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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袁世凯错失百年机遇
(博讯2015年11月30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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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件决定性的大事:袁世凯称帝。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机关算尽的袁世凯要不是自己称帝,而是推举“孔圣人”的后裔衍圣公出任世袭的中国国家元首,自己仅仅扮演摄政的角色,则会获得更大的回旋空间,并可能成功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的稳定制度。从而使得中国避免巨大的社会崩溃、动乱,早日建成第三期中国文明。
    
    (一)
    
    1911年10月10日清政府新军陆军第八镇兵变,引爆武昌起义,并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后相继有多个省宣布独立,支持反清;为取得交战的合法地位,各方反清势力均主张组建中央临时政府。清国知道清国国内,仅有北洋军可以抵抗叛军,于是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镇压起义,但荫昌无力驾驭北洋军。奕劻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英美等国公使也建议起用袁世凯,载沣见内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唯有于10月14日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派其南下压制起义,袁世凯一面奏请清政府停止进攻,一面表达善意,让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议和。革命党人、相继独立的各省、海外华侨则都希望袁世凯赞助共和,他们中有的希望袁回旗北向对付清廷,有的发出推举其担任筹备中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邀请。
    
    如10月27日,黎元洪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11月2日,伦敦和芝加哥华侨电报,称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11月9日,革命党人黄兴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将袁世凯与拿破仑和华盛顿做类比,表示若袁能直捣黄龙,南北各省都会听命于他;11月12日,黎元洪又向袁世凯表示,只要袁“能来归”,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就非袁莫属。
    
    另一方面,10月29日张绍曾等将领联名向清廷施压,请求朝廷尽快立宪,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独立各省立宪派的诉求,史称滦州兵谏。兵谏次日,清廷宣布特赦国事犯(即政治犯),解除党禁。11月1日清廷又宣布解散满人皇族内阁,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资政院于11月8日推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从南方抵京组建组阁,11月16日以汉族人为主的袁世凯内阁名单公布。11月26日,北洋军一举攻克汉阳,这样既能给清政府内部主战派有所交代,又能迫使黎元洪谈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意调停战事,愿意促成袁世凯内阁与黎元洪停战议和。在起义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有意停战,并于11月30日达成停战协议。
    
    12月2日,《时报》发表袁世凯的政见,他呼吁各方以大局为重,满汉两族冰释前嫌,主张清廷君主立宪,以避免国家分裂,他会与进步党中的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通力合作,使各事都能处置妥当。他说:“······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各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矣。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
    
    (二)
    
    1914年3月31日,袁世凯颁布了民告官为特色的《平政院编制令》。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
    
    袁世凯称帝的理由之一是:中国缺乏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1915年夏,北京政局动荡不定,共和政体以来乱象不断,《二十一条》刚交涉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8月3日,由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袁安排宪法顾问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从世界形势看,当时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强国亦不在少数。
    
    8月14日,有十三太保之称的杨度和孙毓筠等人成立筹安会,发文支持施行君宪。杨度认为,国家须一元领导才能安定,在安定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指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其一: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易动乱。8月23日,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进京商讨国体事宜,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8月25日,蔡锷等北洋军人请愿帝制。袁克定亦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称帝的氛围。
    
    9月1日,参政院开幕,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施行君宪制。蔡锷、沈云沛、周家彦等人也在同日请愿改变国体。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票决国体。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建议改国体为君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83件。
    
    依参政院起草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的国民代表共计1993人于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就国体变更问题投票,结果全票通过君宪制。当日,各省代表请袁接受推戴书,袁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为由婉拒。当晚,孙毓筠等人又以参政院总代表的名义呈递二次推戴书,称:“······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三)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当日早上,袁世凯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袁接受第二次推戴后,拟定《新皇室规范》:“······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幷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此后,中华帝国进入筹备阶段,欲改年号为洪宪,意为洪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然而蔡锷、唐继尧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行护国运动,西南爆发反袁运动。袁得知消息后,于12月29日下令免去蔡锷等人职务,称蔡锷讨论国体问题时,曾联合北京的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后请假出国就医,怎会秘密回到云南,袁世凯不相信蔡锷欺骗自己,但无论宣布云南独立的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或被奸人捏造,唐继尧、何可澄都应承担地方之责,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所以将他们三人免职,听候查办。原令如下:“······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
    
