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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蒙冤受屈逼走他乡,一个教师合法信访的慘況
(博讯2011年05月19日发表)

    
    一个教师合法信访被抓坐牢告状无门
     (博讯 boxun.com)

    妻子蒙冤受屈逼走他乡有家难回无家可归忍别老母糼儿尽是凄惶和美家庭雨送黄昏
    
    丈夫求爷告奶直至中央合法信访非法劳教赢得新愁旧恨最难将息热血男儿泪滴红尘
    
    逐级访·文明访·合法访·访民何成政治犯
    
    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所设岂是好人居
    
    
    
    ******信访缘于萧墙之祸
    
    我是湖南省衡南县向阳中学的一名教师,名叫罗湘林。我的妻子原是我县职业中专的一个财务人员,2003年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和学校财务管理上的混乱,在与衡南县五建承包商阳某用白纸发票兑换税务发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十万元的财务手续的差错,仅仅是一个财务手续的差错,并没有给校方造成实际上的经济损失,因为阳某还有几十万建筑款滞留在学校,我妻子及时向学校作了汇报,学校知道事情原委,也认可我妻子主张的事实,并有原校长杨某签字作证,请求教育局及相关上级部门调停处理(见法院行政诉讼案卷我方提供的证据一,作为我上访的原因得到法院认定)。阳某也曾在检察院和县政法委默认了事情的真相,并主动提出了解决方案,检察院的结案书也证明了我妻子没有贪污挪用公款的违法犯罪行为(见法院案卷)事情本该得到妥善处理,后来由于人事变动,个别领导心怀叵测,想趁人之危,浑水摸鱼。一方面把这桩所谓的经济纠葛转变成了阳某与有关领导的私人交易,另一方面不頋事实真相,不頋法理,也不管个人的责任能力和实际承受能力,使我妻子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打击,逼得她几欲自杀,在我妻子冤赔了三万余元后,学校还是没有安排她工作,而且把她工作期间,学校对外的欠款(她只是经办人)毫无道理地转嫁到她私人头上,造成常有人来家里逼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是在学校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离开了学校,并非是个别领导胡说八道的那样,说我妻子是擅自离岗,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妻子离开学校两年后,学校没有通知我妻子到场,在我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学校私自请当地一家会计事务所的人(并非审计部门),搞了一个所谓的审计报告。十万元的冤债,赔了几万元,反而变成了 十多万,我妻子要求查证,但遭到拒绝。现在的情况,概括起来就是这么回事:你跟阳某的经济纠葛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管,我们说你欠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们要你赔多少就得赔多少,你知不知情没关系,你认不认可也没关系,反正,违背我的意志,就不准上班,你倾家荡产也罢,你家破人散也罢。
    
    我并不想就其中的猫腻对有关领导提出控告,也不想从党风政纪的高度责问个别领导:什么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什么是“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需、解群众所难”?什么是“以人为本、以理服人、依法行政”?我作为我妻子的丈夫,我请求组织上查清事实,查清帐目,对事情作出合情合理合法的处理,以维护我家庭的稳定与完整,这有什么错?就算我不就此事提出诉请,有关部门可不可以十多万元钱不明不白也算了?一个人是死是活也不管了?本是义务与责任所在,岂可当作恩惠?甚至当作“两头敲诈勒索”的机会!有个别领导居然劝我与妻子离婚,没有达到目的之后,又散布谣言说我已经与妻子离婚,说我还在为妻子申冤,是无赖行为,不知道这是不是可说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诉访之路与牢狱之灾
    
    一个生命,一个家庭,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许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有也不多,无也不少,然而,一个生命的消逝,一个家庭的解体,对于特定的个体和群体,谁都知道那是难以承受之重,我从2003年底开始向各级组织和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但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逐级上访到北京,已经是2006年了。可我一直保持理性与耐性,我没有任何过激言行,更谈不上有任何违法行为,完全服从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安排与接待,到指定的地方进行信访登记,也从未受过北京当地公安机关的惩戒或处罚,可是,我离京回家后,衡南县公安局野蛮地拘留了我七天(2006年10月29日——11月5日)我家世代书香门第,我是一个爱岗敬业,广受尊敬和好评的人民教师,更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我的上访有正当的诉求,谨言慎行,是依法行使公民合法权利,受到如此不公正对待,我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和伤害。
    
