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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浦:2013,中国政治潜探
(博讯2013年11月22日发表)

    
    
    
     来源:参与 作者:清流浦
    
    
    
    
    (参与2013年11月22日讯)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习近平新班子上任近一年时召开了。这次会议使人们比较清楚地认识了习近平的执政理念和数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政治谜局。那些朦朦胧胧的网络传说,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习近平的8.19会议讲话得到了明确证实。为什么是决定,而不是决议,因为,中共决策层没有办法达成决议。
    
    
    
    习近平的“改革”思路
    
    
    
    习近平是毛邓式集权信奉者。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证实了中共内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做大。由于胡锦涛在任的十年实际上无所作为,胡表面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团结”,实际上如同宦官当政,终至形成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官僚集团不仅建立起了槃根错节的官场网络,而且实际上建立和控制了中国官场政治运行的潜规则,以至于习近平上台后,凡涉及到官僚利益的所有政治改变都碰触不得。由此,人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温家宝大叫“改革”,却时吼时断;而薄熙来可以在重庆独霸一隅,威震半边天。还可以理解,习近平拜访重庆,是为了得到薄派势力的支持,全为顺利上位。至于薄熙来下狱,先前并不在习的意料和计划中。习近平上任当然可以顺着胡锦涛的路走下去,继续改经不改政,但“决定”显露了他的执政意志。习近平决心改变诸侯做大,权力分散的格局。所以,薄熙来下狱,周永康被挖墙角,挂起来;江、胡势力被弱化;以致王岐山的中纪委取代政法委,中纪委深入军队等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打击和控制所有权力和势力过大的“诸侯”,把指令权集中到中央,集中到自己手里。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更是明确了他的集权意图。国安委是一柄三刃剑,可以对外,但主要是对内。它既可以用来压制既得利益集团,也可以用来镇压民间反对势力。
    
    习近平能够取得集权战果得益于他经济清廉本分和成功控军。经济清廉使他在政治较量中占据了制高点。习近平通过巡视组掌握了大量的官场信息,掌握了江胡时期所有人的“尾巴”。这一招镇住了几乎所有经济不清的前高官,特别是江泽民和周永康。他们都没有想到放纵家人搞了几个钱,却不想给自己戴上了隐形手铐。贪污短点使他们不敢在习近平面前指指点点。否则,薄熙来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
    
    “决定”还显露习近平基本属于党内改革派。集权表明习近平想做点什么事,不会如胡锦涛一般碌碌无为。“决定”中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多处经改政策,以及会议前网络上流传的“383”方案等都说明习近平想在经济方面有所作为。不过,习近平这个改革现在是“党内”改革。体制内改革派现在实际上也分化为两派:一部分是胡赵改革派,主张中国政治体制向民主多党方向改进;另一部分是邓小平式改革派,主张改经济改行政,但巩固一党统治。“决定”向人们透露的重要信息是,习近平现在举的是邓小平式改革旗帜。习近平的“改革”是严格限制在一党领导下的,是对一党专权的“完善”。同时“决定”还显示,习近平面对的党内反集权势力非常强大,以至“决定”不得不在多方面反映出“妥协”。这些妥协至少表现在三方面:一方面在对诸侯(地方政府)的权力上。比如在司法系统独立于地方政府,由中央统管的方案无法通过;对公布高级官员财产的措施还是没有明确结果。二方面在改革国企体制上,亦进亦退还不知所云;三方面在开放金融和银行上,基本不碰触官商利益连档这个关键要害。这些信息暴露了从地方权力、中央部委权力、国企权力到国有银行和军队,所谓的“既得利益”各小集团几乎分割占据了国家各主要资源环节。军队权贵在军委调整和薄熙来事件中受到了抑制,而其它方面还没有。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国梦”表明习近平在政治上推行的是一种民族主义与分封制的现代组合版。通观一年来他的几次重要举动,特别是他在8.19《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薄熙来事件和本次“决定”,给人们的感觉是,习近平主观上希望通过效仿毛、邓时中央高度个人权威的方式,来重建共产党主控的稳定政治体制。因而,他完全一厢情愿地强行捏合两个质地迥异的30年,试图让邓与毛的路线在自己的理论中合为一体。习近平的主观愿望还体现于,“决定”的理念中隐含着一种旧式君主制,由明君恩赐臣民的治国思路。一年来人们对习近平的不同言行做了诸多猜测,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有人认为,“决定”表现了习近平的一种改革策略;也有人表示,习近平的“改革”会给中国带来前途;而笔者看到更多的是,8.19讲话和“决定”反映了习近平观念思想上极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既有来自利益的考量,也有其沉重的历史和现实压力,而更主要的是习和其班子对世界文明认知的局限性。一种半开明半封建的改革究竟能走多远?能将中国社会改革到什么程度?是戊戌变法,还是孙中山?其实历史前例已经告诉了人们,这样的改革就是戈尔巴乔夫式的党内主观性改革。
    
