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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宇劳教案的背后/刘水
(博讯2012年12月15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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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为转发、粘贴100多条微博,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劳教两年。此事发生在薄王当政重庆“唱红打黑”高潮期。现已公开的数十起重庆系列言罪案,与薄王制造的重庆政治恐怖不能分开,本身也成为恐怖社会的受害人和见证者。任建宇以“所外执行”提前9个月获释,坚持起诉原裁决机构重庆劳教委,被以超过起诉期驳回,任与律师向重庆高院继续提起上诉。
    许多人知道劳教制度,不经法庭审判,可将一个公民剥夺人身自由,但是,剥夺自由过程如何实施,警方、劳教委和劳教所,各自什么扮演角色,以及劳教所如何管理,囚犯的人权和人格如何保障如何?任建宇获得自由后,公开接受央视等重要媒体采访、参加《财经》杂志年会、拜访艾未未,这本身就是自我救赎和维权行为,的确需要勇气和底气,不是每个劳教受害者都愿意抛头露面。在取缔劳教制度的普遍社会愤怒中,他敢于公开站出来揭露劳教之恶,其劳教细节方才浮出水面。
    
公检法的法外之术

    
    劳教制度从“肃反”工具逐渐转型为“维稳”手段,可谓罪恶累累。劳教委作为警方、劳动和民政部门虚设、重叠的司法机构,实际上是警方一权独大,劳教所成为警方私设的黑监狱。警方作为地方维稳的主力打手,他们是地方政府的“看门狗”,要为地方当局肃清一切不利言论。谁公开批评政府或传播不利当地政绩信息,皆可被视为“敌人”,关进劳教所。之所以重庆政府肆无忌惮打压异议言论,主要在于薄王构筑的重庆专制王国,容不下反对的声音;还在于劳教制度披挂“人们内部矛盾”的外衣,迷惑社会公众;劳教未经审判可隐秘关押,从而减轻社会公众对立情绪。
    如若不是薄王倒台,重庆系列劳教案不会部分“平反”,受害者更不会公开化。这不能不说是薄王倒台的意外收获。重庆劳教委、检察院和公安局公器私用,胆大妄为,居然敢以“所外执行”作为释放任建宇的交换条件,轮流进入劳教所阻止任建宇提起行政诉讼。法律成为公检法机构的玩具。
    重庆当局似乎顾及颜面,其实是怕追究枉裁责任和个人罪责。任建宇等人的言论,直接针对的是薄王当局,虽然薄王倒台,但案件侦办人和裁决者仍在位。如若法院判决任建宇胜诉,将会引起连锁反应——国家赔偿和追责。国家赔偿都不是问题,反正他们花费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还会落下敢于纠错的正面评价。任建宇将追责作为诉讼的主要条款,那么,抓捕警方特别是网监支队和劳教委直接责任人,需要承担法律追究。其次,任建宇一旦胜诉,重庆系列劳教言罪案受害者,均会仿效起诉,这才是重庆司法机构最为害怕的。所以,才会引起重庆当局恐慌,极力启动所有司法资源设置重重障碍,阻止审判。
    但是,北京已对薄王案定性或判决。对于薄王造成的劳教案,一旦法院判决任建宇输官司,那就意味着重庆在跟北京作对,这也是重庆设置障碍、忌惮之处。所以,以拖延术企图拖垮上诉人,直至放弃上诉,就范于公检法的法外之术。
    重庆只是特例。在政治恐怖社会,普遍的劳教受害人宁可选择放弃法律诉讼,降低社会正义标尺。首先是司法被垄断,公检法勾连,胜诉几无可能;其次是诉讼成本高昂——非律师费用,而是公检法折腾、推诿、拖延,人为设置障碍。从重庆当局阻止任建宇上诉,可见不但向任建宇提交换条件,而且通过任建宇父亲和女朋友,向他施加压力,奈何任建宇宁可继续坐牢也不放弃行政诉讼。这一过程本就是向当事人及其亲属施加恐惧和变相株连。薄王倒台、外地律师施以援手,也是任建宇底气所在;而任建宇及其家人坚守无罪起诉,也给予律师机遇。
    