    从拘留所里出来后,历经行政复议、一审、二审等司法程序。衡南县公安局典型的执法犯法,既不讲事实,也不讲道理,又不讲证据,还不讲程序,衡阳中院终审还是判我败诉了,这如何能让人心服?不必说,公安机关赶在开庭前才把案卷伪造完备,也不必说案卷里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法院,你可以不进行司法审查,但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假如我有违法行为,也只有“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有权处理的机关才能够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衡南县公安局的这种行为难道不是超越和滥用职权吗?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内部规定?任何长官意志、部门规章、行政法规,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更不得超越宪法!不是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吗?!
    
    我于2007年5月9日向湖南省高院提出申诉,省高院接受了我的诉状,两年过去了,至今没有给我任何书面答复,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既要配合当地政府的工作,又不想枉法裁判,只好无限期地拖着。事情反映到省政法委,省政法委书记李江亲自作了批示:“关于衡阳罗湘林被非法拘禁没有得到纠正和赔偿一案,希望省高院协同衡阳有关部门的领导耐心细致地做好他的工作,切实解决他的问题,劝他息访罢诉。”
    
    可是,我被非法拘禁的事情一直没有给我任何说法。令人气愤的是,明明是公安机关执法犯法,拒不纠错,反而成了我违法犯罪的前科,这为后来相关人员对我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报复埋下了伏笔,这给了执法犯法违法乱纪的相关责任人的极大鼓舞,使他们更加得意于自己的不作为、乱作为,自然我信访反映的问题的处理也变得更加遥遥无期。他们一方面有恃无恐地搞形式,走过场,搞假汇报;另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对我进行人身迫害,甚至动用社会黑恶势力迫害我的家人,不忍赘述。见2008年3月10日衡南县向阳派出所出警记录,2008年4月23日衡阳市潇湘派出所出警记录。
    
    冤上加冤,愁上加愁,尽管我坚持信访六年,历尽艰难苦恨,还是没有任何结果,但我始终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法律。2008年6月2日,我找了县里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主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和县政法委书记,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才答应与别人6月3日一起去省信访局信访,我是要询问省信访联席办对我反映的问题的框架处理意见。
    
    2008年6月3日,我与本县廖田镇司法所的一个叫阳爱民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省信访局正常上访,受到信访接待部门的正常对待,没有任何违法动机和行为,县公安局及相关人员把我们截回后,阳爱民就让单位接回了家,我就被送进了看守所。既不是在违法现场抓的我,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有违法犯罪行为,就对我实施了刑事拘留。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事,无法跟外界联系,办案单位对我的家人也没有尽到及时告知和传达的义务(不过案卷里办案人员伪造了我老父亲老母亲的签字和手模,我提出要搞司法鉴定,法院没有理会),直到看了法院的案卷和听了内幕人士的告诉,我才知道,我先是被冠以破坏奥运的大帽!(事后有领导开会说要下面的人不要乱说,要统一口径,说XX老师被抓去坐牢了,是因为抢奥运火炬,劳教决定书里也恶意地把我从长沙回来的时间由6月3日改成了6月4日——6月4日奥运火炬到长沙)看来有关领导还真是对我手下留情了!百年奥运到中国,举国欢腾,我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抢奥运火炬,这不是全民公敌死有余辜吗?没想到百年奥运“不朽之伟业,中华之幸事”却成了某些官员整人弄人的机会?!为什么总要把非法的东西披上合法的外衣,还要涂上神圣的色彩?为什么总是要把好人贴上坏人的标签,还要画上魔鬼的脸谱?如果可以这样大行其道,人们有理由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每隔 一段时间还要再来一次?”不就是要“革除传统文化中的流弊,反对资产阶级复辟”吗?为什么总是要用一个谎言来证明另一个谎言?为什么总是要用一个错误来掩盖另一个错误?
    
    刑事拘留证上的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劳教决定书也不知定个什么罪,就两个字“闹访”,不管办案人员的素质低劣到何种程度,他们至少也应该知道“闹”是一个动词吧,没有任何过激言行和违法事实,“闹”从何来?这“闹”难道是“红杏枝头春意闹”里的那个“诗眼”?
    