    
    
    和危机赛跑的“决定”
    
    
    
    如果没有政治危机,就不会有习近平的改革“决定”;如果没有越来越激烈的民怨民怒、网络舆论和反对派组织,也不会有习近平的8.19讲话。此波危机的源头始于胡耀邦发起的“拨乱反正”,始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81年6月中共四千人会议。自那时起,新一轮对共产党制度和中国政治的反思就在党内外社会精英中越来越深入地悄然展开。所谓“反自由化”就是这一“反思”的印证。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取得明显效果后,中国大变局又加入了“市场所有制”释放出的社会力量和矛盾。面对这样的危机,习近平及其班子策划的“顶层设计”能将反思与一党制合二为一吗?如果能,中国就可以按习近平主张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路继续走下去;如果不能,危机就会以更强劲的波澜淹没习近平的“改革”。还是让我们来解析一下“决定”的各种政策。
    
    先说经济。“决定”为经济设定了一个“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大前提,类似于陈云的“鸟笼经济”;同时又提出了一些要推行的经济概念,如“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等等。暂不论国有与私有,市场与行政计划,市场定价与行政定价,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经济机制在党权独裁下能否统一起来(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不可能的),且说在一党专权体制下是否真有“公有制经济”。比如“国有企业”属于谁?在中国国有企业其实是被共产党占有的党产,而不是国产,公产。二十世纪50年代后的国有企业是在没收(捐献)民企和国民税赋的基础上创建的,这些国家资产以后不断得到财政(民税)支持。改革开放后,这些国企除了继续得到财政投资,还进入股市,从股市上获得国民资本支持。那么,无论从什么角度说,国企的所有权都属于老百姓,或者说纳税人。但是,现在国企的盈利和所有权是国家的吗?政府卖国企,政府对国企的投资,国企上缴的利润,国企的中外合资和破产清算,对国企主管人事的聘用、考核,一切都由党说了算,与国民没有关系。既使在国企上市后,也没有机制性规则可以证明所有这些事项在国民的真正管制之下,国民和民企只有纳税供养国企的份。这是什么所有制?查一查国企长期以来的利润去向和分配,相信一定会得出“官僚所有制”,或者“共产党所有制”的结论。知道这一点,就会更深地理解“决定”坚守“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的潜台词。也只有理解了所谓的“公有制经济”具有什么实质,才可以懂得“决定”中关于经济改革的要义——那些矛盾的经济概念怎么就会在“决定”的“鸟笼”中被统一了。
    
    可见,“决定”的“公有制为主”是对经济市场化和企业产权原则的一种倒退。如果真正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国企的“公有制性质”就需要有一套透明、公开、实在的公众管制规则,从投入到产出,从对国资委官员的民选到国企成本、上缴的公布。否则,国企怎么谈得上产权国有、公有。
    
