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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差点使林副统帅失魂丧命
(博讯2016年08月06日发表)

    
    作者:叶民主
    
    提要:你如果不知双盲法,那就完全缺乏科学素养。也许你听说某某名医用某种偏方治好了某种疾病(也许就是你的经历),但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治疗无效?如果某种疗法只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疗效,你敢试吗?林彪副主席曾自学中医,给战士开药方,也给自己开药方,根据一些回忆文章所述,林彪不止一次差点因服有毒中药差点死去,彻底掏空林彪的身体,后来林彪说“中药不可服”。 那是以自已生命体验换得的。因此,以个别患者的疗效好来说事就是害人害己。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bf80e4200101j1ib.html?type=-1
    
    看看境外华人富裕了,还有那么多蠢货去吃中药,可见中医是汉族的灾害。一个死抱中医不开化的民族,该醒了。中医的毒害,是让民族陷入愚蠢蒙昧并阻碍科学意识的建立。没有科学素质的人去追求民主就是缘木求鱼。民主启蒙和科学启蒙一样的重要。
    
    一,现代制药原则。
    
    现代西医制药,首先要确定某种药物的初步有效性,确定其中的有效成分,写出有效成分的分子式,阐明有效成分对于疾病的作用机理,研究有效成分的提纯或合成方法。把它提纯出来。
    
    然后第一步小白鼠实验,也就是毒性实验,目的是检验毒性。
    
    第二步是人体实验,该种药物在不会立即致人死亡的基础上做人体实验,一阶段以后是否有副作用。
    
    第三步,是双盲实验。你说某种药物能治疗白血病,找一千个白血病人,做好相关指标检测,然后五百个吃药物五百个吃淀粉丸,药物都是数字标示的,发药的医生也不知道是药物还是淀粉丸。吃上指定时间以后这一千人回来检测,白血病是加重了还是减轻了,对比吃药和吃淀粉丸的有无差别。这个叫双盲实验。“盲”在实验中是一种基本的工具,用以排除参与者的有意识的或者下意识的个人偏爱。“双盲实验”是一种更加严格的实验方法,通常适用于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实验,旨在消除可能出现在实验者和参与者意识当中的主观偏差和个人偏好。在大多数情况下,双盲实验要求达到非常高的科学严格程度。
    
    三个实验目的很明确,毒性检定,副作用检定,有效性检定。然后申请国家批准。科学不一定是万能的,但严肃的态度和方法十分必要。
    
    二,中药的毒害性为现代医药学所揭示
    
    中药至今没有一个药物经过双盲实验。只是一种长期用药的经验,而经验的东西是不可靠的。手术前不能吃人参,否则大出血下不了手术台,这是常识了。而且所有的病人都不能吃人参的,人参有肝脏和骨髓毒性,吃了人参导致造血障碍、血小板减少,所以不能动手术。病人不能吃,健康人也不能吃的,吃人参就是给自己下毒而且毫无营养、毫无益处。最搞笑的是吃了人参导致凝血障碍,鼻子流血,反而被中医吹嘘为大补补过了,何其荒唐!鼻子流血表示身体受到了伤害而不是被补了!从人参崇拜就知道中医是一种愚蠢低级荒唐的玩意了!
    
    我们奉为神药的牛黄解毒丸、云南白药、关木通这几年闹出很大的事情。关木通在欧洲吃死100多人。牛黄解毒丸按照药瓶子和所有中医的药方剂量砷超标一百倍,吃一段就会肝硬化。中医也叫唤“是药三分毒”,这是很笼统的。现代医药要求毒性明确,到底是什么毒,多少剂量安全,要写在瓶子上。但中药没有经过现代药理检测,没有人知道手里的中药有何毒副作用,什么剂量安全,这是很可怕的。
      
    因为迷恋中药台湾成年人肾病比例12%,被世卫组织定为“肾病之乡”“透析之乡”,而广东人喜好凉茶导致肾病比例11%(江门),流行病都是以百万位单位的,而台湾和江门拜中药所赐竟然超过1/10,大量病人等待肾移植垂死挣扎,不可怕么?你可以搜索网易以前发表的文章《中药马兜铃让台湾成“肾病之乡”》,看完别后背发凉!还有王老吉添加夏枯草,损害肝肾,不能喝,到时候借钱换肾就惨了!
    