    在作出处罚决定前,我要求请律师,但不允许与外界联系,使得聘请律师的权利事实上无法实现,我申请聆询,但劳教委主持的所谓的聆询,根本没有组织案件调查人员和我围绕案件的主要事实证据,适用依据,劳动教养期限及相关问题进行辩论,甚至没有告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听取我的质证和申辩就更是无从谈起,前后耗时不到10分钟,询问笔录不到100个字,根本没有涉及到案情(见法院案卷),实质上是根本没有进行聆询,这就为办案人员在我提起行政诉讼时留下了补充和伪造证据的广泛空间。
    
    牢坐了,却不知道是犯了什么罪,甚至通过行政复议,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省劳教委维持了处罚决定,裁定的处罚理由是“非正常上访”。这个说法既笼统而又模糊,且不符合事实法理和国家相关政策精神。什么是“非正常上访”?是不是“非正常上访”就是“违法上访”?生活中往往有很多非正常的事情,是不是就是违法的呢?譬如,一个小孩十岁就上大学了,这是“非正常”的吧,是不是可以以此断定他就是违法的呢?
    
    直到我提起行政诉讼,相关领导和办案人员才坐下来研究要给我定个什么罪名,只要“罪名”确定了,然后按图索骥制造证据,当然是有的放矢,事半功倍了。他们很快找到了自以为有点靠谱的事由——根据《国务院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有工作单位,长期拒绝劳动,扰乱机关工作秩序,不听劝告,不听制止……”云云。不必说这完全不符合事实,甚至脱离他们自己编制的劳动决定书,在行政复议阶段都还没有提交的相关的依据和证据,“通过总动员背后日夜赶工的集体创作”,终于在法院开庭前新鲜出炉,一桩人为的冤假错案,就像一部电视剧,经过编剧、导演和演员的集体创作,终于水到渠成,粉墨登场。我突然想起毛主席曾经说过“……正确的路线制定后,起关键作用的是干部……”用在这里,是不是有点讽刺意味?
    
    我在高墙之内自学了法律,我不必说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只有法律才能够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依据,这话没有第二种理解,《国务院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怎么说也是一部行政法规,而不是法律,我也不必说衡南县公安局以我在北京和长沙“非正常上访”为由对我进行行政处罚属于超越和滥用职权——《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只有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有权处理的机关才能够给予行政处罚。我还不必说,衡南县相关领导为了报复和陷害,以胁迫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致使相关单位和个人作伪证,至少属于在行政决定作出后和在行政诉讼过程中非法搜集证据,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属无效取证,仅此理当承担败诉的后果,我只想就对方提供的案卷,就事论事,看对方虚构的事实是否具有逻辑上的真实,看我是否违反了哪怕是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内部规定”。
    
    对方说我扰乱机关秩序,案卷里编制了两个重要证据,一份盖有湖南省高院信访室的公章(复印件),里面有说我“冲击法院大门”云云,什么时候,跟什么人,造成了什么危害,有何见证都不得而知,上面既没有领导签字,也没有工作人员签字,是不是合法有效的证据不重要,证明的效力有多大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来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去过省高院的大门,我只去过省高院信访接待室,它设在法院侧门,难道信访接待室也不准进去?我不知那公章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究竟是谁有造假和说谎的合法权利?如果真是出自省高院,我不知我这冤案还要如何进行申诉了?上一次关于我被非法拘禁的事,省高院接受我的申诉已经两年多了,还是没有给我任何书面答复,不管我申诉的理由是否成立,但作为一种程序权利,难道不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吗?不仅无视我的合法权利,这次反而出示一个这样的伪证,这不是对下级法院判案具有明显的暗示性吗?
    
    还有两份所谓的证人证言,说我电话骚扰他们,省信访接待室有没有两个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出自他们之手,他们之口,我也不知道(两份行政诉讼案卷里都出现过多处伪造签字和手模,这次我老父亲老母亲的手模和签字就是伪造)为什么不传他们出庭对质?
    
