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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儿童被拐问题的社会伤痕
(博讯2014年10月29日发表)

     边界 评论员
    
    边界:儿童被拐问题的社会伤痕


    大陆可能是唯一一个失踪不需要失踪24小时就立案的地方。
    
    最新的刑法修正案,拟规定收买被拐妇儿一律算犯罪。多年来,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众多寻子联盟,他们提出的口号就是「买卖同罪,严惩买家」,批评现有刑法规定,公安机关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时,买方只要不阻碍解救或虐待被拐儿童,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导致收买市场的庞大和拐卖行为的猖獗。
    
    没有买卖,就没有拐卖儿童的罪恶,被拐儿童经常意味着一个正常家庭的破裂悲剧,陈可辛的大热电影《亲爱的》就是根据民间打拐的真实故事改编。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台词还「惊动」了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官员,他强调影片中反映的「失踪要等24小时后才能立案」的说法并不准确,从2009年4月起,接到儿童失踪或者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妇女失踪报案的,公安机关应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这也让陈大导演非常惊讶,大陆公众舆论对「24小时立案制」的敏感和「官僚」的价值评判,他表示,全世界几乎都是失踪24小时后才立案的,因此不认为失踪24小时立案是制度的问题。他也谨慎地推断说,大陆可能是唯一一个失踪不需要失踪24小时就立案的地方。
    
    不需要24小时立案,中国警方反应看来很高效,不过在反应机制背后,既有寻子联盟多年民间自发集结施压的结果,以及当局维稳工作的需要。上周广州、深圳各有一名两岁左右儿童被拐,结果四十多个小时已被警方从异地成功解救。究其原因,除了庞大网络便利的消息传播,以及公众相互守望的协同效应,警察第一时间接警,这么多年密布街道的天网监控系统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协助警方辨别犯罪嫌疑人。事实上,由全国各地丢失小孩的家长组成的寻子联盟,常年在各地集聚,上街巡游呼吁公众关注,参与上访,在拐案高发地深圳、东莞等外来工密集地区,政府当局和警方尤其戒备,担心此类群体性事件影响维稳政绩。因此,自2009年1月,中央综治办会同公安部,将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工作纳入对各省社会治安综合考核评比之中,发起打拐专项行动,建立了「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DNA数据库」,宣告打拐工作进入中国的高效运作维稳体系。
    
    另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则是中国多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儿童拐卖问题。如果说,「儿女双全」、「养儿防老」、「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的传统观念造成了买方市场,那被拐被卖的儿童,大多发生在外来工家庭,据报道在昆明等地个案中,有的外来工父母因为小孩超生问题而不敢报警,也有亲生父母担心罚款问题而卖掉超生的亲生小孩。更恶劣的个案,则是被媒体曝光,在湖南、贵州等地福利院发生的系统性「买卖」孤儿。据已经「流放」到香港的资深媒体人庞皎明(笔名上官敫铭)在海外出版的《邵氏弃儿》披露的详尽故事,在2002至2005年之间,湖南邵阳部分超生女婴因无力缴纳超生罚款等种种原因,被当地计生官员抢走,在公告中称之为「弃婴」送进孤儿院;院方在收取巨额收养费后,将其以孤儿的名义交给美国收养家庭收养,每送养一名孩子,福利院可获3000美金赞助;此后,许多家长寻女多年至今。
    
    按照不同的统计数字,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不完全统计有20万人左右,找回来的大概只占到0.1%。另一个成为公众记忆伤痕的事件,则是2007年披露的山西黑煤窑非法童工事件。 《南方都市报》点评山西奴役非法被拐受骗童工现象的一则评论,揭露出背后的荒诞现实:「山西当地普遍存在的黑窑黑工,并没有基层政府及时施手整治,甚至还有当地劳动监察人员将获救的黑工转手获利,地方公安也一度以管辖不当拒绝施救。于是,这一罪恶蔓延的黑工链条,直至失亲的父母孤身寻找,义愤的媒体深入调查,所谓「非常震惊,令人发指」的罪恶才得以昭示。基层政府保护公民的主动救济,竟然落后于家长与媒体的『越俎代庖』。 」
    
    在福利院「买卖」孤儿、黑煤窑童工的报道披露之后,很自然引发公众的集体愤怒、声讨和反思,然而,全国媒体很快被遏令终止跟进报道,维权律师们发起的国家赔偿之路也被堵死。
    
    在儿童被拐问题上的社会记忆伤痕,依然历历在目。事实证明,只要维稳需要,制度性黑幕还会继续遮蔽一切。
    
    来源:东网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4/10/2014102911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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