    从货币、金融和银行的角度看,所有这些机构现在都是公其表,而实属官。银行的钱都投资去了哪里?除了国企,主要的资本大部分都流向与官吏个人相关的私企。简单说,就是流入了官员“自己”和朋友的荷包。当小官员知道国资民税实际上成为党产,或被大官僚堂而皇之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小官僚怎么可能不想分点羹,占点边边角角。人们都知道,在经济界既得利益者主要盘踞在国企和“变形国企”(与国家银行联手的私企),那么,“决定”关于金融改革的措施和清晰公私产权的规定能节制金融界的硕鼠行为吗?2013年几例代表性地高官贪腐案说明,不但不能,还使这群硕鼠盗窃国资民税的行为合法化了。由此可以预见的是,“决定”将带来“合法”的官僚腐败和社会财富更剧烈的两极分化。下一阶段的爆发户都会受惠于“决定”,与“公有制为主”的国企国资相关。所以,“决定”的经济方针不可能长期稳定。
    
    
    
    再说法制。据说习近平对劳教制度深恶痛绝,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在三中全会废除了劳教制。不少人为此而高兴。可是,这能建立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的法制社会吗?譬如说在中宣部与网民之间,双方有可能平等地面对公堂吗?当拥有产权证的公民与政府拆迁机构打官司时,警察和法庭会保护公民的安全吗?相信大部分国民都知道在党权一统之下,公正只是纸面上的概念,“决定”不可能把她变成现实。因为,“决定”规定了法制的中国特色,这就是党在法律之上,代表党的官员们高于法律。不然,作为国家主席的习在8.19讲话中怎么可能说,“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这样的言辞把法律置于什么位置。何况,在三中全会前刚结束的薄熙来一案和最高法最高检刚公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都不能使人信服真正的法制会到来。废除劳教只能是换汤不换药,劳教没有了,实际被拘押的人数不会减少;私设公堂也可以变成以警方名义施行的拘押。这种改名更衣的专制式“法制”改革已经有60多年了。反思使人们懂得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只要执政党在国家法律之下,国家法制自然就会建立起来。而“决定”表示过共产党在法律之下吗!大家看到的恰恰相反。所以,“决定”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法制和社会公正。
    
    
    
    “决定”和什么危机在赛跑?和社会主义危机,尽管这个“社会主义”套了一件“中国特色”的外衣。笔者不能说共产党的官员都是昏官庸官贪官恶官,但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是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都惧怕的瘟疫。因为,这个主义到过的地方都会发生同样的社会灾难:大批地农民饿死,恐怖的城市专制;成批的无辜民众因莫须有的政治罪名被陷害、屠杀;人们对政治思想言论胆战心惊;官员互相倾轧,政治帮派斗的你死我活;人们无处说理,没有国家机制可以保护每个人的安全;荒唐而不符合人性常识的经济规定、政策、运动;得不到国内外多数人理解的外交逻辑和军事扩张,等等。这是一种背负着危机的制度。“决定”有没有背负着这个可怕的危机?如果有,习近平怎么可能跑过危机,逃出危机。
    
    
    
    “决定”推动的危机增长点
    
    
    
    从习近平的8.19报告、“决定”,和习李班子执政一年的实践,笔者可以对今后几年的危机点做如下推测。
    
    一,思想和网络战将成为国民诉求与习近平改革派最主要的危机爆发增长点。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最主要的变化是公民思想不断地自我解放,公民权利意识涉及到政治、文化教育、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特别在国门开放和网络普及以后,此潮流在网络推动下高潮迭起。以习近平的8.19报告原则,思想专制必然会与越来越大胆明确的人权、人性思想追求和网络推动的思想解放处于尖锐对立中。尤其当人权、公正之类思想潮流触及到政府、政党、领袖的合法性原则时,触及到地方主管官员任命制的合法性时。思想解放和利益抗争是否会再次引发四五运动、六四学潮,或者大规模综合运动,很值得关注。
    
    二,贪腐会更加贪婪巧妙,反腐会更加严厉艰难,双方的矛盾将是一个危机点。由于政治体制的官僚和权贵性质,习近平的经济方针上不可能出台真正有效的贪腐节制机制,因此,“决定”规划中留存的反腐措施漏洞和自相矛盾的经济机制,就给政府官员、国企官僚、金融官僚、银行官僚与有背景的私企联手构成的贪腐关系提供了更难控制的温床。伴随金融开放的步伐,贪腐不但不会减少,还会比“决定”前更多更巧妙更合法。那么,如果反贪机构压不住贪污潮,王岐山怎么向国人交待。因此,贪与反贪的较量会更加白热化。
    
