新接管监狱。1973年2月12日至5月10日,李震主持召开长达三个月的第十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主要议题是公安战线开展批林整风和加强公安工作。会上,对今后的公安工作作了讨论,主要是加强对敌斗争,贯彻毛泽东关于废除法西斯式审查方式的指示,维护治安秩序,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问题等。中央委托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领导会议工作(实际上主要由纪登奎直接领导),会议最后阶段,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到会讲了话。1973年8月党的“十大”上,李震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表明了中央对他本人的高度信任。他此刻不明原由的突然死亡,确实令人疑惑重重。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实际上表达了对部内干部相当程度的不信任。经政治局会议同意,决定从王洪文主持的第二期中央读书班中,选派学员去公安部参与工作,调查了解案情。
    
    根据粉碎“四人帮” 后从参加调查的董明会处查获的一张合照及其说明,从中央读书班中选派去共十八人,地方学员和军队学员各半数,地方学员是:杨贵、祝家耀、张世忠、董明会、杨坡兰(女)、唐克碧(女)、周宏宝、姚连蔚、梁锦棠;军队学员是:张英才、赵仁、李德保、王兆坤、张金华、李华、蒋顺学、张宏轩、侯志坚。
    
    杨贵、祝家耀先于其他人于11月11日到达公安部,任部核心小组成员,参与部领导工作。
    
    军队学员张宏轩,曾于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间,回忆交代了调查工作的过程:
    
    1,大体经过。我是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到中央读书班参加学习的。十月十五日读书班传达了王洪文所谓“学习与出去工作”的问题,接着军队和地方学员混合编了若干小组,参加了四川和山西省共十五个厂矿来北京解决问题的工作。在四川799厂的有黄炳秀(女)、岑国荣、刘安元、王洁清和我共五人,黄炳秀为组长、岑国荣、刘安元为副组长。开始在西苑大旅社,后搬到国务院招待所。工作大约有20天左右,于十一月上、中旬,又从军队和地方学员中抽调十八人,由张英才、张世忠负责,读书班办公室有两个教员和总政一个干部副处长刘彦。一天晚上突然通知坐车到公安部一个会议室里,参加人有施义之、曾伟、张其瑞、祝家耀、杨贵等人。记得是施义之说了李震问题的一些情况,说中央在亲自抓这个案子,中央认为李震是他杀,对于桑、刘夫之采取了措施,就王洪文副主席派中央读书班同志来帮助我们工作表示感谢等等。曾伟讲了过去同于桑、刘夫之有矛盾、有斗争,说于桑、刘夫之看不起李震、施义之他们,说李震问题发生后,于桑等人认为是自杀的,因此在会议室里吵过架,曾伟还拍过桌子等等。其他人也都有些插话。会议结束已经很晚,吃夜餐后才回读书班。第二天或第三天上午在公安部另一个会议室,公安部各部门都来了一个负责人,会议宣布了分往各部了解情况的人员名单,姚连蔚和我被分到警卫组(原警卫局),是原来的一个孙副局长带着我们到警卫组办公室,和组里同志见了见面,作了些介绍。以后我们便在这个组里以座谈、参加他们学习和个别谈话等形式了解李震案件的有关线索。了解有廿天左右(每周去三个半天)后,在公安部会议室作过一次集体汇报。这次会议后又把我分到政工组(原政治部)去了解情况。先后在公安部工作有一个多月时间。在离开公安部时,还召开了一次全体干部大会表示欢送,会上施义之、张英才、张世忠讲了话。
    
    2,工作组在公安部的一些活动情况和了解到的一些问题。由于工作记录本在结业时读书班已收交,就回忆起的问题有:
    
    ① 到公安部后除在会上介绍的一些情况外,张其瑞等人带着大家看了有关李震活动过的地方和发现尸体处的现场:在锅炉房看了地下暖气管道,从小东门内暖气道口进去向西约30多公尺处看了是发现尸体的现场;看了办公楼环境和李震办公室,办公室窗帘绳被剪断。据介绍说,经过技术鉴定,剪绳的剪刀就是李震秘书剪信封常用的那把剪刀。看了现场等情况后,一次在会议室里,有读书班的同志,有公安部的领导人,在讲到李震的工作活动情况时,我记得是曾伟讲过,他们分工是施义之管政治工作,李震是管业务工作和总理及中央直接交办的事。张其瑞说那天晚上有人打电话到李震家里(是谁打的电话查不出来)要李震到会议室开会,李震要手灯未找到就出门走了,是他的女儿打到手灯后追出来交给了李震,李到会议室去了,深夜没有回家,由于往常也有类似情况,家属也没有问过,以后是因为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李震讲话,到处找没有找到,才发现失踪了。
    
    ②到公安部不久,曾开过一个全体干部大会,除了表示欢迎读书班的人员外,主要是揭发批判于桑、刘夫之等领导人。有六、七人发言,主要是揭发批判所谓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说他们在一次公安会议上公开印发和批判经毛主席圈阅的“砸烂公检法”的文件;说刘夫之曾拿着被抄家时拿走过的衣服、帽子,看见被别人用旧了,就公开大骂等。
    
