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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超越“第五个现代化”
(博讯2012年12月04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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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政治现代化”应该被超越,成为“第五个创新也就是政治创新”。

(一)
    
    1、旅法学者陈彦《“民主墙运动”及其历史地位》一文说,1978年12月5日,魏京生以“金生”为笔名在“民主墙”上贴出了题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大字报。魏京生认为,中国除了需要当局已经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之外,还需要民主。该文谴责了共产党的一党独裁,质疑共产党政权的“人民”特性,认为共产党政权的独裁本性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惟一真正障碍。
    
    2、而姚立民则指出他自己在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之前三个月,即1978年12月出版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已经发表《第五个现代化》一文,该文是在1978年10月写作的,那时的香港月刊一般都是前一个月的中下旬出版的,例如12月出版的月刊常在11月中下旬上市。《七十年代》1978年前后是在大陆流传最广的香港政论刊物,姚立民的意思是魏京生抄袭了他的提法。
    
    3、谢选骏认为:在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政治现代化”,是作为“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补充而提出的。而“四个现代化”这一口号,则是中共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向“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十五年之后的1979年,“魏京生/姚立民”或“姚立民/魏京生”补充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即使在1979年当时,这也不是一个前卫的想法。正如“四个现代化”在1964年也并不是一个前卫的想法。
    
    为什么“四个现代化”和“第五个现代化”即使在提出的当时就都不是一个前卫的想法呢?
    
    这是因为:所谓“现代化”,说到底只是一个“东施效颦”的口号、“邯郸学步”的动作。
    
    “中国的现代化”,说到底就是“模仿西方”甚至“模仿日本”,更等而下之的是“模仿南斯拉夫”、“模仿新加坡”。
    
    那么,有什么可以取代“现代化”,成为中国发展的正确指引呢?
    
    谢选骏在1975年写作的《五色海》中就已指出:中国发展的正确指引是“创新”,“创造新生活是人生的唯一意义”:
    
    1、对文明命运的上述观察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文化类型都发端于:与之相应的一种民族精神气质及创新冲动。没有长久的饥渴和灼热的好奇,是根本酿不出文化蜂蜜的。同时,任何一种文明体系,都终结于对形式、技术、细节的崇拜与恪守。初起的文明倾力于民族精神、宗教、哲学等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式,而成熟没落的文明则更关注道德、教义、科学、技术、规章制度等外在方面。
    
    2、没有文明的生活,是无望的;缺乏生活的文明,是垂死的。没有意识的欲望,是无望的;缺乏欲望的意识,是垂死的。只想创造新生活而不想创造新文明的人,必定是个盲目的破坏者;只想创造新意识而不想创造新欲望的人,必定是个迂阔的理论家!
    
    3、社会生活的超社会目的之目的、超社会价值之价值,即在于创造新的社会、创造新的价值,而不再固执现有。新的文化,是新生活之结果?换言之,只有导致新文化的新生活,才是可取的。即使是间接地、甚至是从“反动的方向”来导致的!故,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化,才是社会生活的实际趋向,而不仅仅是时代精神或理想中的自以为是。其余一切有价值的目的”都应从属它!即便是间接地、反动地从属也罢。
    
    用“创新”的观点看问题:“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就是“进口洋垃圾”。所以,“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应该被“工业创新、农业创新、国防创新、科学技术创新”以及更为全面的创新(创造新思想、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明、创造新生命)所取代。
    
    同样的道理:“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政治现代化”应该被超越,成为“第五个创新也就是政治创新”。
    
    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已经一纪了,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日益清晰:如何实现的全面“创新”(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明、创造新生命),而不再仅仅是“现代化学习”。
    
    “苏联老大哥”已经死了,“超英赶美”的迷梦也必须超越。

(二)
    
    在《中共能创新政治制度吗》一文中,谢选骏指出:
    
    创新并不是所谓的“古为今用”,也不是所谓的“复兴”,而是“在前人的终点上继续前进”。具体说,中国梦的实现应该是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而不仅仅是复兴第二期中国文明(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或复兴第一期中国文明(夏商周秦两汉魏晋)。
    
    政治制度的创新,是一切创新之首。
    
    例如,“现代化”的祖宗西方文明,就是在中世纪教会制度和共和城邦、近代英美的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等一系列政治创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没有这些创新,拿来的“自由民主人权”?
    