    不是西医告知,全世界的中医没有人知道关木通的肾毒性,不知道牛黄解毒片含有砒霜,更不知道砒霜超标多少,想来让人毛骨悚然!我们的政府竟然在鼓励、包庇中医药的毒性膨胀,而不是用科学去规范中药,这很可怕。北京同仁堂的龙胆泻肝丸等药了害死10万人,政府不管。某解放军肾病研究所,每天有成千上万人看病,人挨人,挤得水泄不通。在等待区,有一大电视机播放录像,是一个军医老太太,文职 ,胸口5排彩条,一颗星,是少将军衔。她主要讲述中药危害肾脏,提及马兜铃、关木通,内容非常多。人们看后的印象是中药伤肾。有人告到上级,不许该院播放反中医的节目了。
    
    医药,分为医和药。中医理论的阴阳五行是算命的,包括《黄帝内经》等等都是极为愚蠢荒唐的,当然应该扔掉。而中药应该用现代制药原则的一个个程序予以鉴定,这才是对人民对民族负责。可中共鼓励中医药而且大开后门,中药的上市不经过双盲鉴定,这是多么可怕!
      
    严肃的医疗统计表明,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肝炎国家,其致病的最大原因是中草药而不是乙肝。中草药是国人肝肾衰竭第一原因。这些年中药的重金属问题、无耻添加西药违禁成分问题、毒副作用不明问题造成大量严重医疗事故,所有中药都未经起码的提纯成分分析和相关检测鉴定,所有这些中草药的严重毒害都是英美甚至香港医药管理部门揪出来的,中医和国内医疗机构根本不知道,这才是最可怕的。
      
    中医连阑尾炎都治疗不好而死人,而西医都能进行肝脏肾脏移植了。事实在那里摆着,有了如此科学现代功效卓著的西医,有人还用落后荒唐的中医给人治病就是骗人了!
    
    三,针灸与食疗 “双盲”皆无效
    
    毛泽东让中医窃取了国家席位,但他本人却不信中医,毛泽东对李志绥说:“我提倡中医,可是我自己不信中医,不吃中药,你看怪不怪。”因此,毛泽东对中医的支持只是政治手腕。毛泽东对中医嗤之以鼻,从毛泽东的诗就可以看出:“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治疗血吸虫病依靠的主要还是西医。1967年5月23日,毛泽东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治疗疟疾的新药。为此,500多名科研人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的化合物和草药,花掉了亿元计的人民币,结果一无所作获。可见,中药是一堆陪伴了中国人数千年的垃圾。
    
    现在多数人承认中药无用,但还有许多人坚持针灸能治病,甚至以在美国开业为例子证明之。其实,美国政府对于中医药(包括针灸)的管理原则是:第一,中药只能作为保健品卖,你不能宣扬它有疗效——这可以减少因迷信中医药而耽误正规治疗事件的发生;第二,你贩卖的中药必须无毒、是安全的——这是作为安慰剂的前提条件。
    
    王澄说:针灸进入美国是因为针灸符合西方的noharm(治疗本身不带来伤害)的医疗原则。结果美国人发现针灸没多大用,现在美国老师已经明确告诉医学生,针灸只作为止痛治疗的lastchoice(最后选择)。即无可救药了,就死马当做活马医,用针灸安慰病人,不妨试一试。总之,认为针灸没多大用处,也不抱多大希望。中国也是一样,病人给西医外科医生千元万元的红包,而支付给针灸治疗4-10元人民币。针灸有多大用处,钱上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王澄说:美国主流医学界认为针灸不能治病,只是止痛的辅助方法。因为无法证实穴位和经络的存在。中国第一个公开站出来说“人体内无经络”的学者,上海生理学研究所的于宗瀚在《人体内哪里有什么“经络系统”》批评经络研究把大把钞票投入深渊,只是经手人揩油而已;中医研究者用尽现代科技手段如放射性同位素追踪、红外线、电阻测量、高振动声等等,企图在血管之外再找什么经络的实质;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宣称用某种现代生物技术验证了经络的存在,但无法获得国际生物医学界的认可。仿佛《皇帝的新装》在中国以非童话的方式上演着,演出了一曲曲旷世闹剧丑剧。
    