    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世凯君主立宪制,后来却又起兵讨袁。他表面支持君主立宪,背后却筹备讨袁,蔡锷这种表里不一的可耻行为毫无荣誉感,亦遭人质疑。1915年12月云南起义爆发后,袁世凯组织北洋军征伐滇军,互有胜负。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和日本帝国也趁机活动,日本早在1916年初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动向,袁世凯政权并不符合日本在华利益,因此日本在背后以各种手段支持反袁势力。虽然部分官员及参政院奏请袁世凯早日登基,但随着战势的加剧,人心不稳,黔、蜀、粤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冯国璋于1916年3月18日联合5名将军发密电致各省将军,就迅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同意。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文告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退回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停止,中华帝国随之流产,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
    
    “······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袁还曾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四)
    
    袁世凯在《撤销帝制令》中申明,民国建立以来变故纷乘,忧国人士多主张恢复帝制以结束争端。1913年后,主张帝制的声音不绝于耳,每次都遭他呵斥。1915年形势有变,多数人都说若不施行君主立宪制,就不能救亡图存。且看墨西哥革命后的内战及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成立后争权夺利的斗争(英语:Royalist attack on Chaves),越南、缅甸一定会步其后尘。帝制论者言之有理,各界纷陈来电呼吁帝制。而自己一再声明有维护国体之责,但主张帝制者依然坚持,所以他决定由国会解散国体,大家一致赞成君主立宪。他说,数千年来帝王子孙之祸不断,而主张帝制者本意是巩固国基,然爱国误入歧途足以害国。反帝制者也发表了政见,但不能矫枉过正,危机国家。他望各方摒弃异见、同心协力,神州华裔不应同室操戈。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己,不怪罪他人。
    
    直至袁世凯对内宣布取消帝制都未正式登基,年号洪宪仅在内部流传,对外仍称民国,故袁世凯仍是民国大总统,取消帝制后滇军仍坚持要袁下台。革命党人继续动乱。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退位。5月6日,袁世凯通电陈宧,同意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因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
    
    早在3月27日,袁的身体即出现病状,报载袁病失音,疑系中毒。5月16日,袁的腰和枕骨出现疼痛症状,饮食锐减,不能入寐。5月28日袁病重,颜色憔悴。6月3日病笃,饮食即吐,小便癃闭。6月5日中午袁猝晕,6月6日上午10时15分袁逝世。袁死之日,他的书案上有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尽管他在遗嘱中说“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继任者黎元洪则以“民国肇建,。。。(袁世凯)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命国务院为袁世凯举办一场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国葬。令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殡日全国下半旗一日,鸣炮108响,京师学校当日停课。北洋政府根据其“葬吾洹上”的遗愿,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赶赴河南安阳慎选堪舆,勘定吉壤,最终选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续近两年,由北洋政府拨款50余万银元,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8人募捐25万余银元建成,坟墓被称为“袁林”,冒充圣人,占地近130亩。
    
    (五)
    
    满清入主中原后,中华传统的礼仪风俗和文化思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汉人袁世凯在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上不遗余力,逼满清宣统帝退位之后,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尊崇伦常文》,提倡国民尊崇伦常,他在《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中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纪。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颁布《尊崇孔圣文》,并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8月颁布《暂行祭祀冠服制》,这是一部以明代祭服制度为主体,结合“周制”概念拟订的祭祀冠服条例,恢复汉服式祭服,并于同年冬至在北京天坛举办具有汉人政权特色的祭天典礼。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又颁布《祭孔令》,明令中央和各地方须在孔子诞辰之日举行祭孔活动,并于28日举行中华民国官方首次“官祭孔子”活动,又令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1914年11月3日,袁世凯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称“忠孝节义”为国粹,指责乱党破坏中国社会秩序:“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
    
    另外,华人四大节日与春节的设立也与袁世凯有关,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有关史料记载,中国春节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而现行的春节历史却很短,1913年,袁世凯批准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从1914年开始实行并延续至今。
    
    (六)
    
    袁世凯临死前总结自己的错误说:“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历事时多,读书时少,这说明在于他的行为中,国家主权压倒了思想主权,因此错失百年机遇。
    
    在《袁世凯登基100周年纪》里,谢选骏写道:
    
    我觉得,我们离开解释“为什么袁世凯以后一百年来的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越来越近了。
    
    那就是中国需要一个精神领袖,也需要现代宪政。但是这两者必须分开,不能集中在一个”皇帝“身上。
    
    没有精神领袖,中国就会一放就乱。
    
    没有现代宪政,中国就会一统就死。
    
    皇帝制度解决不了这个难题,“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同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初年,反革命分子梁启超曾经预言:中国革命一旦爆发,必将延续百年以上。果然,辛亥革命之后将近百年,中国迄今还在不断流血,不仅海峡两岸经常兵戎相见,而且大陆中国也不断流血,1989年的六四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偶尔露峥嵘。这种百年革命如果连上1850年开始的长毛和捻军,就显得更加漫长。这种悲惨处境的规模巨大,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是空前的,它迫使中国不得不继续革命,也迫使我们不得不继续思考有关继续革命的话题。
    
