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网:新闻、文集、论坛,是留学生创办的自由综合新闻网] .

余杰:习近平不是蒋经国
(博讯2014年02月25日发表)

    余杰更多文章请看余杰专栏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余 杰
    
    作为台湾最后一位“开明独裁者”,蒋经国是“解严”决定的拍板者。对比中国统治者邓小平动动用坦克和机枪屠杀民众,蒋经国力排众议作出“解严”的决定,是看到了“时势比人强”的道理。当大地震将要来临之际,连老鼠都能感觉到若干征兆,故而敏捷地离开鼠洞、仓皇逃生。偏偏有迟钝和蒙昧如习近平者,依然习焉不察、率由旧章。当年,蒋经国顺势而为,让国民党在民主潮流的冲击下幸存下来,并在政党轮替之后二度上台执政;如今,习近平抱薪救火、刻舟求剑,祈求毛太祖显灵保佑,进一步集中权力、压制言论自由,其结果只能是为他自己也为整个共产党送终。
    
    共产党没有培养出自己的蒋经国,这是它未来要倒霉的地方。
    
    ——周为民

    
    在习近平上台之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占据半个版面的评论文章《政改关口:习近平像蒋经国》。文章指出:“媒改与政改并举,是使台湾迈向透明化的关键政策。”蒋经国的经验,习近平会仿效吗?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引用蒋经国的座右铭“计利当计天下利”。习近平讲到,“坚持合作共赢。‘计利当计天下利’。中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对东盟国家开放,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东盟国家。”当年,国民党元老之一、著名书法家于右任曾手书“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之对联,赠予蒋经国。蒋经国将此作为座右铭。
    
    然而,引用蒋经国的一句话,并不意味着习近平要仿效蒋经国。恰恰相反,习近平执政之后,人们清清楚楚地发现:习近平断然拒绝成为“中国的蒋经国”之选项,像泰坦尼克号的船长一样,丧心病狂地下令这艘大船向着隐然可见的冰山撞去。
    
    蒋经国为了保有权力而顺应民主潮流
    
    那些眼巴巴地期待习近平良心发现、启动政改的“公共知识分子”,将蒋经国吹捧为伟大的民主先驱。他们期望中国出一个蒋经国式的人物,然后就万事大吉、一夜变天。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怯懦和思维上的懒惰:从来没有哪个掌权者心甘情愿地让出权力、开放竞争,变革不是守株待兔地等来的,变革的动力来自于民间社会的努力与奋起。
    
    蒋经国并不是民主自由价值的信仰者,而是威权体制下的独裁者。美国学者丹尼•罗伊(Denny Roy)在《台湾政治史》中指出,蒋经国的权力来源奠基于党、军队和情治系统的坚定支持,从他的资历来看,他是一个“始料未及的改革的支持者”。
    
    蒋经国年轻时代留学苏俄,从苏俄的克格勃那里学到特务统治的手段。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全力培养蒋经国为接班人,蒋经国先后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国家安全局局长、专门教育及监控青年学生的“反共救国团”创始人等要职,是制造白色恐怖的主要人物。党外运动先驱康宁祥与蒋经国有较多交往,是党外人士中对蒋经国持较为正面评价的人,他在回忆录中指出:“在蒋经国生前,民主、自由是台湾有识之士的渴望,他却宛如割肉之痛,迟迟不肯让步。”
    
    蒋经国是一个务实的独裁者。与喜欢搞个人崇拜、塑像和肖像遍布台湾各地的老蒋不同,小蒋不准手下为自己塑像,也不准在公共场合悬挂自己的肖像,更没有为自己营造“纪念馆”之类的建筑。他对个人崇拜不感兴趣,也逐渐收起了“反攻大陆”等自欺欺人的神话。老蒋习惯于深居简出,像中国历代的皇帝那样显得神秘莫测;小蒋则经常轻车简从地深入百姓家中,触摸民众脉搏,塑造亲民形象。
    
    蒋经国不是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敢于拿既得利益集团开刀的领导人,他的长处在于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在其晚年,台湾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已不可阻挡。就岛内局势而言,日治时代遗留下来的基层选举和乡村自治的格局,保存了公民社会的命脉,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日渐明显;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强大的、渴望政治参与的中产阶级群体;“二二八”以来国民党外省精英集团对本省人的打压,造成了族群对立和国家认同危机。就国际局势而言,在与中共的外交战中节节败退的台湾当局,需要以“自由中国”的旗号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不得不正面肯定人权的价值——甚至宣布一九七六年为人权年。
    
    作为台湾最后一位“开明独裁者”,蒋经国是“解严”决定的拍板者。对比中国统治者邓小平动动用坦克和机枪屠杀民众,蒋经国力排众议作出“解严”的决定,是看到了“时势比人强”的道理。“解严”的先声是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下午,蒋经国在接受《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葛兰姆的访问时,首度提到台湾将解除戒严。当时,坐在中间担任英文传译的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马英九,后来回忆说:“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这段话译为英文,当时觉得好像有一股电流过我的身体,我告诉自己,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我们正在改写历史。”
    