    “穴位”根植于经络理论,经络理论皮之不存,“寻穴施针”也就毛无所附。古代的解剖图谱,五脏六腑的形状、结构、大小、比例、毗邻关系都完全是错的。在这样的解剖图谱上标注的经络和穴位,中医不可能据此精确定位,可以肯定,古人针灸都是盲扎。临床常见因为针灸导致气胸、坐骨神经损伤等医源性损害。就是因为中医扎针的医生并不知道他要扎的那个穴位的解剖结构。乱扎一气,焉能不出事。
    
    王献章说:未彻底消毒的针灸能传播乙肝病毒,传播艾滋病,也能传播比病毒更小的其它病原微生物,有时造成瘫痪和死亡。王澄说:中国人的肝炎90%是针灸传播的,是医源性疾病。美国的加州报告,(多数为大陆移民的)华人肝炎患病率是十个人有一个,而对照比较,白人是一千人中有一个。华人肝炎患病率是白人的100倍。
    
    美国人实验针灸后:一是没有发现穴位有特殊的功能,针扎在穴位上和没扎在穴位上效果差不多。二是针灸的止痛效果没有表现出它的剂量性:任何一个被公认的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法都在一定范围里表现出随着剂量加大效果就增大的规律。而针灸没有。
    
    目前美国不少医生认为针灸的止痛作用是通过两点达到的:
    
    1.假治(Placeboeffect)的效果,因为假治本身就有30-35%的效果。假治就是“治疗”的方法本身没有任何作用,但是“提供这个治疗”就会使30-35%的病人“感到”好转。
    
    2.门控理论。1965年,Melzack和Wall两人提出疼痛的门控理论。任何一个真正的疼痛比如膝关节炎痛的信息都是经过神经向大脑传递,让大脑“感受到”这个痛。这个信息传递的强度可以像门一样开大开小被控制。比如皮肤的刺激和情绪的变化都可以暂时把这个“门”关小。也就是说针灸刺入皮肤的痛可以降低那个真正的膝关节炎的痛的感觉。情绪的变化抑制受伤部位的疼痛就更容易理解了。你在路上碰到一人遇难,你不顾一切地抢救他。完事以后你才发现你的胳膊受了伤并出血,但是你在抢救他人的过程中你一直没有“感到”你胳膊的伤痛。这就是门控理论。
    
    说的形象一点,一个小孩被门夹了手,手痛孩子哇哇哭。妈妈捧起孩子的手用嘴吹,用自己的手扶摸孩子的手。孩子就感到好多了,很快就不哭了。妈妈就是提供了假治(关爱)和皮肤刺激两个方法,起到了部分止痛的作用。
    
    如果这就是针灸止痛的真正的原理,那么“针灸学”中全部与穴位和经络的说法和学问全是假的。这种止痛用的针灸的方法也根本没什么可学的。妈妈给孩子吹手揉手的动作还需要学习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2ef7d10102v0uq.html
    
    既然中医不能治病,中医转而搞保健调理身体,中医没有肝功血糖血脂指数,连你是否健康都无从判定,他们怎么调理?调理到什么程度为达标?连急性阑尾炎都扯调理,不是招摇诈骗是什么?
    
    中医同时鼓吹食疗,什么薏苡仁、灵芝、木耳、绿笋抗癌;以至于绿笋价高。其实,食疗是骗人的。要是吃饭就把病治好了,还要医院干嘛?有人说,木耳、绿笋抗癌有疗效。问题在于:疗效不能由医生、病人说了算。医生肯定说自己高明,由他来说就是自我夸奖。也不能由病人来说,因为占出来病人一方面由于对医生的感情而夸大,另外他不是专业人士。绝大多数未占出来的病人可能因死亡、病重或怕事不说疗效不好。所以,需要中立的科学研究机构用科学的双盲方法来检测疗效。薏苡仁、灵芝、木耳、绿笋抗癌的“双盲”使用皆无效。
    
    四,儒学和中医让民主和科学难以在中国大陆生根
    
    中医祸害国人身体还是小事,最可恶的是中医理论荒唐愚蠢却到处传播,让科学难以在汉族落脚。中医危害之大超乎国人想象,其祸国殃民之甚恐怕鲁迅当年也没有完全看清: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不能理性的对待自己的身体,不了解皮肤肌肉骨骼细胞,而是阴阳五行八卦上火缺气胡乱叫唤,如何建立科学意识?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倘若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客观对待,如何能客观对待世界并建立科学的求真思维?
    