    自由民主人权,不是一个消费品;而是一个生产力。
    
    自由民主人权,不是“海外中宣部”的“美分党”的党员同志们所片面鼓吹的“要回家”的陈词滥调;而是“提高社会效率”。
    
    不创新政治制度,一个社会可能提高自己的效率吗?政治效率,当然包括“反腐败的效率”。中共之所以不能把腐败的工作进行下去,就是因为缺乏现代政治医学的基本处方:三权分立。
    
    只有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政治创新才是“在前人的终点上继续前进”。只有这样吸取了三权分立的精髓,才能超越西方民主政治,开辟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而唯有现代政治医学(三权分立),才能医治现代的政治腐败。
    
    看来,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最伟大的中国梦”,只能由第三中国而不是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落实完成了。
    
    至于第一中国(中华民国)的残余力量,自顾尚且不暇,哪有余力来推动整个中国的彻底转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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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它
    
    魏京生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在西单墙贴出,后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出版的《探索》第一期。)
    
    序言
    
    现在报刊杂志和电台中不再震耳欲聋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了。一方面,因为它是被打倒的“四人帮”的法宝,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群众实在听腻味了,这一套再也不能拿来作欺骗人民的工具了。历史的规律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的既然已经去了,人们自然要拭目以待。老天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等来了一个伟大的诺言,叫做“四个现代化”。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在有人心目中更英明伟大的邓副主席终于击败了“四人帮”,使得天安门广场上流血的伟大人民,有了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民主与繁荣的可能性。“四人帮”抓起来以后,人们就日日盼望有可能“复辟资本主义”的邓副主席,作为一面伟大的旗帜重新树立起来。终于,邓副主席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的岗位上,人们何等的激动,何等的兴奋,何等的……。但遗憾的是:人们所厌恶的旧的政治制度没有改变,人们所希望的民主与自由甚至连提也不被提起了,人民的生活状况没有什么改变,“提高”的工资,远远赶不上物价的飞速上涨:听说要“复辟资本主义”搞奖金制了,细打听一下,原来是马克思主义的祖先们诅咒过的那种“最大限度剥削工人”的“无形的鞭子”。有消息证实不再搞“愚民政策”了,人民不能在“伟大舵手”的领导下,但仍可以在“英明领袖”的领导下去“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英、美、日本和南斯拉夫:“参加革命”不那么时髦了,“上过大学”开始身价百倍,人民也不必任凭“阶级斗争”的叫嚷来磨厚他们的耳朵的茧子了,“四个现代化”可以代表一切。当然还必须本着四?五学社向我们传达的中央精神,在统一领导下,加以指导或引导后,这整个美妙的图景才能算是完成。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画饼充饥”,还有一个成语,叫做“望梅止渴”。在古代就能总结出这样幽默的讽刺性经验的人民,据说还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前进,以至到了今天。总不该有人会以为他们也会做这种蠢事吧。
      
    但是竟然就是有人这样认为,但是竟然就是有人这样做。
      
    中国人民在几十年内紧跟在“伟大舵手”后边用“共产主义理想”做画饼,就着“大跃进、三面红旗”的止渴梅,勒紧了裤腰带,勇往直前,三十年如一日地得到了一个经验教训;这三十年来大家都好像猴子捞月亮一样,怎么能不一场空呢?因此当邓副主席提出“务实”的号召后,人民群众就以潮水般的呼声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拥上了台,人们期待着他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检查过去,引导人们走向可以达到的未来。
      
    但是有人告诫我们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切的一切的基础,甚至是谈话的基础,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谁否认这一点,有告示为凭——就没有好下场。而且“有人们”提醒我们注意:中国人民是需要独裁的,即使超过封建皇帝,那正说明他的伟大:中国人民不需要民主,除非它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否则一钱不值,信不信由你,有监狱为凭——刚腾出来的。
      
    但是有人给你留下了出路:以四个现代化为纲,安定团结地走吧,勇作革命的老黄牛,你们会达到你们的天堂——共产主义和四个现代化的繁荣。好心的“有人们”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提示:如果你们想不开,就努力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吧!想不开是因为你们不懂,不懂正说明了学问的高深嘛!你们不要不听话,你们单位领导是不会答应的!等等,等等……
      
    我劝大家不要再相信“这一类政治骗子”了,我们明知要受人骗,还不如老老实实地信赖一下自己,文化革命的锻炼已使我们不那么愚昧了。我们自己来研究一下自己该怎么办吧!
    
    一、为什么要民主?
      