    三,随着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老百姓的不满会更加强烈。以“决定”的经济框架,经济上不去,失业和贫困都会增加,人们对两极化和习经济的意见和不满会异常高涨;如果经济有一些增量,在“决定”规划的机制下,分配两极化危机将继续扩大。“决定”的再分配方案、透明方案根本不可能平衡两者巨大的鸿沟和社会不平。这特别反映在金融界人员与普通民企雇工的收入上,也会反映在有权力的官员与雇工的收入差距上。毛泽东派、拥薄事件和至宪党的成立已经标示了习近平前一年的政策效果,还将是今后危机的计温器。
    
    四,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危机发生率可能缓,还是增?就笔者的观察,“决定”的经济措施不可能给经济带来大而稳定的增长。国企为主体也好,促进民企发展也好,国企引入民资也好,金融开放也好,搞城镇化也好,再扩大外资投入也好,现在都看不出会有全局性经济驱动作用和实际效果。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收缩阶段,习李推动的自贸区和货币输出也不合时宜。因此,由政治推动的“经济高潮”就可能是一种新泡沫经济。解决泡沫的办法,或者是开动金融机器造更大泡沫,或者是让泡沫破灭。习近平敢释放危机,让泡沫破裂吗?当然不敢。习近平的政治威信力远远镇不住任何经济大摆动。所以,接下来的几年里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只能加大投资,使中国已有的金融泡沫越来越大。这在房地产价格博弈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会加深国家侵吞国民资产的矛盾,也会引起民企与国企的市场冲突,还会反映到市场价格和金融稳定。万一控制不好引发大规模失业,局面就更难控制了。
    
    五,司法独立和法律公正矛盾会越来越突出。中国现在的民怨最直接的制造者是无法无天的警察、城管、有官员背景的黑社会和昏官恶官。司法机构被官僚控制,遇到官吏就失效,枉法冤案一大堆。所以,“决定”重新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追究一切人的违宪行为;网上传说习本来还准备将司法系统权收归中央。这个本意不错,但却真正动了地方权贵的奶酪,还与“决定”规定的政治体制大前提存在根本矛盾。因此,围绕司法和警察管理权的争夺会成为一个凸出的焦点。“决定”没有把司法系统垂直改革写进去,实际上已经反映了此中的抵制和矛盾。如果按现在的司法和警察管理体制继续下去,社会矛盾就只有两条路,一越来越大的上访潮,二砸法院、公安局和政府。2012年的启东事件会成为一种普遍性行为吗?如果习近平要独立法律系统,来自权贵的地方管制“瘫痪”奏折就会使习改革退回原地,或者引发习在官场地位危机。
    
    六,官场斗争极可能摊牌。如果未来某一天忽然再发生抓捕新“四人帮”,或者再发生新“薄熙来”案,或者新的胡耀邦、赵紫阳被倒阁变局,甚或新“林彪”事件,人们应该不要吃惊。我们现在虽然无法预测政变由哪一派发动,以什么形式,在什么时间发生,但可以预见的是北京官场的政治危机越来越近了。习近平处于明处,可他已感到了暗处的活动和势力,所以,他的举动在局外人看来多不可理解。“决定”反映习近平的危机感越来越强,下力也会越来越重,但因为其个人和周围环境的局限性,他并没有看清大局。另一方面暗处的人也越来越紧张。他们如何判断局势,会采取什么举动,谁也不知道。“决定”透露的是,现在表面的相对协和,肯定不是真相。
    
    七,体制外反对势力。除了党内危机和民间积累的矛盾,体制外的矛盾也在上升。在民族矛盾上,主要由共产党对藏族文化和新疆民族文化的强硬融合引起;在对共产党外政治组织上,取缔反对党的政治地位使政治矛盾始终处于危机状态。
    