    作为儒家和中医源头的《易经》,根本就是一部赤裸裸的算命卦书。《易经》第一章节《乾卦》内容如下:(乾为天)乾上乾下,《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译文为:乾卦:大吉大利,吉祥的占卜。初九:龙星秋分时潜隐不见,不吉利。九二:龙星出现在天田星旁,对王公贵族有利······不论翻译是否准确,你怎么就看出是伟大哲学、伟大自然观而不是占卜算命?
    
    孔丘对《周易》的显微阐幽,使《周易》从一个占筮之书,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总纲。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使民主和科学难以在大陆安家!儒教空洞迂腐充满奴性,多年的传播让国人丧失血性,国人学会忍让甚至阿谀奉承让民主难以安生!儒教和“中医”这两样东西,是科学民主的最大敌人。国人被蒙骗还还盲目跟风吹捧“辉煌悠久博大精深”,但仔细思量,儒家和中医最是空洞甚至荒唐。
    
    鲁迅曾说过:明治维新大半是由西方医学推动的,目的在于废除中医。明治维新被公认是日本走向文明的开始,明治维新第一要务就是废除中医使用西医。日医和韩医来自中国但他们早就废除了,两国现在都使用西医并且受益匪浅!现在全世界范围内谁要使用中医治病就面临谴责,典型事例是姚明骨折后仅使用中医做辅助治疗都受到美国人一致反对。目前中医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过街老鼠,属于人人喊打的对象,有人吹嘘中医在全球被重视纯粹是谎言,大家不要上当。
    
    医药事关人命,落后的就要淘汰,切不可因是祖宗传下来的就作为“国宝”盲目追捧,裹脚布和大辫子在中国也流传多年,怎么不保留?汽车飞机火车自行车都是西方来的,热衷保留中国传统的中医们出诊是坐车还是保留传统骑毛驴呢?中国人过自己独有的端午节和中秋节,这些风俗传统全体国民在弘扬。我们看医生是为了治病,结果却以弘扬民族传统为借口使用无效中医而不顾病人的死活,实在该骂!
    
    我们尊重老人尊重祖先,但切不可盲目崇拜祖先,在精神文明领域我们的祖先是乏善可陈的,不可盲目推崇。只有懦弱、愚昧、懒惰的人才总是吹嘘祖先。韩国人的《东亚通史》:“中国人其实是非常懒的一个民族,这里的懒不是手脚懒惰,而是思想懒。中国人手脚是勤快的,手脚勤快是被生活逼迫的。正是思想懒惰才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原始低级和愚昧腐败。由于思维的惰性,造成了意识的惰性,缺少周密的计划和精细的做事风格,进而造成行为上的漫无目的,没有理想,没有人生的方向,就像一个无头苍蝇,纯粹为了活着而活着。”
    
    中国人只有放弃妄自尊大,彻底抛弃害人的儒家和中医这两样东西,现代文明才能在中国传播并扎根。我们更要勇敢承认落后并谦虚向西方学习,尤其要学习他们理性、客观的思维方式,建立务实求真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才能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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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融入文明世界的启示
    提要:没有科学素质的人去追求民主是缘木求鱼。民主启蒙和科学启蒙同等重要。
    作者:叶明星
    
    现代医学是起源于古希腊罗马,在欧美发展起来的科学产物,所以又称为西方医学,也是人类唯一共有的医学。在现代医学推广之前,世界各国都有与其文化密切关联的传统医术,近代以降逐步为西方医学所取代。日本的新旧医学变迁是一个典型。
    
    公元414年日本允恭天皇患病,召韩国医生治病,从此日本乃有韩医方。513年引入中医,“以后关于医药的教养,悉依唐制。”16世纪开始,由欧洲传教士传入西洋方医,但影响很小。
    
    当丰成秀吉于1592、1597年两次入侵朝鲜,连陷釜山、汉城、平壤等要地;后由于朝鲜军民的抵抗和中国明朝派军应援,遭败绩。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实行严厉的锁国政策,只许荷兰人在长崎的出岛通商,此地遂成为“兰学”传播的基地。
    