制造罪感与感恩

    
    薄王倒台,重庆多名高阶警察被判刑,最近网上流传重庆900名警察受到波及,应为实情。这从另一重庆“黑打”受害律师李庄披露的信息,也可直接得到佐证。可见重庆小环境恶恶相变,启动制度自我修复功能,另起社会秩序,但这绝不意味法制从此受到尊崇。因此,数十起劳教言罪案才得以水落石出,媒体也纷纷介入报道。司法独立需要制度设计,而非重庆一地一时可改观,但是个体受害者的坚守和公开,都是为将劳教制度埋进坟墓而填土。
    任建宇透露,在劳教所每天超重干活十多小时,工作量成为减期或加期指标。入狱时体重130斤,出狱只有103斤,可见劳役之重之苦。超重劳役,尚不得分文报酬。劳改产品是手工包装“太极口服液”吸管。他所在涪陵劳教所,全称为“重庆市涪陵劳教戒毒所”,强制戒毒人员占据较高比例。吸毒者是传播艾滋病、性病等其它传染病高发者,据称该所加工吸管,并无卫生、检疫和消毒等特殊设备和检测,可见危害社会公众健康安全。
    与管教谈话、上厕所,要先喊“报告”,然后后退一步蹲下请示批准;不成文规定劳教犯要理光头。笔者作为两次劳教受害者和批判者,多年来撰文揭露劳教之恶。劳教所违背法律规定的“土政策”,以上仅是九牛一毛,见不得阳光的数不胜数。劳教犯的基本人权和人格尊严毫无保障。这时候,官方就习惯性忘记自我标榜的“劳教属于人们内部矛盾”,而把劳教人员视同刑事罪犯,怎么利于自己就随时改变政策。
    任建宇拿到聆讯书,警方胡乱解释,误导他放弃聆讯机会。同时办案警察会暗示“只要老实交代,不会有事的,马上会放你”。这其中大有门道。刑讯逼供(诱供、疲劳审讯和刑求等)是警方侦查惯用手腕,目的是造假案,诱惑当事人认罪,签名、盖指印,尽快结案,这会显得警方审讯笔录表面上毫无瑕疵。当事人因为害怕坐牢,会听信办案警察谎言,违心承认犯罪事实。等到送到劳教所,方才明白“老实交代会释放”是弥天谎言,甚至会被加重劳教期,但有口难言,后悔也晚了。
    制造罪感相当恐怖,同时切断律师援助,会让当事人陷入孤立无援境地,人会变得麻木,听任警察摆布。加上刑讯逼供,只会盼着快点了结。任建宇获释后如此坦言。罪感与感恩,同时发生作用。劳教所标榜“教育,感化,挽救”政策,实施劳动和思想双重改造。让当事人产生有罪错觉,进而以“罪人”身份产生悔罪和感恩之心。
    
以个案终结劳教制度

    
    对于一个农家出身的大学生,自许当村官葆有良知,过上好的生活,无可厚非。任建宇从村官到囚徒,谨守的是自然人的自由言论的原始正义观,言者无罪,他是无罪之人。此前他懵懂的体制意识,从此会改变。如果说当村官,是主动进入体制,那么不屈上诉而被体制抛弃,也算他的主动选择。从长远来考量,15个月牢狱之灾,对于年轻的任建宇并非全是坏事。如果他有志于做个合格公民,追求社会公正,在这个国家坐牢其实就是历练。
    原始正义观,必然伴随个体的批判权利,而“文字狱”恰恰用政治正确惩罚思想者,以符合权力意志。任建宇劳教案,发生在民间社会反抗邪恶劳教制度当口,可说适逢其时,让那些受蒙蔽的民众,通过任建宇个案,看清劳教制度本色并助推其终结。
    任建宇言:“我的不幸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时代,造成了我这样的一个悲剧;但是我可以这么快得到释放,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又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在为公正、正义而努力。”
    
    原载《动向》月刊 2012年12月号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2/12/2012121510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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