    不久后,当民进党在圆山饭店宣布成立之时,国民党保守派主张立即逮捕民进党的有关人士。蒋经国却说:“这时机不适合诉诸于愤怒,若以鲁莽的手段采取积极行动,将会造成社会的动乱。我们必须考虑国家的稳定与人民的安全,以平心静气的态度来应对。”随即,当局制订新的人民社团法,使民进党和其他新成立的党派就地合法化。蒋经国指出:“时代在变,事情在变,潮流也在变。要适应这些变局,执政党必须采取新的方法来迎接这场民主革命,也才能与历史潮流接轨。”他深知,与其让蒋家和国民党被民众的怨愤所埋葬,不如积极迎接新时代的来临并在新时代找到一个新的位置。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蒋经国并不是主动参与者,而是被动接受者——不过,他没有选择成为拦路石,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社会变革的功臣,当然首推像曼德拉、哈维尔、瓦文萨那样体制外的民主斗士和人权活动家,在台湾,他们是雷震、殷海光、彭明敏、郭新雨、康宁祥、林义雄、高俊明等人;同时,也离不开像蒋经国这样的“开明专制者”。即便统治者身上笼罩着旧时代的阴影,甚至手上沾有鲜血,只要他能看清历史潮流并顺应之,也能与反对方携手书写历史的新篇章。反之,如果刚愎自用、固执己见,昧于人心向背和国际大势,就必然成为时代转型中的“负能量”,可悲又可耻地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从台湾的民主进程这一脉络来审视两岸关系可以发现:两岸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和科技的竞争,更是意识形态的竞争。历史学者徐宗懋评论说:“蒋经国决定解除台湾戒严令,对中国大陆二十年来的发展造成冲击。两岸从内战、冷战到逐渐开放和解,在历史长河中也许只像一瞬间,但对老百姓来说,却是一辈子的生死浮沉,包涵死亡、别离、重生等种种苦痛与喜悦。解严以来,台湾人民权利上升,逐渐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拥有言论及组党的自由,这些都不断冲击着中国大陆,启迪了今日中国大陆人民面对党禁报禁的抗争。”这一竞争,方兴未艾。这一竞争,有可能以良性的方式达致“双赢”的结局。
    
    习近平害怕的“颠覆性错误”是什么呢?
    
    当大地震将要来临之际,连老鼠都能感觉到若干征兆,故而敏捷地离开鼠洞、仓皇逃生。偏偏有迟钝和蒙昧如习近平者,依然习焉不察、率由旧章。当年,蒋经国顺势而为,让国民党在民主潮流的冲击下幸存下来,并在政党轮替之后二度上台执政;如今,习近平抱薪救火、刻舟求剑,祈求毛太祖显灵保佑,进一步集中权力、压制言论自由,其结果只能是为他自己也为整个共产党送终。
    
    二零一三年十月七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利岛巨星的APEC峰会上,习近平发表了一篇题为《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的演讲。在冗长的空话、套话之中,镶嵌了一句耐人寻味的、“有料”的话:“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何为“颠覆性的错误”?香港《南华早报》的解读是,不走回头路,坚持改革开放,终结薄熙来路线。这是一厢情愿的“过度阐释”。习近平的本意是:所谓“颠覆性的错误”,就是“让共产党失去政权的错误”;而避免“颠覆性的错误”,就是确保共产党一党独裁、永远执政,拒绝民主转型、多党竞争。习近平最恐惧的是失去政权,他怕革命,也怕选举。他认为,继续专制是保有政权的唯一方式。他连香港民众期盼的“双普选”都谈虎色变,又怎么可能让中国民众拥有选举权呢?不开放党禁和报禁,是习近平死守的两个底线。
    
    在习近平的“八一九”讲话中,多次提到“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的说法,正与APEC峰会上演讲所说的“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暗合。二零一三年十月八日,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在《人民日报》发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文,直接引用习近平的一段讲话原文,“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王伟光指出,坚决反对西方所谓“新闻自由”,并要“及时支持因坚持真理而被围攻同志”——虽然他没有点出这些“同志”的名字,但胡锡进、孔庆东、司马南、方舟子、吴法天等御用文人,一定是党媒要声援的对象。这些“高级五毛”在网络上遭到大多数网民的驳斥和嘲讽——即王伟光所谓的“围攻”。王伟光和习近平不仅没有从中看到民心所向,反倒要与民意为敌。
    