    表面看,习近平的危机是能力不足,或者内部利益分化,而深入分析可以看到危机主要来自“合法性”。习近平说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很象,但其实两人差的很远。尽管普京曾经是共产党体制内官员,思想上有许多共产党强硬色彩,但现在的普京是俄罗斯选民民意选出的总统。在政治上普京具有基本民意合法性。习近平有吗?威权也好,集权也罢;元老们表态,中宣部吹捧,组织粉丝团,搞“人大”选举,以至靠刺刀和监狱,凡此种种都补不上民意合法性缺失。再看地方主要官僚、人民代表大会、法官、国企、政府的合法性又如何。合法性缺失是所有上述危机中的危机,是中国政治今后最大的危机增长点。
    
    
    
    未来政治变革的体制外力量
    
    
    
    上面主要分析了共产党内和共产党与形势的关系,但中国不只有共产党,未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更多会来自执政党外。
    
    像法国大革命一样,中国今天的变化主要的动力来自民众意识形态进步,而中国的继续变化也将以民众的意识形态觉悟面为基础。中国正在发生百年未有的深刻变化,特别从1989年六四之后,民众的反思和意识形态主流观点已经把共产党的文化和教条抛于偏僻乡村,挤压到家庭妇女层面。中国民众(包括干部、军警)对自己、自己周围和国家的事情怎么认识,是中国今后几年变化的主要指标。本来越来越扩大的城市化就使社会信息传播变得快捷容易,网络的参与一下就使世界缩小到了咫尺。凡有事情人们都会在网络上交流,正确的道理和邪说歪理很容易就会露出其真容。官方电视、报纸被边缘化,中宣部被大众舆论视为文化专制的魔头,“五毛”获得反社会思想的怪胎名誉,都反映了社会大众观念进步。总体上网络和人际交流推动了社会意识形态觉醒和文明开放。所以,信息传播手段可以被视为体制外推动变革的第一力量。
    
    假设共产党权贵派的封网越来越极端,甚至采取在新疆地区采用过的全部断网和断通讯措施,或者肆意囚禁思想启蒙人士,民众的思想觉悟会退回到党文化的旧思维去吗?断网无法阻止人们的思想解放潮流。网上意见领袖不过是先一二天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已;事实是他们不说,一些天后同样的看法也会在网上和老百姓口头流传。例如,抓了刘晓波对宪政思想的传播有什么影响吗;压住了艾未未对民众反专制思潮又有多少压制作用。 中国民众的思想觉醒和意识形态进步也不会因专制网军的组建而有大局上的改变。何况,笔者并不认为专制派有能力能够全面封网和断通讯。因为网络涉及的方面太多了。经济、金融运行,政府运作,人际交流被切断会发生极其严重的后果,断网将把整个国家都逼到统治者的对立面去。
    
    
    
    今后几年,除了共产党内势力和政策上的变化,对中国未来走势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还会来自两方面:一个是体制外反对党,另一个是所谓的左右派势力对立。
    
    先说左派与右派问题。笔者理解,现在的“右派”泛指主张经济市场化的变革人群,这里面其实包括了三大类政治主张不同的人,一是要求完全市场化和多党制的;二是邓小平式的,经济市场化加政治一党制;三是赵紫阳式的逐步过渡到多党制的共产党人。“左派”主要指以反对产权市场化,要求恢复“公有制经济”的群体。左派内也有政治上主张不同的四种人,一是拥护毛泽东全面国有制(大锅饭),同时又要求恢复共产党内民主制的;二是文革时期的既得利益群,要求重回文革时的“工人(农民)阶级领导一切”和国家控制一切;三是反对两极分化和市场化,要求建立公正法律的经济改革受损害群体;他们反对一党制,主张国有制。四是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经济上又同意改革开放的,即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可见,以市场化,或者以拥护共产党、国有制为划分左右派的标准在政治上都会有大错误。那么,所谓的左派与右派的争论实际上就很容易被利用。如果不以形式化的拥毛拥邓,或者拥市场拥国有划分左右,人们就会看到,其实主张改变官僚体制,建立法制社会的社会诉求是大多数。左右派的划分分化了社会多数的共同追求,抛弃那些左右派“代表人物”,变革就会形成巨大的诉求力量。比如在建立独立的国家法制系统,在建立真正民选人民代表规则,在保障就业和经济总成果分配,在制止少数领导人垄断权力等等议题上,人们的意见其实没有大分歧。而以简单的左派右派划分势力,主张市场的就成了改革派,要求权利公正的被市场边缘化群体就被推为“反改革者”,毛派,或保守派。相反,一些主张国有化和反对专制的人也把其他改革群体视为自己的对手。左右派对抗消耗了新人权诉求的力量,使变革势力两败俱伤。历史上,低层民众的诉求其实都是一致的,但为什么战争总是由普通民众互相残杀,难道他们生来有仇吗?不是。因为他们被分裂了。掌握社会资源的人通过各种办法(经济的、教化的、哄骗的、等级的、威胁的)把他们分裂成多种利益群体,利用一部分民众对付另一部分民众,从而保护了权贵自己。左右派划分现象就是这样一种被分裂状态。所以,大家要警惕那些在民众中划派的人。
    
