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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我为何倡议公开纪念六四25周年
(博讯2014年02月20日发表)

    来源:纽约时报
    
     1989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动乱,今年是它的第25周年纪念。当时,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因胡耀邦之死引发的学生抗议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充满激情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整治政府腐败,进行民主改革和尊重人权。胡耀邦是一位相对开明的共产党领导人,被迫于1987年辞职。中共元老邓小平认为,这场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大本营的示威,对中共的权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授权在北京市区实施了戒严令,罢黜了胡耀邦的继任者、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并命令人民解放军终结示威。镇压行动在6月4日上午达到了高潮,军队最终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在北京各处,有数百名抗议者和普通市民因为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被军方枪杀,同时也有军人死在愤怒的市民手中。自1989年以来,确切的死亡人数就一直存在争议。
    
    中国政府宁愿让这一系列事件淡出人们的记忆。不过,旧日的抗议领导者、人权组织和学者正在纪念这些事件,敦促政府承认,镇压行动极其错误地打压了一场合法的运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从蒙大拿大学(University of Montana)退休的斯蒂芬·I·莱文(Steven I. Levine)启动了“纪念‘六四’25周年倡议”(Tiananmen Initiative Project)活动,其中包括一纸呼吁书,它呼吁各界公开纪念在6月4日达到高潮的系列事件。斯蒂芬在位于蒙大拿州史蒂文斯维尔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这个项目和它获得的回应:
    
     1989年6月6日,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守卫长安街。两天前,由学生带领的抗议者遭清场,死亡人数至今不明。
    
     Manuel Ceneta/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莱文:我为何倡议公开纪念六四25周年


    
     1989年6月6日,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守卫长安街。两天前,由学生带领的抗议者遭清场,死亡人数至今不明。
    
    问:你为什么要提出此次请愿?
    
    答:我提出请愿,是因为我的整个成年人生一直在研究中国,我对中国发生的事件有强烈的感受,并非只是在远处观望。我猜想,我在和中国保持了一种思想和学术联系的同时,也有一种情感联系。我对1989年有极其清晰的记忆。镇压发生时,我实际上在东京,不过,自胡耀邦在当年4月去世后,我就日益不安地关注着事件的发展。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对六四怀有兴趣。去年夏天,我意识到,“六四”事件第25周年纪念正在接近。我琢磨着,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在美国发起倡议?我决定做两件事。第一是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写信运动,设法鼓励学术机构和民间机构,包括孔子学院[一个受中国政府支持,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兴建的中文普通话教育机构]举行某种形式的会议——比如纪念会、讲座、宣讲会——让曾参与1989年运动的中国人和中共领导层知道,全世界没有遗忘6月4日发生的一切。我们不仅没有遗忘“六四”那一天,而且没有遗忘自那年4月中旬直到镇压行动之间的整场运动。他们试图把这一切掩盖起来,编造谎言,制止人们谈论此事和与之有关的所有事。另一件事就是利用互联网,通过一个网站贴出呼吁书,人们能在上面签字,首先签字的是学术界——不过实际上,它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我们还计划联系美国50个州的所有议会,提请他们通过纪念“六四”的决议。
    
    问:你还提到了孔子学院?
    
    答:我对身为道德哲学家的孔子极为尊崇,所以,我对中共挪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些学院感到厌烦,它们真的和孔子没半点关系。实际上,多年前孔子学院能落户蒙大拿大学,我也出了一份力。在那之前,我没有真正深思过这件事。我认为,孔子学院主要侧重的是中国文化和语言,他们应该扩大文化的概念,把历史囊括进去,“六四”以及近年的历史也应该被纳入进去。我听到了一些间接的消息,说写信运动至少在一部分孔子学院已经引发了喧嚣,产生了某种问题,至少在美国的孔子学院是这样。我从孔子学院的美方院长那里得到了一些反馈,表明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是赞同的。不过,他们怕是身不由已。
    
    问:你认为孔子学院所在的那些大学应当做些什么?
    
    答:我认为,这些大学应当切实要求孔子学院展现出一些独立性与骨气,要求它们允许采用北京的指令之外的课程。
    
    问: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正值一些人在私下里讨论,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什么方式,不仅要影响事关中国的媒体报道,还要影响相关的学术研究。迄今为止,你是否发现这影响到了任何联署人?
    
    答:我想,很多联署人是像我这样的退休学者,不再迫切地要去中国访问,因此他们愿意签名也根本不冒什么风险。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他们都是活跃的中国问题学者,愿意冒险在这样一封请愿书上签字,老实说,我对这一点颇为失望。我认为,越多人签名,风险就会越低。虽说如此,这一点也不是事先没想到。
    
    问:不过,试想一下,如果你自己还处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你是否认为可以堂堂正正地说,“对不起,我的研究太重要了,因此我不打算拿它冒险来在这种东西上签字?”
    
    答:当然,我能理解这一点。现在,有很多人在中国做实地研究,而这些研究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对那些依赖实地研究的人,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想签。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希望回国探亲访友的海外华人。我失望,但也能理解人们选择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的动机。我没有资格来谴责任何人。
    
    问:中国政府及其支持者可能会提出一种说法,即政府在1989年采取的行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此后25年中国的增长和稳定。对此,你有何回应?
    
    答:坦率地说,我可不信这一套。并非全部,但部分像波兰那样的东欧国家,它们的经历、在经济领域的成功与政治上的相对稳定表明,可以同时拥有经济繁荣和政治自由。还有,我认为,中国民众的自治能力要远远超出共产党愿意承认的水平。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4/02/2014022011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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