    习近平所说的“颠覆性的错误”,包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蒋经国的改革。在他看来,开放党禁和报禁,导致国民党一度失去执政权,是蒋经国犯下的“颠覆性错误”,他不能效法之。台湾在两蒋时代即具备议会监督政府的雏形,康宁祥作为民选议员在立法院质疑作为行政院长的蒋经国,让蒋经国数度“脸红脖子粗”。蒋经国反倒欣赏康宁祥的认真和率直,多次邀请康宁祥到办公室茶叙。习近平连这样的胸襟和肚量都没有,他哪会老老实实地到国会去接受质询呢?而且,以他有限的学识和能力,若真遇到民意代表的尖锐质询,必然是瞠目结舌、一问三不知。
    
    那么,没有犯过习近平所说的“颠覆性的错误”的共产党国家,究竟还剩下哪几个呢?中共的难兄难弟,已经屈指可数。越南积极向美国靠拢,当然是变“修”了;俄国虽可结盟,但俄国共产党已沦为在野党。剩下的典范,只有北韩三代世袭的金氏王朝,以及古巴哥哥传位给弟弟的卡斯特罗政权——十年前胡锦涛上台时,不就号召全党要学习北韩和古巴如何控制舆论吗?习近平要向金正恩取经吗?
    
    抱残守缺,“专制至死”
    
    蒋经国顺应民主潮流,不是因为他有多么英明神武,而是台湾社会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民主潮流。习近平选择抱残守缺,乃是因为中国民间改革的压力不足,而既得利益集团的惯性相当巨大。习近平本人处于精神撕裂的状态:他仿佛是一个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时代“穿越”来到今天的、生不逢时的人物。他的身体深陷于毛时代的泥沼中,嘴巴偏偏要伸出来呼吸二十一世纪的新鲜空气。
    
    习近平并不认为齐奥塞斯库、萨达姆、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垮台的原因是背离主流民意和世界民主大潮,反而认为是因为他们独裁得不够全面和彻底。这跟当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痛定思痛”的结论差不多:蒋介石并不认为失去中国大陆的是因为他本人的骄傲和短视、国民党自身的腐败无能以及长期压制人民的民主渴求,反倒认为是过早行宪、集权不够。于是,蒋介石在台湾大开杀戒、长期戒严,以白色恐怖粉碎民众的民主诉求,暂时获得了苟安的局面。但是,蒋介石在台湾倒行逆施、杀人如麻,必然付出巨大代价,那就是:岛内族群对立、民众怨恨加深、国家认同模糊,蒋介石是无可推诿的“始作俑者”。蒋经国承袭了蒋介石的包袱,故而无法与旧制度一刀两断,遂成为一个“半新半旧”的人物。对台湾民主化所作的贡献,远不能与李登辉相比。
    
    在习近平身上,却连“半新”的部分都没有。早在一九八五年,习近平就曾赴美访问,看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富饶与文明,他的视野应当比大部分与他同龄的、当时未曾出洋见过世面的地方官员开阔。同样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习近平短暂停留的爱荷华州的小城市马斯卡廷(Muscatine)与他当时担任县委书记的河北省正定县,可谓天壤之别(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差别仅仅是缩小了少许而已)。前者已经是高度现代化、机械化的农业,后者还停留在刀耕火种、人牛并耕的阶段。但是,习近平并没有因此成为亲美派或民主派。
    
    那时,习近平出访的身份是代表团团长、河北省石家庄地区食品协会主席(因为共产党书记的名称让西方人厌恶,代表团成员遂用其他身份掩盖之)。习近平在一个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居住了两天,得以窥视美国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想必大开眼界——即便以当时他的“县太爷”之尊,无论是居住的条件与环境,还是生活的舒适度,都无法与一般的美国人相提并论。
    
    二零一二年,习近平以中国国家副主席的尊贵身份再度访美,特意安排去当年的房东家拜访,被美国媒体称为“怀旧之旅”。但是,这张“怀旧牌”并不足以让习近平决心学习美国的民主宪政体制,他与曾经留学瑞士的金正恩一样,并没有将自己的国家打造成美国或瑞士的愿景——在他们的字典里,第一是权力,第二是权力,第三还是权力。
    
    习近平袍笏登场,能带领共产党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佳境吗?习近平以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为号召,能成功地煽动民意吗?他最大的愚蠢之处就是,以为每个民众都比他更愚蠢。习近平不晓得,今天眼睛亮起来、看透其本性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多,即便他像毛泽东那样善于蛊惑民心,今天中国人的心智早已不是当年那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了,就像推特上的一段推文所说——央视女记者采访农民工:“假如中日爆发战争,你愿意上前线吗?”农民工回答说:“上前线有户籍限制吗?要暂住证吗?不是党员行吗?我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农民,能上吗?还有,牺牲了大家赔钱都一个价吗?”
    
    习近平能找到几个真正愿意为他卖命的人呢?一个也没有。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4/02/201402251843.shtml)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