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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习近平的1997
(博讯2014年10月16日发表)

    在大陆知识界持久享有较高声誉的前总理朱镕基,其声望最隆是在1998年接任总理之时。当时他之所以享有如此声望,是因为在1994、1995年主管大陆金融之时,及时采取了紧缩政策,以严防、紧守之阵势,避免了随后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成就了先见之明。
    
     当下,发生在香港的“占中”运动,也正在成就习近平的先见之明,成为他的1997。由于此前采取了对意识形态和舆论加强管理的方略,切切实实地把意识形态和舆论“管起来”了,从而使街头政治、“颜色革命”在大陆失去了衍生空间;香港闹腾得再厉害,大陆也自岿然不动,海外势力欲借港九辐射内地的图谋成空;中央和香港行政当局没有“恐惧于闹大不可收拾”的压力,因此也就可以从容应对,无须采取激烈手段。可以说,习近平在意识形态安全、舆论安全上的未雨绸缪,其收益是多方面的。既稳住了自己的阵脚,无惧于外部冲击;又避免了迫于危机的激烈反应,从而可以将事态导向良性,避免了相互“走极端”的恶性循环。
    
    若没有习近平的预扎篱笆,不难想象,大陆要么被香港“占中”运动带动得风生水起,让意图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人喜从天降,随之兴风作浪;要么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从而可能陷入海外舆论所谓的“人权危机”——到那时,就真是硬也硬不得,软也软不得,左右为难,软硬都不得好。不难推测,“占中”运动如果是发生在几年之前,大陆或许早已经是群魔乱舞、风声鹤唳,甚至国将不国的局面。可惜呵,那些欲图在中国“搞事”的海外势力错估了形势,没想到在今天的中国还能出现个习近平,“占中”晚搞了几年,于是乎效果乃有天壤之别。当然,这些人也需要进行准备和酝酿,并非可以为所欲为。
    
    香港“占中”运动的发生,运动中参与者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可理喻、不计后果的表现,在在皆佐证了习近平的先见之明。香港“占中”运动对于大陆的启示是:1,中国承受不了这种形式的“民主”;2,这种“民主”不可能致中国于良性进步,而只可能导致恶性循环;3,大陆不能放弃对意识形态和公共舆论的治理;4,只有先把自己的堤坝筑好,才能无惧于外部的风浪冲击,进可攻、退可守,从容应对;内部若不固,则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宽严皆误。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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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4/10/2014101617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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