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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一枕黄粱说刘汉:加强专政体制控制的打黑和反腐
(博讯2014年05月25日发表)

     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5月23日,四川刘汉集团36人案件判决,刘汉、刘维兄弟一审被判处死刑,曾经煊赫一时的刘汉集团终于画上了句号。四川大亨刘汉暴得大名,还是在512地震期间,由其捐资兴建得北川刘汉希望小学在地震中屹立不倒,当时正在教学楼内的511名师生无一伤亡,这所学校因此被称为「史上最牛的希望小学」。不过,在媒体的光环背后,四川「社会上」的人,却几乎无人不知刘汉发家的黑社会背景。在1990年代初期,刘汉发家的广汉市曾被称为小香港,赌博、卖淫和商业诈骗(俗称撞货,即用预付款取得商品,再低价卖掉,然后赖债乃至逃债的诈骗形式)盛极一时,依靠对老虎机等赌博业务的垄断,以及为商业诈骗提供高利贷,刘汉集团迅速发家。由于为时不远,刘汉的早年事迹仍在坊间流传,即使在其名声最显赫、形象最正面的时候,刘汉的涉黑根底,在四川其实都是个公开的秘密。
    
    坊间普通大众都能知道的,当局更不可能不了解​​,何况刘汉兄弟行事也远远说不上低调,近年来更是大加扩张,构筑了庞大的商业帝国。一般来说,统治越严密有效,所谓黑社会的生存空间越狭小,更很难壮大发展,所谓「天子脚下无刁民」,中共建政后,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全面控制体系,对社会的掌控程度可谓空前,刘汉从发迹到壮大的每一步,都不可能逃离专政机关的严密掌控,刘汉集团之所以能够在1990年代初期崛起,并一路混迹到今天,固然有依靠编织关系网,寻找保护伞等常规手段,但在笔者看来,更离不开大的时代背景,与最高权力意志的选择密不可分。
    
    1990年代初期,因为64事件,民主国家实施对华制裁,与此同时,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纷纷倒台,中共面临着重大的路径选择。在防止和平演变、反自由化等诉求的支撑下,试图重新加强对社会控制的保守势力逐步集结,并在体制内占据了上风,邓小平所开创的所谓改革开放,不仅停滞不前,甚至有被彻底否定的危险。在这一危机背景下,邓小平选择了所谓南巡,试图唤起体制内外的改革支持,并最终获得了成功。如今回顾,邓通过南巡完成改革重启,固然有赖于其个人权威,但更为重要的,还是邓抛出的重启策略,获得了极其强烈的社会响应,从而使得保守势力知难而退。
    
    邓的重启策略包含了明暗两个侧面,明的一面,是通过对社会控制的松弛,让民众自发地寻找各种可能的机会,而在暗的一面,则是对体制权力中人攫取利益行为的放任,以换取相关群体对改革的支持。前者赢得了当时尚处于普遍贫穷的大多数国人的支持,并积极投身到了经济热潮之中,后者则让当时与体制紧密相关,具有权力、资源和头脑的各色人等从中看到了自己攫取巨大利益的机会,从而也加入到了支持改革重启的行列中来,刘力群先生称之为:「枪声一响,变偷为抢,权抢钱,自由化。」换言之,邓的重启改革,不外是以暂时放松控制的方式,来赢得政治支持。
    
    刘汉集团的发迹和壮大,正是上述逻辑的现实版本。对社会控制的松弛,使得原本在极权体制下难以存活的各种灰色乃至黑色产业,一时间泛滥有加,从1990年代走过的来的人,大都对当时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老虎机、洗头房、卡拉ok等等印象深刻。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国人的道德水准在短时间内有了巨幅的沉沦,而是极权专政的社会控制有了突然的松动。随着这些产业的迅猛发展,因其行业属性,各种黑社会组织也找到了壮大的土壤,刘汉集团的迅速发迹,恰与此相伴随,并非偶然。
    
    同时,放任权力中人攫取利益,也使得权钱交易称为常态,1990年代以来腐败现象的扩大和深入,也不能归结为权力群体的道德失范,而是因为权钱交易或者腐败成为了官场潜规则,一些学者也曾论证,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权力中人受身份和角色限制,需要通过与特定对象交易的方式获取自身利益,而在当时,能够具有充足的资本进行权钱交易的对象并不太多,就这样,从黑色产业中迅速掘到了第一桶金的刘汉,自然也就成为了大规模权钱交易的先锋。对于刘汉而言,通过权钱交易不仅可以寻求到更大利益,同时还能黑钱洗白,换取权力中人的保护,一举数得。而对于权力中人来说,在管束松弛的官场潜规则下,和刘汉这样的黑道大亨来往,并没有什么现实的危险,而又有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可谓是难以拒绝的诱惑。
    
    刘汉集团通过黑色产业发迹,通过权钱交易膨胀壮大,折射出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实,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很轻易地在自己身边发现或大或小,或隐或现的刘汉: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实现了原始积累的可疑富豪,又迅速通过权钱交易膨胀壮大的故事,在这20多年来可谓是层出不穷。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在最高权力意志的容忍之下,刘汉们如鱼得水,风光无限。不过,刘汉们的好日子也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尽头,在市场化改革尝试中,体制一度松弛了对社会和权力中人的控制力度,但基本框架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经过长期的运行,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稳固,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则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维持稳定,保证政权的存续,体制的重心又回到了加强对社会和权力中人的控制上来。
    
    在体制重新加强控制的意图面前,在改革年代顺风顺水的刘汉们,如今却成了体制试图加以钳制乃至消灭的对象。在统治者看来,对于体制外来历不明的各路大亨们的打压,既可以重树当局的社会权威,赢得部分民众的支持,同时又能够清理官员队伍,重塑体制纪律。也因此,打黑和反腐,也就成为了统治者当下的工作重点。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将所谓的重庆模式看作是体制重新加强控制的先声,而不是什么文革重来的信号。赵楚先生曾指出,就算薄熙来已经入狱,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仍在进行。 18大以后,无论是打黑还是反腐,​​其实都上了一个台阶,但需要指出的是,对刘汉们和各级老虎们的打击,指向的都是专政体制重新加强控制的企图,与所谓的进一步改革不仅毫无关系,反倒可能是其反面。
    
    来源:东网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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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4/05/2014052510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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