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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彼得:依法治国注定是一场技术性改良
(博讯2014年10月21日发表)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
    
    杨彼得:依法治国注定是一场技术性改良


    不对违法的法作出修改甚至予以废止,依法治国就显得缺乏诚意。
    
    世人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会议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此前舆论前瞻会议,谈希望,提建议,很是热闹。有专家说,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不能把党的政策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有报纸发表社论强调,依法治国首先在于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人民日报客户端也认为,「四中全会攻坚权大于法。
    
    殷殷期待,恰恰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这种期待充满革命性的想像,想像党的政策不再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想像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规范约束,想像不再权大于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四中全会研究推进的依法治国不可能是一场革命,它可能会推动某些进步,但它注定了只能是对中国执法、司法以及权与法、党与法关系的某种技术性改良。
    
    非革命性,是指中国共产党所要全面推进的依法治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党的领导权与依法治国构成一个巨大的内在悖论:当党的领导成为一项宪法原则,则所谓「不能把党的政策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如果党能够随意修改宪法,宪法到底有多大的原则性,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既然宪法赋予中共以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地位,而且对这种领导权不作任何定义和界定,则何为「党的政策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也就没有任何标准。
    
    也就是说,依法治国是党的领导下的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本人都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就意味着「依法治国」的工具地位。党的领导才是最高、最后的权威,它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法的最高、最后权威,也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依法治国了。
    
    党的领导,也可以解释「权大于法」为什么在中国广泛存在,而且成为一种所谓「体制机制障碍」。权大于法,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实际上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体制与制度层面,一个是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层面,在这两个层面都存在权大于法的普遍现象。党领导国家、领导司法,这是一种体制规定性,受宪法保护。某些重大案件,法院判决方案实际上要向党委请示。党还通过内部通知或指示,限制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
    
    党的领导权衍生出更多体制问题,以及大量的实践问题。虽然宪法和法律没有白纸黑字指定司法受政府领导,但在权力运行实践中,司法处于政府从属地位,比如在行政级别上司法比政府低半级,司法机关受同级政府财政预算供养等。从观念上说,很多党政领导干部视司法为党和政府的一个专门业务部门,习惯于俯视。党政官员搭党的领导权便车的情况也很普遍,他们滥用自己的权力优势地位,干预司法或者向司法施压,属于个人腐败行为。
    
    现在中共意图「全面推进依法问题重大问题」,我们不必怀疑党改革的诚意,但是想要党自我革命,放弃自己的领导权,也是不现实的。宪法授权中国共产党以领导地位,这种领导是全面的、未受限制的。如果党愿意,或者觉得必要,它也可以马上修改宪法。但至少目前党不准备放弃自己的领导地位,也没有感受到这种必要。相反,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我们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这是法为党用,而非党被法治。
    
    既然党领导依法治国,则想要靠依法治国来消除权大于法,就不切实际。因为党的领导是一种超级权力,其权威性高于法律和司法,这是中国的根本制度,十年二十年改不了。
    
    但这并不是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只能无所作为,相反中国共产党还是可以对中国的法治有所完善,从而更加接近依法治国。党的领导权不会受到约束,但对于政府权力、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力还是可以进行规范限制。对于政府的执法行为,也可以加强给予进一步规范。司法体制本身也存在改革的巨大空间。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两个重大课题。通过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可以减少地方权力对司法的干涉。通过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同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可以使司法的责任维度体现出来。
    
    检验中国依法治国是否有所进展,可供观察的点很多,但根本标准只需两条:一是政府是否被完全置于法院管辖之下,二是人民是否拥有完全的诉权。依照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只能管辖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政府的法规、规章、政策性文件不受法院合法性审查。党和司法机关有很多文件和通知,严格限定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从而剥夺了人民的诉讼权利。比如大家征地拆迁纠纷,人民无权诉诸法律,而法院也被通知拒绝受理。如果不将政府完全置于法院管辖之下,如果不还完整诉权于民,所谓依法治国就只能是空话套话大话。
    
    顺理成章地,看依法治国的进展应该还有一个重要指标,那就是国家是否对法本身作出必要完善。现在中国存在大量违宪违法的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它们放纵权力,损害人们的利益。不对违法的法作出修改甚至予以废止,依法治国就显得缺乏诚意。
    
    来源:东网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4/10/2014102107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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