    ③姚连蔚和我到警卫组后,开始是参加他们一起学习和座谈了解些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看座谈了解不出什么问题,就用个别谈话的方法。警卫组的同志对李震是自杀还是他杀有不同认识,但是公安部已经公开讲过,李震不是自杀,所以原来说过是自杀的同志思想有顾虑不敢多说话。另外有一些同志反映了于桑和刘夫之一些情况,说刘夫之是海外华侨资本家,与侨民来往密切,关系复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被审查过,从农场劳动回来后,对住房子等问题不满意、发牢骚。说于桑家是地主,是从西南公安局调来的,来时还带来了一个侦察干部,说这个人很会吹捧奉承人,是于桑的红人。说于桑管警卫工作也管侦察工作,很骄傲。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侦察处用车子搞追踪时,有一次跟踪过叶副主席的车子,被叶副主席发现后,他们看叶副主席的车子停下来了,他们就跑掉了。也讲到警卫组的孙副局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时,从农场回来后,思想上也还有些情绪,讲李震是自杀,他讲的最早等。
    
    在警卫组先后廿天左右后,办公室刘彦他们,通知要向中央领导汇报一次情况,本来是由大组领导人汇报,可是在坐车回读书班途中,张英才就要各小组自己汇报。我和姚连蔚互相推脱都不愿汇报,最后他答应了他汇报,但要我帮助他搞汇报提纲。研究了三部份情况:一是警卫组人数和大体思想情绪;二是怎样开展工作的情况;三是了解到的一些问题。我按照这几个部份把情况归纳了一下,交给了他,他作了些修改和充实。在实际汇报时,他又把警卫组和劳改组共同研究的,下一步学习和批判的打算作为一个内容。
    
    那天汇报没有中央领导人参加,只有公安部的领导人和田维新还有读书班去的全体人员。姚连蔚在汇报讲到个别谈话时,田维新说:用个别谈话的方法好。各组汇报后,我记得是杨贵讲了讲,下步如何深入的问题。
    
    ④ 这次汇报会议后,学习班的人员有些调整,给我分配到政工组(原政治部)去了。政工组里有一个重点怀疑对象,分了三、四个人做他的工作。是政工组的一个军代表负责,还有几个地方同志。据他们介绍怀疑这个副处长:说他有这方面的思想基础,说他和于桑等人来往密切;说他在事情发生后,有反常表现,也传播过“自杀风”;就在李震发生问题的时间里,他自己讲的活动时间和地点和别人反映的情况不一致等等。我也参加这个小组的一些工作,一起分析研究一些情况,一起进行思想帮助,也批评过他的态度是说:你可不要认为你搞过侦察工作,用侦察那一套来对待同志们。可是从我到这个组,直到离开始终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据官方的“中国警察网”的说法,李震是“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有几件涉及到他的罪行受到追查而畏罪自杀。”
    
    由官方编写的《公安史稿》则有如下说法:“据事后查证,李震确有自杀取死之因。他1970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林彪党羽刘丰曾秘密串联,进行反党活动。刘丰被捕审查后,他又篡改了刘丰的供词,掩盖自己的罪行。在这之前,他还参与陈伯达、吴法宪制造‘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冤案,诬陷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1973年9月,他去山东省查破一个与该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央对冤案制造者处理很严,因而畏罪思想压力很大,同年10月,中央追查陈伯达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为这份材料被压在自己的手里感到很害怕。由于罪孽深重,他畏罪自杀不足奇。”
    
    所谓“林彪集团”成员,在1973年8月的.“十大”前已清理完毕。被指称与该集团有关联的人员,根本不可能出席这次代表大会,更不用说当选为该届中央委员。李震顺利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本身就证明了他与“林彪集团”毫无牵连。
    
    李震是二野出身的干部,与所谓“林彪集团”成员没有历史渊源。建国后在三兵团及沈阳军区时期,与林彪陈伯达等人亦没有任何直接的工作关系。到公安部后,一直遵循多年养成的传统作风和组织原则,主持公安部工作后,每有大事,均经上下级关系请示报告.中央、国务院及周恩来本人,与“林彪集团”及“江青集团”均不往来,当然人是变化的,林、江这么红极一时,李震不会不敏感,不会不听话,“积极参与林彪、江青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尽管是个帽子,但说没有一点关系,也不可能。
    
    总是,李震之死仍然是个谜!
    
    李震简历
    
    李震(1914-1973)河北省藁城县人,一九三六年在北平从事学生运动。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党组织派往山西国民革命军官教导团,任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太行军区第六纵队十八旅政治委员,纵队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庆市总工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政治委员、第三兵团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公安部副部长、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1973年10月22日,星期一早晨,李震被发现死于公安部机关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沟内,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21日夜间,死亡原因不明。堂堂公安部长,竟然在文革阶级斗争观念绷得最紧的时候死于非命……
    
    ——转自《改造与建设》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5/08/2005080108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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