    1685年、幕府突发善心解禁了西洋书籍、兰学领域的出版物数量也达到了数千部、为日本人在当时就达到了平均80%左右的识字率作出了部分贡献。对于日本医学的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日本人可以合法地买到西方医学书籍了。日本人将其中主要的、来自于荷兰的西方医学称为兰医。其中作为西方医学基础之一的解剖学知识自然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渴求西方科学知识、充满好奇的日本人眼中。
    
    日本人惊呆了。他们眼前的兰医解剖学所表达的理念、竟然和他们已经笃信了千年、早已烂熟于胸的汉方医即中国传统医学对于人体内部结构的理解大相径庭。但无论怎样、人体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内部结构。如果同时存在两种解释、那么必然只有一方是正确的、或者至少、只有一方是更加精确的。但日本人并未采取批判行动。
    
    18世纪兰学大盛,许多日本中心主义的国学家同时也是兰学家,对西方充满敬意。他们对被禁的基督教充满了热情,偷偷地弄到中译的传教士的著作,甚至借用利玛窦关于基督教优于儒教的理论,来论证其神道优于儒教的学说,并公开主张日本要向各种文化广泛学习。
    
    1759年,著名汉方医学者、古方派代表人物山胁东洋(YAMAWAKI TOUYOU)呕心沥血5年出版了一本在日本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藏志》(“蔵”即“内脏”)。因为对汉方医的阴阳五行说产生了怀疑,从1754年开始、他想方设法得到了京都所司代的许可,在参考学习西洋解剖书籍的基础上观察死刑犯的尸体并加以解剖,现场记录人体器官的真相并描绘插图,还与古代传统医学书籍进行对比。这本书开启了日本医学界以实证方式从事医学研究的新风气。
    
    什么叫做实证?被山胁东洋的人体解剖观察所实证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日本人的人体内部构造与西洋人没有区别。今天的人们或许会发笑。然而请扪心自问:在没有亲眼见过人体内脏,也没有发达如今日的仪器设备的那个时代;你如何证明黄皮肤黑发黑瞳孔的东方人和白皮肤金发碧眼的西洋人的内脏没有区别?山胁东洋将其亲眼实证的内容绘制成了九藏图,并且指出了汉方医的五脏六腑观的诸多谬误。山胁东洋以日本国内的首次人体解剖、一举证明了兰医解剖学的正确性。
    
    山胁东洋的成就轰动了日本医界、其冲击波令当时二十来岁的年轻医生杉田玄白(1733-1817)的思想发生剧烈震荡。他也对阴阳五行和五脏六腑等传统汉方学说产生了怀疑。
    
    1771年3月4日杉田玄白等三人带着《解体新书》和汉籍医书前往刑场,亲自解剖死刑犯的尸体,并据此证明了荷兰版医书的正确性。比如肺部,汉方医书写着“肺六叶两耳,肝左三叶,右三叶”,而实际情形是“人体肺右三叶左二叶;肝右大左小”。兰医图绘分毫不差。震撼之余,三人决计一同合作将这本医书名著译出。经4年的努力,1774年日语版《解体新书》终于出版,纠正了中医传统理论的错误,推动日本医学水平往前跨出了一大步。而且出现在《解体新书》中的一些词汇直到今日依然具备活力、甚至被反向出口到中国。譬如医学用词中常见的“神经”、“动脉”和“筋肉”(肌肉)等等。
    
    日文版的《解体新书》出版,立即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打破了对中国的传统崇拜观,确立了西洋文明崇拜观;致力于兰学学习的人群队伍越来越壮大,甚至农民和村民等下层民众都拥有了学习场所——寺子屋(TERAKOYA)。寺子屋的教学由武士或医生们担任,这种形态在日本全国扩散了开来。
    
    杉田玄白在翻译《解体新书》的1773年写了一部《狂医之言》,用问答的形式对汉方医提出了批判。他在书中写道:“若连人体构造都不了解,又如何医人?”他指出:荷兰的解剖学书籍的内容与他在观看解剖死囚尸体的过程中所见到的人体状况完全一致、没有丝毫差别。杉田玄白推崇兰医明确、科学、可重复、可验证的优越性,同时对所谓的中医药源远流长的历史进行驳斥。他认为中医药学问虽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但却缺乏切实可操作的理论来进行指导,往往会出现因人而异:十人十见、莫衷一是的含糊景象;相比之下兰医严谨精确,百人同症,疗法如一,对症而治,百人皆愈。杉田否定了“中国中心论”,形成了“西洋中心观”。他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
    