    在未来中国的变革中,使不同观点的民众和势力认清全局,找到共同点,建立共同目标;在政治上紧紧盯住封建专制这个变革对象,时时事事警惕被形形色色的理由、理论分化;在阵线上化解或缓和体制内外意识形态分歧,避免以上下、左右、市场/国有、穷富等形而上划线原则,避免被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利用,避免被分裂而相互对立,将是影响中国政治大局的第二种力量。学会不同观点和派系的人和组织共容共存的相处规则,一个法制和人道的社会就不可能不实现。
    
    
    
    独立于共产党的文明政治组织和政党兴起,将是今后一些年决定中国政治形势的第三种力量。当社会的大多数人(至少在精英层和市民中)都认同政治组织和政党具有平等权利的原则后,建立与共产党平等的其他政治组织就有了合法基础。历史说明,数个主要的独立民主政党发展崛起,是未来中国社会向宪政和民主制度进步的必然阶段。俄罗斯、东欧国家和台湾所经历的这个过程,中国大陆同样不可回避。反过来,没有独立于执政党的强大政治组织和政党,中国达到真宪政就只有靠执政党恩赐。这可能吗?!共产党专制派为什么可以死守独裁不改?老百姓为什么只能以爆炸、自杀、滥杀来表达抗议?就是因为没有反对党可以出来代表被压制群体的意见,使冤屈者感到绝望了,对共产党的官僚制度和官官相护感到走投无路了。
    
    现在中国不是没有共产党外反对党,主要是这些反对党发展了20多年却依然只能“捣乱”一下完事,壮大不起来。以笔者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些组织在20几年中都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系统。没有稳定而独立的经济来源系统,没有有号召力的理论,没有有智慧和策略能力的领导中枢,没有杰出而有政治影响力的领袖人物等等。现在的反对党组织很粗犷,草莽化;组织松散,意志分散,几乎没有有效的运作系统。活动以开务虚研讨会和表面抗议为主;几乎批判了共产党25年,但却未见形成自己的系统理论。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中国会否出现一二个经济能力可以自给自足,理论文明而进步性到位,党的组织和战略策略谋划机构有效的独立政治领军组织呢?最近因薄熙来案而出现的“至宪党”,虽在政治上有根本缺陷,但它却是标准的共产党外政治组织,她给未来政治组织多元化带来一些新思考。
    
    某种意义上说,体制外政治组织的发展壮大进度对中国宪政社会建成的进度有对应关系。如果未来几年有一二个得到中国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独立政治组织和政党,中国的宪政民主变革进程将会全面改观。
    
    
    
    中国的现代政经体制改革反映了多方面社会力量互动,也包括国际社会力量的影响。同时,各方面的改变不但会影响他人,也会影响自己。常说的“大浪淘沙”就是这个意思。谁给人民一个机会,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谁给中国以希望,就是给自己以希望;谁企图欺骗社会,利用求改革的人心牟取一己之利,最后必然是自欺欺人。相信,历史对所有变革者都会一视同仁,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201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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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3/11/2013112211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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