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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的新年礼物:习版“中央文革小组”/何岸泉
(博讯2014年01月02日发表)

    
    习总日记(2014,01,01)
    
    新年贺词
    
    新年前夕,我习总近平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发表了二○一四年新年贺词。全文如下:
    
    “我们即将迎来充满希望的2014年。我谨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向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福!祝福老人们健康!祝福孩子们快乐!祝福每个家庭幸福安康!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很重的新年礼物,说重,是因为这份礼物相当于伟毛时代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的这份礼物就是刚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改革的根本目的与文革的根本目的一样,都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文革的失败为改革的成功创造了前提打下了 基础。即将展开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新时期的伟大事业,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即使一分耕耘,不一定有一分收获,但我坚信,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必将创造出新的辉煌。
    
    谢谢大家。”
    
    新年钟声响起,给政治局送来了指导员
    
    如果说伟毛逝世后政治局只有班长副班长,那么2014年起,伟党政治局常委会,这个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开始有了指导员。
    
    这位指导员的姓名有点陌生又不太陌生。指导员姓中央,名字有点长又不太长,叫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从指导员的姓氏大家已经明白,属根红苗正加高端大气上档次,是啊,在那片游荡着雾霾的土地上,“我爸是‘中央’”,即便是美帝听了也要抖三抖的。
    
    伟毛时期政治局指导员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政治局设有指导员是毛泽东时代的事儿。那年头,政治局不光有指导员,还有导师。
    
    新中国成立起,中共中央设立导师一职,由伟毛担任。导师的专职任务是为中央指明行动方向,譬如导师喊“立正”,中央就“立正”;导师喊“齐步走”,中央就不敢“自由走”;导师喊“反右”,中央就“反右”;导师喊“文革”,中央就“揪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革期间,毛导师为了便于领导政治局和指导文革运动,于1966年5月为政治局特设了一位“指导员”。毛时期指导员也姓“中央”,名字叫“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清一色是伟毛的红人和内人,如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毛太江青毛泽东思想接班人张春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史上简称“中央文革小组”)虽然名义上是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但实际上却是伟毛亲自设立凌驾于政治局常委会之上一人之下权力极大的“政治局指导员”。1966年5月至1969年,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文革时期中共和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在毛主席的直接授意下,全权领导了文革运动。1969年中共九大,文革领导小组最后五位成员全体进入政治局,才恢复政治局常委会的权力,文革领导小组自动解散。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权力极大
    
    历史又到了社会大变革时期,在这节骨眼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深改小组”)应运喷薄而出。
    
    与中央文革小组一样,中央深改小组名义上也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且表面上是为领导全面深化改革而设立的机构,但已公布的小组任务和职责明确昭告天下,中央深改小组很有可能拥有“中央文革小组”相类似的极大权力。
    
    2014年,习式社会发展模式第一年
    
    文革是毛主席的伟大社会实践,改开是邓江胡三位的社会变革实践,全面深化改革则是我习总近平开创的新的社会大变革实践。文革是一个方向的社会实践,改开则是 另一个方向的社会实践,我习总近平要开辟与毛文革邓改开完全不同方向的社会实践,我要在毛文革邓改开基础上创新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新的社会发展模 式第一要保持经济增长,强国富国,第二要消灭贪污腐败,达成社会公平正义,在前两个方面成效显著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人民生活美好的最后梦想。
    
    中央深改小组,是实践习式社会发展模式的权力决策机构,所以我习总亲自担任小组组长,亲自上街买包子,亲自敲响2014年的新年钟声,起锚出发。
    
    
习总的新年礼物:习版“中央文革小组”/何岸泉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4/1/02)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4/01/2014010218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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