    事实上,省高院接受我的申诉后,一直没有给我任何书面答复,我多次到省高院要求给一个说法,可总是被忽悠,我是一个心智很健康的人,我不需要别人充当“安慰天使”,我需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我家有老母幼儿无人照管,去一次长沙很不容易,而且一天之内还不能往返,花销也大,我反复打电话催问,都是反映和询问情况,就算态度有些执着,也在情理之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可是接线员态度不好,一时说没立案,一时又说立案了;立案庭要我找行政庭,行政庭要我找立案庭;一时说发回重审了,一时又说没有发回重审;或者干脆总是不接我的电话,还骂我是疯子、无赖、神经病……我虽然为人师表,但出于本能的情绪反应,当然也会回敬几句,我并没有什么主观恶意,也没有酿成什么风波,省高院报过警吗?有相关领导和公安人员找过我吗?几个月后,我却因此而戴上了个“骚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罪名,这不是“扰乱人的正常思维”吗?
    
    还说我多次给县长、县委书记、县政法委书记打电话也是骚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现在不是提倡政务公开、服务于民吗?主要领导的电话不都是要公开的吗?事实上是领导看了我的电话号码,一言不发就按掉(见电话清单),我以为没打通就反复重拔,到交电话费的时候,我才知道打了这么多电话,这不是调戏我吗?我是向领导正常反映情况(县长、县委书记、县政法委书记在县里已经是很大的官了,见一次太难,信写了很多,当然不会理会),是反映和询问有关我的案情进展及处理情况,也不是在领导的休息时间,你认为我是骚扰,你不可以在手机上设黑名单吗?你不可以提出训斥或报警吗?我一个小小老百姓,敢不敛气屏声?
    
    还有一份所谓的工作说明,上面既没有领导签字,也没有工作人员签字,居然盖有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府佑街派出所的公章(复印件),说我在中南海周边逗留,要见中央领导,被警察带到了府佑街派出所进行信访登记,我作为工作说明中的当事人,对其中的内容毫不知情,对方在劳教决定书里,也没有提及此事。可时间却写得非常具体——2008年3月10日9点55分,难道巡警看到我的时候,还会特意看一下手表?造假的痕迹非常明显,顺便一提的是,我在看守所被提审时,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我看到了那份所谓的工作说明(办案人员大概也是想试探性地看看我的反应),上面说警察查看了我的身份证,号码是430422196911145479,这是我的第二代身份证,我在北京从来没使用过(见我的换证登记时间)。
    
    后来,办案人员,从衡阳驻京办发回的我的信访登记资料上,看见我登记的身份证号是430422196911140010,这时,办案人员就不知该如何编写身份证号码这个细节了,于是他们撰写给法庭的那张工作说明就变成了干脆身份证号码都不写了。即使这样,也难以自圆其说,如果警察没有察看我的身份证,又怎么会知道我的姓名住址和籍贯呢?(见法院案卷)
    
    退一万步说,就算我有“扰乱国家机关秩序”的违法行为存在,理应由北京市公安局和长沙公安局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作出处罚,至于违法当事人有没有工作单位以及在单位的表现如何,在执法上有区别对待吗?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加以分别,况且说我长期拒绝劳动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我家是世代书香门第,我深受儒家思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浸染,也受过高等教育,一尚爱岗敬业、安贫乐教,多次评为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教育教学效果优异,深受学生及家长的好评,每年都获得学校及学区的教学奖,有关先进事迹在衡阳日报曾有报道。尽管我妻子的经济冤案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我强忍悲愤,没有因此而耽误一节课,更没有影响任何一个学生的学业,2004年,我教的毕业班成绩优异,有目共睹、众口皆碑。
    
    2006年,我逐级信访到北京,也是向单位请假的,并持有单位介绍信(原校长还因此受到责问)。由于我在北京被衡阳驻京办派人软禁,从北京信访回来,又被县公安局不明不白非法拘禁,从拘留所里出来,已经离开学校有一个多月了,由于时间间隔较长,学校已经安排人员长期接替了我的工作。学校考虑到我的心情复杂,精神状态不好,加上教师严重超编,就没有再安排我的工作(包括我在内,学校有25位老师没有安排上岗,单是英语组就有富余教师四、五人,我是一个英语教师,最后一学期,也是在学校上了几节地理课),我也没有再去积极争取和申请,虽然这对我的经济损失很大,但考虑到我妻子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家庭的和谐稳定与完整,我已被弄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强行硬撑着上课,势必误人子弟,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秩序,本着对学生对工作负责的态度,我就不再勉为其难,况且我没上课,有人上课,学校有我不多,无我不少,而一个家庭的解体和一个生命的消逝,那将是不可挽回的。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五(单位介绍信,盖有公章)和证据六(学校在岗教师出勤情况暨下岗教师登记,上面有我校教师10多个人的签名),法院不予认定,但没有说明理由,而对方事后补充和采用不正当手段搜集的所谓汇报材料,也只是盖了学校公章,既没有领导签名,也没有教导处的签名,也始终不能告诉学校给我的课程安排和教学任务是什么,炮制了学校两位领导的证人证言,没有理由不出庭作证。
    