    几世纪来人们谈论这个题目已经多得很了。民主墙的诸公们也作过详细的分析,说明民主比独裁究竟好多少。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是一个事实呢,还是一句空话?它既是事实,也是空话,说它是事实,是因为没有人民的力量,没有人民的参与,任何历史都是不可能的,任何“伟大舵手”、“英明领袖”恐怕都不会存在,更不要说什么创造历史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新的中国人民就没有新中国,而不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邓副主席感谢毛主席救了他的命,这是可以谅解的,但他难道就不感谢那个把他推上台的“呼声”吗?他难道就应当对“呼声”说:你们不应该说毛主席的坏话,因为他救了我的命。从这事上我们同时看出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成为了一句空话,它之所以是空话,是人民不能按照他们大多数的愿望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功劳被记在别人的帐上,他们的权利被编织成别人的皇冠,有这样的主人吗?倒不如说是好奴隶。在历史上他们作为主人创造了一切,在现实中他们作为奴仆垂手拱立,以便让象面团中的酵母那样不断产生的领袖来“引导”他们。
      
    他们应当有民主,如果他们向谁要民主,那他们只不过是要回本来就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如果谁不给他们民主,谁就是无耻的强盗,比抢走工人的血汗钱的资本家更纯粹的强盗。
      
    但是现在人民有民主吗?没有。人民不想当家做主人吗?当然想。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原因就在这儿。胜利后这个诺言到哪去了呢?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口号改为无产阶级专政,在人口几千万分之一的少数中实行的“民主”也取消了。代之以“伟大领袖”个人的独裁,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在党内发牢骚的彭德怀也被打倒在地。又一个新的诺言:因为领袖是伟大的,所以迷信一个领袖比民主更会给人民带来幸福,人民半被迫半自愿地听信了这个诺言直到今天,但他们更幸福了吗?更不幸了,更倒退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他们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现在怎么办?这是他们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现在根本不需要评价毛泽东几分功劳、几分错误,当初他提出这个说法只是为他自己辩护,现在人民需要反省一下,没有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中国是否也必然会落到今天这一个地步。是中国人笨,中国人懒,中国人不想过更富裕的生活,中国人天生不安份吗?正相反。那为什么?答案是明显的,中国人不该走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为什么会走这条路?不正是那个自卖自夸的独裁者引导他们走上这条路的吗?不想走就专政你,人民听不到不同的情形,还以为天下只有这是条可走的路呢。这不叫欺骗吗?这里边也有几分功劳吗?
      
    这是条什么路?听说叫“社会主义道路”。按马克思主义的祖先们的定义,社会主义首先是人民群众,或叫无产阶级大众当家作主人。试问中国的工人们、农民们,除了每月发给你们餬口的一点点钱以外,你们作了谁的主?作了什么的主?说来可怜,你们被人作了主,甚至婚姻也不例外。社会主义保障生产者除完成他的社会义务外,得到他的劳动成果,但你们的义务是有止境的吗?你们得到的不正是“维持劳动力的生产所必须”的一点点可怜的薪水吗?它能保证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受教育、发挥个人能力……等等许多权利?但我们在眼前的生活中一样也看不到,看到的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和“俄罗斯式独裁的变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独裁。难道这样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所需要的吗?难道独裁就等于人民的幸福吗?这是人民所希望的那条马克思描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吗?显然不是。那是什么?说来可笑,倒有点像《宣言》里说的封建社会主义,也就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听说苏俄已从社会封建主义升格为社会帝国主义,中国人也必须走这条路吗?
      
    有人建议把过去的帐全算在封建社会主义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上,我是完全同意的,这里边不存在功过问题,顺便说说,臭名昭著的德国法西斯的正名叫“国家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个独裁暴君,他们也号召人民勒紧裤腰带,他们也欺骗人民说:你们是伟大民族。最主要的是,他们也扼杀哪怕是最起码的民主,这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民主是他们最可怕的、不可抗拒的敌人。在这个基础上,斯大林和希特勒握手签订了《德苏条约》;在这个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举杯瓜分了波兰;在这个基础上,两国人民遭受着奴役和贫困。我们也必须继续遭受这样的奴役和贫困吗?如果我们不想民主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在经济、科学、军事等方面现代化,首先就必须使我们的人民现代化,使我们的社会现代化。
    
    二、第五个现代化:要什么样的民主
      
    我想问问大家:我们要现代化干什么?在有人看来:红楼梦那个时代不是满好吗?看看书,写写诗,还可以搞女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现在还加上看看外国电影,真是神仙的日子。不错,是神仙的日子,老百姓可是不能沾边的,人民要的是人民有可能真正享受到幸福的日子,最起码也要不比人家外国的人民享受的更差,而所有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的富裕是社会普遍富裕,这种富裕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才能够达到,这一点是十分明白的,但最重要的一点被有些人给遗漏了,社会生产力提高后人民就能够享受到富裕的生活吗?这里边还存在着支配权的问题,分配的问题,剥削的问题。
      