    思考“不断流血的革命”,使我在1974年以前成为一个“社会分权”、“互相制衡”的信徒,认为社会的活力来自分权的现实以及随之而至的“制衡与竞争”。那时我崇敬希腊,景仰立法者梭仑──并对历史学术形成浓厚的兴趣。
    
    但是1974年的批孔运动使我燃起了对于古典的热情,并逐渐趋向于社会等差的礼制信念,我认可定先秦精神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脱离惰性、走向自新的可行指引。
    
    时光冉冉,到了1984年,我已经可以较为客观也就是较为超脱地看待社会分权与社会集权等问题,因为我发现,无论分权集权,都是实行并贯彻社会动员的手段;如果分权可以更加有效地动员一个社会的力量,这个社会就倾向于分权;如果集权可以更加有效地动员一个社会的力量,这个社会就倾向于集权。其中并无一定之规,因为长期观察任何一个社会,都可以发现它在分权集权之间来回摇摆的事实,尽管不同的社会其分权集权的倾向各有不同,但就其自身而言,却是在不断地摇摆之中。
    
    一般说来,多国环境需要进行国内动员,所以容易促成社会分权发展。因此从长期历史观察,单纯的分权倾向与单纯的集权倾向都是不可取的。任用其中一个倾向──不足以使他的祖国摆脱历史的沉疴,直趋复振的朝圣之途。
    
    这种历史精神觉醒使我萌发了一个新观念:新的战略,不仅仅停留在“并用〔兼顾〕分权措施与集权措施”的理论水平;它应深入“交替发展分权实践与集权实践”的政治堂奥。交替式的极端发展──废弃了兼顾式的中庸之道。
    
    那时我对自己说:勇敢的人们!要是我们只能停留在两千年来〔集权式的、压抑的〕的生活状态或精神状态里──试问,我们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思?
    
    第一步为分权,以驱散那“借集权之名而肆行的腐败”。第二步为集权,以便在腐败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结构。第三步是从业已制度化了的分权结构──日益归于世界性集权的大趋势之中。从而在根本上弘扬中国之精。至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想,首次成为有积极意义的实践指南。〔前此的这类企图都是早产儿〕关键在于“可塑性”──不要死抱住某个“模式”、“道路”、“理论”,以至一道沉沦。
    
    要认清它们的工具性质。要善于更换工具,对于一个具有伟大前程的民族而言,与某种工具一道沉沦、毁灭是可悲的,也是可笑的。
    
    分权不是目标,集权也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在于追求活力;在于追求活力〔反抗增熵趋势〕的激励下进行运动,在不断“完善”的运动中显示活力、以活力自娱······
    
    1984年4月20日,我写下了《中国新王国的战略图景》,首先谈到了“民主也就是分权的口号,具有革新社会的功能”,是“唤魂之始”,即社会动员的第一阶段。其次,任何民主革命或民主运动都会随后经历一个反动时期,其表现是“集权的实践与秩序的重建”。但与此同时,“民主的分权的实践与唤魂术的普及”却在潜入社会的每个细胞,最后造成一个不同于“中王国”也就是秦至清两千年大一统帝国的“新王国”。“新王国”远离“中王国”而接近先秦的“古王国”,可以成为“宪政中国”、“中国宪政时代”,以区别于“中国王政时代”〔古王国〕、“中国帝政时代”〔中王国〕。宪政中国比王政时代更比帝政时代为民主,但在世界范围内,其作用如果发挥开来,却可能导致集权倾向的加剧。
    
    http://www.barnesandnoble.com/s/xuanjun++xie·_requestid=236307
    
    我觉得,我们离开解释“为什么袁世凯以后一百年来的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越来越近了。
    
    那就是中国需要一个精神领袖,也需要现代宪政。但是这两者必须分开,不能集中在一个”皇帝“身上。
    
    没有精神领袖,中国就会一放就乱。
    
    没有现代宪政,中国就会一统就死。
    
    皇帝制度解决不了这个难题,“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同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http://www.barnesandnoble.com/s/xuanjun++xie·_requestid=236307
    
    (详见以上网址)
    
    袁世凯错失百年机遇!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机关算尽的袁世凯要不是自己称帝,而是推举“孔圣人”的后裔衍圣公出任世袭的中国国家元首,自己仅仅扮演摄政的角色,则会获得更大的回旋空间,并可能成功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的稳定制度。从而使得中国避免巨大的社会崩溃、动乱,早日建成第三期中国文明。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5/11/2015113014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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