    18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实现了由传统世界秩序观到现代世界观的“无形”之变,开始了以摄取西方文明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而同时期的中国,则仍陶醉于“天朝意象”之中,难以自拔,这使得两国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已经存在一个不小的“时间差”,直接导致了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命运。在差不多250年后的21世纪初叶,在中国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上,围绕现代医学和中医的争论还在如火如地进行中,好像中国人还生活在原始丛林中,必须吃草不可。
    
    1867年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把大政奉还天皇,但不愿归顺的东北诸藩掀起了对抗新政府的“戊辰战争”。战事非常惨烈,与传统冷兵器时代的打打杀杀不同,彼时作战双方已普遍使用枪、炮等现代兵器,造成的伤亡很大,特别是由于枪创伤导致大量出血、感染破伤风的死亡率极高。对此,随军的汉方医生却束手无策。政府军首脑西乡隆盛从英国使馆招聘西医随军出征,挽救了大量伤员,不但大大降低了伤亡率,轻伤者还能很快复原重新成为战力。西医在外科手术与临床诊疗的神奇功效,使新政府军政高层深受震动,内战结束后,引进学习西方军医制度和改革传统医疗体制成了明治政府一大急务。
    
    1868年12月,根据天皇的旨意,全盘实行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医疗卫生体制,出台《太政官布告》,规定今后在日本行医,必须通过国家医学考核才能获得执照。1874年颁布《医制》,规定中医不得授徒或开学校,只有学西洋医学的人才可能拿到医师执照。开业医师资格考试科目全是西医内容;汉方药馆被废止,禁止汉方自由买卖,严格控制“处方权”,有西医执照业者才能开中药。针对当时汉方医生占绝多数,西医人才稀缺的情况,明治政府采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积极培养本土西医人才。到十九世纪末,日本本土西医人才大量涌现,医学技术迅速赶上欧美水平,反过来成了中国的学习对象。
    
    于是,中医成了落后、保守、愚昧的代名词,甚至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伪科学”遭到无情抛弃,而西医则代表着先进、文明,成为近代日本知识界的普遍共识。1945年以前,日本人看到朝鲜人还在用中医药,骂朝鲜人是野蛮人。二战后,韩国官方废除了中医药,但民间盛行中医药。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否定了中医,1949年后的台湾不承认中医是医学,台湾把中医药叫做“民俗技艺”。毛泽东却使中医窃取了国位,要全民吃草,以致气功特异功能横行,出了各种气功修炼派,使中国融入文明世界困难重重。今天中医只可以在日本民间流传,没有任何一个“汉医”可以取得政府的行医执照。所以鲁迅说,“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知识”(《呐喊》自序,1922)。日本人摆脱愚昧后,自然地过上了文明的生活,成了世界最干净的国家。
    
    中国人是以色列人的后裔
    作者:夜明星
    
    丛日云说:所谓的中国五千年文明是宣传,不是真实的历史。在学术界,文明是有公认标准的。就是出现文字(不是象形符号)、青铜器、城市或国家,按公认的标准,中华文明的历史也就是3500年左右。从商代算起。夏朝是否进入了文明,由于没有可靠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为根据,我们目前只能存疑。
    
    实际上,所谓五千年文明是指人类五千年文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大约五千到五千五百年,古印度和米诺斯文明大约四千到四千五百年,中国大约三千五百年。
    
    在古代几个重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相对后起比较年青的一个。比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晚二千年,比西方文明要晚大约一千年。但西方文明是第二代文明,因为它是在继承西亚和埃及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MDM5OTMwNw==&mid=2247484646&idx=1&sn=743e0fc6474577f8a1b5aedb943ef832&scene=23&srcid=0805EH6NlJoNSjWR3I5cou5k#rd
    
    而中华文明是西亚人东迁的结果。
    
    东轩馨闻《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隐瞒“三星堆”研究》指出:
    
