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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山:习近平筹谋十九大
(博讯2013年12月02日发表)

    习近平登临一年,展现出在中国久违了的雄主之姿。不管你认不认同他的执政理念和方略,都无法小视这个人。习的所作所为,目的当然是利国利民、振兴中华,同时个人留名青史。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现实的具体约束条件下,他首先必须“振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习近平是中共挽回衰势、重振雄风的最大希望;考虑到内外环境的变化趋势及习近平表现出来的能力与魄力,这也很可能是这个党最后的希望——如果连习近平都不能将中共从理想丧失、利益膨胀的泥沼中拉出来,它可能就永远出不来了,只能是越陷越深,最终淹没自己。
    
     一年来,习近平开局很好,各方面都定下调子、摆好阵势,剩下来的就是步步推进、徐徐收网。但在此过程中,习近平不可避免要面对许多阻碍和麻烦。就像前行路上的石头,无可回避,只能搬开或打破。其中最大的麻烦有两个:近期而言,十九大是习近平的最大挑战;长期而言,经济是最大变数。其他诸如东海、南海等问题,可缓可急,中国方面完全可以掌控节奏。
    
    按中共惯例,十九大将确定习近平的接班人选,即权力的延续问题。这个问题很大,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逆向决定“习近平新政”的成败。因此,习近平对此必定持有自己的想法,甚至可能有许多想法。那些目前被外界看好的接班人选,其中似乎并没有可令习近平真正满意的;同时,习近平也可能对权力的延续方式有新的想法。十九大上,习近平能否实现自己的这些想法,对习近平、对中共、对中国,都至关重要。
    
    由此来看习近平对周永康一案的处理,答案就相当清晰了。外界很多人疑惑:为什么周案的雷声响了许久,却一直不见雨点下来?很明显,现阶段习近平对周案的方针是围而不打,目的是围点打援,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尤其是争取十九大上的更多筹码。周永康本人已注定很难善了,但他牵涉到高层很多人。对这些人而言,如果习近平快速处理周案,方法只有两种:要么将周与这些人切割,要么抓住机会一起打。前一种方式白白放过了机会,即使习近平主动开出切割条件,要价也不会理想;后一种方式正面硬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非智者所为。像现在这样“缓处理”最好,周永康一日不处理,与之相关者的心就一直悬着;习再作出积极的反腐姿态,不断围绕周案制造话题,进行敲打,只要大局尚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其他人就不得不不断拿出筹码,主动要求与习交易。这样,习近平的所得就能最大化,而且可以将筹码锁定在自己需要的方向——正因为周案关乎十九大博弈之重,需要处理的关系又很微妙,所以习近平才撇开中纪委,成立专案组亲自主抓。
    
    再看财新网最近点名揭批周永康儿子周滨一事,由此可以产生两种解读:一,这是在习近平掌控之下,通过周案进行的新的敲打,表示习近平方面的节奏在加快;二,这是有人不赞成习近平对周案的处理方式,或者是想干扰习近平对十九大的布局,于是上下配合,打了个擦边球,造成既成事实后逼习近平改变方式和节奏——哪一种解读更接近事实,取决于身为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与习近平的合作程度,以及他对十九大、对未来中国的期许。
    
    从薄熙来的教训看,政治上充满不测风云,算盘不可以打得太满,必须为未来变数留下应变的余地。薄熙来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过于自信,以为在当时情势下,没有人能够把自己怎么样,弓拉得太满,松不下来,只能硬着头皮一直往前冲。就当时呈现的情势而言,薄熙来的判断是对的,所以他没有把“风头太甚、独树一帜必遭上忌”太当一回事,对外界那些“到顶”的推崇,他虽有所澄清,却并未用心,可能内心还享受这种感觉;孰料天有不测风云,突然迸出个“谷开来杀人案”,将薄熙来掷入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弱势与困境,此时再欲绸缪,为时已晚。
    
    习近平和薄熙来都是典型的邓小平主义者,他们两人之间,是权力之争,而非路线之斗。两人在理念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现实主义者,都主张集权,都不满于、甚至是不能容忍现状——在中共高层要找出相似度这么高的两个人,并不容易。两人的差异在于对市场的态度。相对而言,习近平更相信市场,他主张政府要“小(相对于现状而言)而强”;薄熙来也赞成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他比习近平更信任政府的功能、警惕市场的缺陷,所以他主张“大政府”。这可能是由两人不同的政治经历和经验决定的。
    
    上面说过,经济问题将是困扰习近平的长期变数。以习近平的才能、魄力及其对权力的掌控程度,除十九大外,只有“经济出问题”才可能使局势超出他的掌控,进而导致权力格局超出他掌控。正是认识到这种重要性,习近平才亲自接过经济的决策权,将李克强撇在一边。新设立的改革领导小组,无疑将由习近平本人挂帅——现在,习近平亲自掌舵经济了,麻烦是否就不会发生了呢?
    
    为此,有必要比较习近平、薄熙来两种不同的发展经济方式:薄熙来的“大政府”思路,已经在重庆做过实验,它堪称中国现状条件下经济、社会效益兼顾的典范,也是全球危机条件下保持逆势增长的经典案例。但是,重庆毕竟只是一隅之地,放之于全国,效果或有不同。“大政府”治理方式需要政府直接掌握足够的财力与资源,在这方面,重庆有两个优势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复制。一是当时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资源向重庆倾斜;二是黄奇帆未雨绸缪,事先低价储备了大量土地资源,政府拥有充足的财力,所以在当时的同级城市中,重庆办的实事最多,负债竟然几乎最少。另一方面,在薄熙来的直接治理下,重庆“官不聊生”的政治环境,也是大政府治理模式下遏制官员腐败的必须。如果将这样的“重庆模式”推之全国,普遍效果如何,还须打个问号。
    
    习近平更多依靠市场的思路,在中国还未经过实践验证。当然,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已有很多,但很多东西,从国外搬到中国,效果往往不一样,所以还须重新检验。这就需要决策者抱着“做实验”、“试错”的态度,不可急于求成、一竿子插到底。另外,即使大方向是正确的,具体应对也可决定成败。而恰恰在经济问题上,习近平失败不起。所以,改革既要有魄力和勇气,也需如履薄冰;既要主动进取,又须步步为营。
    
    无论如何,习近平已经作出选择,我们只能期待他的成功——因为习近平的成败,就是中国的成败。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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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3/12/2013120214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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