    既然事实不存在,我根本就不需要申辩,但我还是要从逻辑上来揭露这种卑劣的丑恶行径:①如果我长期拒绝劳动,也就是说旷工达几年之久,学校应不应该报请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给我以劳动纪律处分或者给以训诫和警示?我除了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天天住在学校,并没有主管领导找我谈话,就算我是旷工,需要向公安部门去汇报吗?②学校包括我在内有25位老师没有被安排工作,如果说,我算是旷工,那其余的老师呢?如果说他们是停薪留职,财政工资拔付了没有?有没有停薪留职合同?如果说他们是请假,又是谁批的假?什么理由?有的已经十来年没有在学校上班了。
    
    我倒不是说学校有支持我上访的意思,但由上可知,我没在学校上班,学校至少是认可的同意的,更谈不上扰乱单位秩序,学校对我的处境和遭遇究竟是爱莫能助,还是非常气愤?对谁气愤?
    
    学校的所谓汇报材料,盖有学校的公章,我姑且认为确实是学校出示的不实之词,我也理解,学校领导在行政高压下,为了保全乌纱,昩着良心,对上面有关领导唯命是从,但这对我是很不公平的,打个比方来说,一个母亲给了小孩五元钱去买早餐,孩子拿这个五元钱没有去买早餐,而是买了包烟抽(实质上,即使不谈公民的合法权利,阻止公民正常信访的理由也远没有阻止小孩抽烟的理由正当)孩子的父亲责问孩子的母亲时,母亲就说那钱不是她给的,是他自己偷的,这样一说,性质当然就不一样了,对孩子的不公平也是显而易见的,从长远来看,如此“教育”孩子,那教育效果也肯定是不言而喻的。
    
    综上所述,给我的行政处罚完全符合以下几种情况:
    
    事实不清,所谓“闹访”“非正常上访”都是抽象的说词,到底有什么过激言行,产生了什么社会危害,让人是一头雾水,大有“我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味道,总不能说到过某某敏感地带,哪怕是路过或寻问都是违法了吧。
    证据不足:我姑且认为那些事后伪造的证据都算是证据,虽然它们既不是物证,又不是书证,也不是人证(有证人证言,没有理由不出庭作证)更不是原始凭证,而且也并没有证明我有什么违法犯罪情节,一个准刑事案件,岂能是“我说你有罪,就证明你有罪”,实施处罚权的机关怎能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就算是我有对方所说的违法行为,根据属地管理和现场处置的原则,也只能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长沙市公安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作出处罚,就算我是擅自离岗,也不等于是拒绝劳动,顶多是给以行政处分,而不是行政处罚。而且劳动教养在很大程度上近似于刑罚,甚至比最低限度的刑罚管制和拘役要严厉和苛刻得多。行政处罚的种类里面,并没有劳动教养这一项,而且所指控的“所谓违法事实”也都发生在几年前,最近的也是在几个月之前,这次并不是在“违法”现场抓的我,谈何不听劝阻,不听制止呢,就算公安机关执法犯法,拒不纠错,把我的被非法拘禁说成是违法前科,不也就仅此一次吗?
    超越和滥用职权,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行政处罚法》的属地管理和现场处置原则,衡南县公安局无权处罚发生在长沙和北京的所谓违法行为,更不能处罚公民在不在单位上班有关劳动纪律方面的行为,不管是什么长官意志,内部文件,部门规章,甚至是行政法规都不能大于法律,更不能超越宪法。
    程序违法,先入为主,先抓人坐牢,再定罪名和更改罪名,刑事拘留一个月,根本没有报请检察院,甚至一开始就没有要报请检察院的打算,劳教决定前的聆询有名无实,不及时尽到送达告知的义务,剥夺当事人申辩和聘请律师的权利,先处罚,后伪造证据,其实这已经不是执法和执法程序的问题,而是报复与陷害,是犯罪。
    处罚不公,中央有明文规定,不准对上访人员进行打击报复,严禁对上访人员实行劳役和关精神病医院。衡阳劳教所有1000多个劳教人员,也就只有我一个是因为上访而被劳教,把我与那些专门从事偷扒拐骗打架斗殴的流氓地痞混为一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我的管教特别严厉,我国早就没有反革命罪了,还是把我当作政治犯。另外,衡南县每年赴省进京正常上访和“非正常上访”的至少在100人次以上,有的还有过激言行,甚至有怒闯美国大使馆的,并没有受到与我同样的处罚,甚至更轻的处罚也没有。不同的行为,作相同的处罚,相同的行为作不同的处罚,当属处罚不当,显失公平。
    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处罚决定符合上述六种情况之一的,应当给以撤销,可对我的处罚决定完全符合以上全部六种情况,历经行政复议和一审二审等司法程序,衡阳中院终审还是维持处罚决定,这是公平正义的彻底沦陷和真理与良知的非正常死亡。
    