    如果说1960-70年代向世界豪言:中华文明是原发性的可与埃及和两河流域媲美的璀璨文明;那么,自从三星堆文化堆积被发掘以来,这个说法就自相矛盾了。因为: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产生一个重大的定论:中华文明可能是来自于西亚文明。
    
    其实这个问题,西方学界早就提出来:中国的28宿、阴阳概念、农历、青铜铸造技术,在西亚地区先于中国就已存在。为此,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世界文明同源说。对于这个学说,中国默默反对,不讨论,不发表论文,发表此类论者非癫即坏。但盖子是捂不住的。
    
    中国其先的文化,有仰韶、河姆渡、红山、良渚。属仰韶的半坡文化近于最古老,约6000多年,半地下室式的,遗存除了一些粗陶,找不到文明的影子。河姆渡约5500—6000年,有稻谷,无甚文化。红山文化5000年,文化程度高一些;良渚文化4000——4500年,更先进一些,玉器较精美。但所有这些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相较,都相形见拙。
    
    三星堆是中国文明平地一声惊雷。三星堆文化可溯及4600年,延续至3000年前。史家公认,它是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同时期的中原根本就找不到这样丰富的文化堆积。甲骨文最远3500年,妇好墓3200年,后母戊大方鼎3200年,毛公鼎2800年。三星堆的青铜器的制造水平要高于同时代的中原地区,很可能中原的铸造工艺更多的受到三星堆的传播而不是相反。
    
    看过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和黄金面罩的观众深受震撼,这些人物的面部特征根本不像华夏族!更像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而且这个文明在浩瀚如烟海的中国古藉中根本找不着记载,反向证明三星堆文明远于商周文明,它是文明的传播者而不是相反。也许中国文明的正源在三星堆。
    
    人类学与考古学已经证明,十五至二十万年前,线粒体夏娃出现在非洲,十万年前,现代智人走出非洲,他们进入中国的通道不可能是阿富汗的瓦罕走廊至喀什,也不能从伊里塞湖畔进入阿克苏。而是沿着温暖的路线从中亚进印度,再至缅甸,然后,沿两条路线进入中国,一条是沿横断山脉的三条主脊进入青藏高原,其中一支染色体突变者留在了羌塘盐地,受严寒压迫,向东迁徙至青海湖东南方向的绕茶卡盐湖的河湟地区,这是比流淌着奶与蜜的巴勒斯坦富饶一百倍的人类伊甸园。这一民族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羌族,此民族最先驯化牦牛和羊,与其它民族交换盐与畜类,进入山西盐池,融汇成汉民族的祖先华夏族;另一条,沿越南沿海进入中国广西,沿海岸线上溯,到达中国东部,形成了百越族。
    
    羌族的迁徙路线很多,有进西藏自治区成为藏族的祖先,有进云南成为哈尼族、彝旅、白族的祖先,重要的是,还有一条重要的迁徙路线就是从河湟地区迁往茂县汶川,定居在岷江两岸,成为中国羌族人口最多的地区,目前,汶川县称为羌族自治县,这里生活着中国最古老的羌族的后裔(最古老纯正的羌族生活在甘肃)。
    
    而三星堆的研究成果显示,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在茂县。2009年修复地震震坏的汶川县布瓦碉群发现了“布瓦遗址”,距今4800年,认定为三星堆文化源头。而汶川山高水急,不可能有原发性的文化,因此,源头也在青海的河湟地区。也即是,三星堆文化与羌族在五千多年前共同自青海甘肃进入四川岷江流域地区,三星堆的先民创造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三星文明。
    
    因此,可以判断三星堆文明来自于西亚。
    
    下面的图片多为金沙遗址,见: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TE5NzQyNA==&mid=2650622637&idx=3&sn=5ac25dd92151540ae0f6d6c2384cae62&scene=23&srcid=0802q9mBlAEcPLBhZPAuRHa0#rd
    
    作为补充,二十世纪的传教士陶然士在中国汶川地区考察羌族时,发现羌族敬唯一神,尚白,以羊为祭,涂血于门框,有祭司,认定为以色列第12支失散的民族。其后的传教士、华西协和大学的人类学家葛维汉不同意陶然士的看法,他戏剧性地参与了三星堆早期的发掘,然而没有看到1980年代出土的祭祀坑,如果他看到了这些有着明显西亚人面容的高鼻深目的面具,下巴一定会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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