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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则奋:后政改年代革命意识抬头
(博讯2014年12月04日发表)

    
    社会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确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今次历时超逾两个月的占领运动,由戴耀廷构思的「爱与和平占中行动」甫宣布开始便迅即转化成为「雨伞运动」;在689政权假借「法治」之名以私人民事禁制令掩盖警方赤裸裸在旺角暴力清场后,又催生更为无政府主义的「全民鸠呜革命」;加上「双学」为求突破困局,转趋激进,不理五方平台内主流民主派的反对,独自把运动升级,号召支持者包围政总,因准备不足、计划有欠周详和缺乏强大民意支持,结果只变成警民冲突的乱局,都在在说明,政治运动自有其发展逻辑,不是任何持份者可以轻易主导方向。
    
    以梁振英为首的特区政府,一直主张以武力强硬对付示威者,9.28滥放催泪弹甚至准备开枪镇压,以及10月3、4日勾结黑帮势力企图暴力清场,都是铁一般的明证,毋庸置疑。即使习近平与奥巴马达成默契,下达「不流血」的最高指示和责成特区政府全权负责处理违法行动,以换取美国政府不高调支持香港「雨伞运动」,梁振英仍然死心不息,寸步不让,不改强硬对付示威者和民众的本色。
    
    过去一个星期,在「法治」的幌子下,名为协助禁制令申请者和执达吏清除障碍物和恢复社会秩序的警察,明显已获授命滥用公权,奉旨武力对付占领者和示威群众,肆无忌惮的姿态和凶残暴戾的程度,令人发指,已经激起民愤。仇恨的种子已经根植民心,尤其是年轻的新世代,社会赔上的代价,不仅是消灭了一支曾经获得广大市民信任和廉洁高效的警队,还有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威信。
    
    如果说运动已经变质,人们不会异议,但那亦是689政权一手造成的恶果。现在问题的关键的确再非政改争拗,因为梁振英坚持不让步,按照人大常委会8.31决定的框架制订的政改方案,一定不可能获得通过,再展开所谓第二轮政改咨询,实属多余。
    
    在后政改的年代,港人别无选择,除了拒不合作,全面抵制特区政府外,更进一步的想法,就是推翻不得民心的政权。事实上,革命的意识已经开始在社会上蔓延,尤其是在年轻人心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流血在所难免,所以和平非暴力斗争的信念开始受到质疑。对一些人来说,反对暴力只是策略的考虑,再非原则的坚持了。
    
    在运动阵营里,常有「毋忘初衷」的说法,而所谓初衷,大抵就是狮子山挂旗后遍地开花的「我要真普选」口号了。不过,「真普选」的含义各有不同理解,最保守的民主党视之为不排除不同政见人士参选;占中三子则认为是国际标准;意图兴邦建国的城邦派主张立法会议员提名;但在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心目中,非有公民提名,不可确保普罗市民选择的权利。
    
    好不容易,泛民各方各派才在电子公投中达成共识,通过支持「三轨制」,理论上已兼顾建制派和民主派及各党各派的政治利益,但人大常委的决定一出,政改又打回原形,动弹不得。
    
    其实,人大释法把《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规定的三部曲改成五部曲,早已非依法治港。五部曲中的第二部原先规定人大常委会只有赞成或否决特首报告提出政改建议的权力,却又杠上开花,越俎代庖,限定未来的特首选举必须符合三项规定条件。
    
    说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不能修改根本不符事实,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是宪制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完全可以召开特别全体会议,撤回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最荒谬的是,人大常委会虽然在宪制上权力大于本港的立法会,但如果政改方案不获通过,实质上也等于否定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可见梁振英政权所谓人大常委会决定不可更改的说法,只是自欺欺人卸责的借口,而非依法治国的事实。
    
    不过,解铃还须系铃人,以本港现时的畸形政制设计,如果不通过革命,依法推行政制改革,要打破目前的死局,亦只有特首有此权力。须知道,压在香港政制民主改革头上的大山,除了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外,最主要就是立法会的建制帕特别是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没有三分二立法会议员多数通过,任何民主方案都是徒然的。只有特首可按照《基本法》第50条赋予的权力,一旦拒绝签署立法会再次通过的法案或立法会拒绝通过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解散立法会。立法会一旦解散重选,便有机会重新洗牌,为民主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但与民为敌的梁振英,会为社会整体利益放弃自己连任的机会吗?答案不言而喻。为实现民主理想,看来除了革命,或者迫使梁振英下台,别无他法。
    
    来源:信报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4/12/2014120410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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