    ******无言的结局
    
    我不知道衡阳中院为什么总是这样黑?我指的不是说衡阳中院出了那么多贪腐的法官,也不是指衡阳中院是全国点名批评,指定开门整顿的法院。我不明白衡阳中院为什么要老是判冤案,判黑案?我不禁要问:法院到底是要坚持司法公正,敦促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办事,执法为民,明辨是非,化解矛盾,还是要鼓励和支持违法乱纪,执法犯法,制造矛盾和激化矛盾?法院到底是实行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是社会丑恶与腐败的终极导游?法院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何在?难道就是要告诉世人:我们的国家就是有这么乱?我们的社会就是有这么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法制社会就是大骗局,大谎言?可恨我对党对政府对法律是那样的迷信,何时还我清白身?!
    
    我是一个人民教师,文弱书生,如今事业成空,人不堪形,倾家荡产,家破人散,我在七年诉访和被执法的过程中,受到的打骂,直接或间接的诱供和逼供等侮辱性的伤害,我根本都不想提起,因为它跟我受到的心灵上的打击相比已经不算什么了,我就像小鸟被拔光了羽毛,不是无法飞翔,而是无法生活;就像少女被捅破了处女膜,不是无法生活,而是痛失贞操;就像眼睛失去了角膜,不是毁容,而是失明。
    
    多少次我泪湿青衫,多少次我怒发冲冠,我来自夏明翰的故乡,但我不是英雄夏明翰,也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像杨佳一样挥刀乱砍,但我坚信这尘封的腐败与黑暗必定会成为历史的丑剧与笑谈!腐败,人们只关注它对公私财物的侵吞和对经济建设的破坏,而我体会更深的是它对爱、对美、对青春,对人权、对自由的摧残!对人性人伦的摧残!对道德法纪的摧残!对社会和谐的摧残!我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也许有朝一日,我真的会成为违法犯罪分子,不过,我违法犯罪的目的,就是要证明我在成为违法犯罪分子之前,没有违法犯罪,这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黑色幽默,孙志刚之死,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国司法的感冒和痉挛,但愿我的不幸,也能如撑渡的船工,不时用吚哑的桨声,敲醒有些官员酣睡的社会责任与良知。
    
