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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静悄悄” 政治斗争激烈/ 穆岸
(博讯2013年11月12日发表)

    
    作者:穆岸
    
    当下的天安门广场可以说是戒备森严,通往天安门的所有路口都有警察执行严格安检,城楼前、广场内停放着多辆警车与防暴车,公安、武警、特警严阵以待,确保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顺利进行。这次举世瞩目的改革大会虽然在召开前夕就受到了各大媒体和名家的热切追捧,但却依旧没有打破中共“闭门”开会的旧习。也许在很多海外人眼中,“封闭”似乎早已成了中共大型政治会议的关键词,但是这届“三中全会”的静悄悄反而来得有些蹊跷。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发生在这次“三中”前夕发生的三大事件:中共中央通报薄熙来案,给纠缠了一年多的高官反腐案画上了句号,也被外界认为这是党内左右的再次统一;带有民族问题的吉普车冲撞天安门金水桥事件;中共官方喉舌在《人民日报》专门刊发整版长文《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矫正了大半年来,对于习近平早在年初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偏向“左”的解释。
    
    看得出,不管是从党内统一,还是左右共识,中共都想为“三中全会”营造出一种团结的氛围。在面对“金水桥”性质的恐怖袭击却只能采取以防为主的措施,然而这只是“三中”静悄悄的一个序幕而已。
    
    与民断裂的自我防御机制作祟
    
    有怎样的政治体质就有怎样的人民群众,对于长期生活在“静悄悄”的政治氛围中的大陆民众来说这样的会议环境或许早已习以为常。表面看来,中国民众是习惯了这种“静悄悄”式政治生活,但实质上他们是看透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普通民众在国家大政策面前的微不足道。即便这些政策与他们未来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也只能沦为这些政策的“享用者”。
    
    可庆的是政治不是生活的全部,不幸的是,生活却无时无刻不受政治的影响。中国民众的静悄悄和中国政治的静悄悄对比看来,前者在信息科技的带动下变得更加“多元化”,通过旅游、游学、上网、购物,很多中国人都对自己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变动的有了认知,反而中国政治却在固守不前。曾有人评论:中国人民是世界的,中国政治是封闭的。这种结构的矛盾,造成的是“内忧外患”的动乱和不安,所以中国领导人才如此关心国内的“稳定”,乃至于他们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所以,中国式政改历来强调“既积极,又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实施的手法。因此“改革”在党内看来不是狂欢,而是一个欲速则达甚至会出“颠覆性错误”的危机考验,自然本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也没突破这种逻辑。
    
    但是,在这种与民断裂的自我防御机制下,关起大门的“改革”会议反而更像是利益群体的“分账”。再加上三中全会前夕那场惨烈的“金水桥”事件,静悄悄也应该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党权独大的国务治理结构
    
    很多学者习惯将政治学与科学分而论之,认为只有在国家大事上才把二者综述。但事实上,在民主制度里,统计学就是最普遍的运用。虽然,中国政治里采用的是七人和各省委的民主权利,但科学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这个政党变得更规范和专业。有了这个,至少能做出比过去合符党章党规的集体负责制。
    
    不同于西方的参议员亦有别于中共自身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中全会可以说是有中共“政治局”主打的改革会议。因此,三中全会的报告就不会也不应该有任何党内异议现象的出现。但是,民主的魅力就在于“它赋予了每一个人话语权”,但凡在这场“顶层设计”里出现不被广泛接受的政策,执政者权威就是在遭遇挑战。
    
    而这个挑战,在一个党大于国家的权力结构里,很容易让领导者为了党的执政地位牺牲了人民(国家)的利益。所以对于中共来说,开放型的决策性会议是不可取的。三中全会想要保证“党内共识”,又能让改革政策畅通无阻,最实用的方法也是“静悄悄”。
    
    被噤声的夺权大会:大型改革或出炉
    
    除了以上“安全稳定”和体制结构两大原因,这届三中全会如此“安静”,最大的玄机其实还是在这“改革”里。
    
    三中前夕,由国务院主导的“383方案”收到外界的热切关注。虽然后期,党媒《求是》以“中国改革决不会犯颠覆性错误”为其降温,但是各种细节还是透露出改革者的坚定立场。而这份只是“建议方案”性质的报告也向外界展示了“改革”在高层智囊群体里的设计方向,至少这个所谓的大尺度改革的“383”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备胎。
    
    从“383”的舆论声波中不难看出,中共虽然不断强调会放宽改革尺度,但却始终紧紧握住自己的政治底线。那么在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如何能让已经处理大数据和信息社会的民众信服呢?唯一的方案即是建立起更完善、更惠民的政策和制度。可由于长时期不公平的政治体制使得大多数地方政府的执政是建立在牺牲民众利益的体制里,因此,想要做出广泛性惠民的改革政策最大的阻力就是僵化腐败的地方官僚。
    
    但目前而言,中共地方执政上的党内腐败已是迫在眉睫,习李这一年来虽在打贪整风上下了不少功夫,但靠王岐山十个“中央巡视组”去解决地方大面积的官员贪腐问题显然有些不切实际。在制度上“一刀切”下地方权力也是当下治理腐败的好办法。因此,笔者有理由质疑,当下的三中全会保密工作如此之厉害,很有可能是为了避免大尺度改革阵容引起外界骚乱,从而使得改革政策无法突破利益群体的阻碍而变成“无用功”。
    
    早有中国政府的内部人士表示,由于下属部门之间政治斗争激烈,加上市场化改革政策遇阻,限制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推行真正变革的可能性。李克强也曾亲自表示:地方政府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而正在召开的三中全会是否正在进行这这场“夺权”的自我革命呢?就如暴风雨前的宁静,这或许正是这届三中全会“静悄悄”的最大玄机。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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