     罗湘林于衡阳劳教所
    
    2009年5月20日
    
    事情发生在2003年,县职业中专处于建设发展当中,资金长期缺口,工程建设,既不建筑方全额筹建,交付使用之后才付给全部建筑款,也不是分期大宗付款,建筑老板是采取“吃零食”的方式,少则几十元,多则上万元,由建筑方的不确定人员打领条,从学校财务室领钱,包括工地上的民工支取生活费,相关人员打领条领钱,购买建筑材料等。而很多时候,建筑老板阳某又不在工地,领条就由职业中专校长杨某签字,令财务室付钱,而白纸票据不能入帐,当白纸发票累积到一定数额的时候,就由建筑老板阳某开税务发票来兑换,我妻子与阳某之间有过这么一次兑换。
    阳某开来了十万元的税务发票,我妻子凑满了十万元的白纸票据给他,本来要当着他的面把白纸票据销毁,可阳某说,他要看看哪些票据是他签的字,哪些票据是杨校长签的字,于是他就把白纸票据拿走了,过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阳某又提出要白纸票据,他说他那天没有把白纸票据拿走,阳某为此与我妻子争吵了好多天,又是赌咒发誓,又是纠緾不休(阳某有过犯罪前科)。杨校长知道此事也没有制止,不知这是不是阳某与杨校长共同设置的圈套。
    职业中专的会计是非专业人员担任,帐务根本无法做到日清月结,上级部门来查帐的时候,还出现过一边做帐,一边审计,加上我妻子分担的工作比较繁杂,又要管学校行政的现金帐,又要管食堂的生活帐,还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卖餐票,数餐票(在她之前,她的工作是由三个人分担),由于阳某吵得不行,我妻子一时又无法进行现金盘底,由于懦弱与糊涂,竞鬼使神差地又凑齐了十万元白纸票据给了阳某,我妻子说:“如果现金盘底不对,那我再会找你”阳某说:“可以啰,我不可能诈你十万块钱,你赔得起吗?”
    到现金盘底的时候,刚好出现了十万元的帐目亏空,我妻子猛然想起与阳某的那次争吵。
    事情发生后,我妻子立即报告了学校,并多次找阳某交涉,还向教育局打了报告,要求调查处理(杨校长在报告上签了证词),教育局的局长、党组书记、纪检书记都说这是我妻子的私事,他们不管,杨校长知道事情原委,也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逼她先背着我从朋友那儿暂借了两万元来填补这个亏空,还把她在学校应得的福利待遇以及我们的集资房款都冲抵了,虽然亏空缩小了,但还是让我们感到无法承受。
    我觉得这事有些蹊跷,而且这种处理方法也不妥,不只是有失公正,也超出了我们的经济能力,我参加工作二十年了,房子都没有,至今蜗居的二十平米的房子,都是向阳中学免费提供给我居住的,老家也只有祖传土屋一间,没钱修缮,已算是危房了,垂暮双亲,棺木都没有置备,如此不公正地对待一个国家工作人员,这完全不符合国家的有关政策法律精神。
    杨校长调任衡阳电大中专部校长后,继任的校长是罗某,他也知道我妻子与建筑商阳某的经济纠葛是怎么回事,不过他认为他更有理由不去管这个事,但他粗暴蛮横的做法加剧了事态的悲剧性发展。
    我妻子在担任出纳期间代表财务室打了好些欠条出去,这是职业中专资金长期缺口的原因,也是学校领导授意的结果,这本来与我妻子和建筑商阳某的经济纠葛无关,但继任校长罗某,却蛮横地要求欠条持有者到我家里讨钱逼债,而来逼债的很多是社会上的人和阳某建筑工地上的人,而此时,我妻子已被免除了出纳职务,赋闲在家,在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打击下,她几欲自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是在学校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离开了学校,寄居在她妹妹家,由于她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又没有深圳会计证,没有找什么工作,她多次打电话跟学校联系过,学校也没有要她回校上班(职业中专校长罗某多次承认过),后来校方称找过她,不知是否确有此事,至少是没有通知到她本人,也没有向上级部门反映,又没有登报声明,就把她每月500多元的低保工资也停了,从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也断了,等于就是事实上的开除。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学校有十几个没有被安排工作而在外面打工做生意的都没停发档案工资,现在也没有。
    时隔两年,罗校长背着财务当事人私自请衡南县三联会计事务所的人搞了一个所谓的“审计报告”,出现帐面亏空还有十多万元,本来是十万元的冤债,还了几万元,还抵押了集资房款,帐面亏空何来十多万元呢?我妻子不知情,当然也不会认帐,要求查证,但遭到了拒绝。
    十万元,对于一个贪官污吏,或许就是一夜风流付出的小费,对于一个赌徒,或许就是输赢一场的赌资。而我们两个人的月薪加起来才一千把块钱,要偿还数额如此巨大的冤债,不啻是愚公移山,不要责备我们的小农经济思想,这一记晴天霹雳,带给我们这个不堪重负的家庭的确实是毁灭性的灾难,我们仿佛感到世界末日就要来了,我突然想起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的一篇小说——《项链》,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为了一串假项链,付出了大半生艰辛的劳动,这样的悲剧就要在我们身上上演了。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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