    解放后的几十年中人民勒紧裤腰带,拚命的干,也确实创造了许多的财富,这些财富都到哪去了?有人说:拿去喂肥了象越南这样的较小型号的独裁政权,有人说喂肥了林彪、江青这样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都对,总而言之,它没有落到中国劳动人民手里,这些财富不是被大大小小的手中有权的“一类政治骗子”直接挥霍掉了,就是被他们赏赐给了越南、阿尔巴尼亚这类与他们志同道合的混蛋们。毛泽东临死前为了老婆向他要几千块钱还难受过,他把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几百亿地扔了出去,谁发现他心疼过?而且这还是在中国人民勒着腰带上街讨饭来搞社会主义的时候。跑到民主墙来拍毛泽东马屁的人,你们既然睁着眼睛为什么就看不到这些?恐怕是有意看不见这些吧?假如真看不见,请诸位把写大字报的功夫用来跑跑北京站、永定门,或在街上注意一下上访的外地人,问问他们在外地要饭是否也算稀罕事,我想这些要饭的不一定也想把雪白的大米去支持什么“第三世界的朋友们”吧!可是他们的意见重要吗?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里,只有那些吃饱了没事,看书写字过过神仙日子的人才有支配的权力,人民难道没有最充分的理由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吗?
      
    什么是民主?把权力交给劳动者全体来掌握,就是“真正的民主”。劳动者不能掌握住国家权力吗?南斯拉夫正在这条路上走,并给我们证明了,人民不需要大小的独裁统治者,可以把事情办得更好。
      
    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按他们自己的意愿选择为他们办事的代理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和利益去办事,这才谈得上民主,并且他们必须有权力随时撤换这些代理人,以避免这些代理人以他们的名义欺压人民。这是可能的吗?欧美各国人民就在享受着这种民主,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愿望把尼克松、戴高乐、田中等人赶下台,如果他们需要,还可以再让他们上台,谁也干涉不了他们的民主权力。而中国人民即使谈论一下已经死去的“伟大舵手”毛泽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人”毛泽东,监狱的大门、各种意想不到的厄运就在等待着他们,对比之下,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与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民主”真是有天壤之别呀!
      
    人民有了民主就会天下大乱、无法无天了吗?最近报刊上透露的一些情况不是说明正是由于没有民主,大小独裁统治者才得以无法无天吗?怎样维持民主的秩序,这是一个需要人民自己解决的内政问题,无需特权者老爷们替他们操心,老爷们操心的不是人民民主,而是怎样用这个籍口来取消人民民主的权利。内政问题当然不会一下子就解决,必须要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去解决,错误和缺点是难免的,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总比受了老爷们的欺压无处申冤要强千百倍,耽心民主会无法无天的人,正象辛亥革命后耽心人民没有皇帝,会无法无天的人一样,他们的结论都是:安心受压迫吧,没人压迫你们,你们的脊梁会飞到天上去呢!
      
    我要恭敬的奉告上述诸君:我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神仙和皇帝,不要相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我们不要作独裁统治者扩张野心的现代化工具,我们要人民生活得现代化,人民的民主、自由与幸福,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唯一目的,没有这第五个现代化,一切现代化不过是一个新的诺言。
    
    我号召同志们: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下,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法西斯集权主义只能带给我们灾难,不要再对他们抱有幻想,民主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放弃民主权利无异于重新给自己套上枷锁。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吧!人类的历史是我们创造的,让一切自封的领袖和导师滚蛋,他们把人民手中最宝贵的权利骗走已好几十年。
      
    我坚定地相信:在人民自己的管理下,生产将更发达——因为这是劳动者为自己的利益而生产;生活将更加美好——因为一切将以劳动者的生活为目的;社会将更加合理——因为社会的一切权力将以民主的方式归于劳动者全体。
      
    我并不以为人民能不费吹灰之力地从某救星手中得到这一切,我也并不认为中国会嫌困难重重而放弃这个目标。只要人民认清了目标和障碍,他们会毫无犹豫地踩扁那些拦路的螳螂。
    
    三、向现代化进军:实行民主  
      
    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民主并不完全像列宁编造的那样,仅仅是社会发达的结果。它不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这个发达阶段以及更加发达的阶段中得以存在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社会将停滞不前,经济的增长也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对于以往的历史来说,民主的社会制度是一切发达——或叫现代化——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和前提,不但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就连保持现有发展阶段的成果也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伟大的祖国,三十年来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人类的历史为什么要走向发达——或叫现代化?是因为人类需要发达的社会所能够给予他们的全部现实结果,是因为这一现实结果的社会效果所能最大限度地使他们达到追求幸福的头一目标,就是自由;民主是人类现在已知的最大限度可能达到的自由。民主成为人类近代斗争的一个目标,不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吗?
      
    近代历史上一切反动分子,为什么都在反民主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呢?是因为民主给予了他们的敌人——人民大众——以一切,而不给予他们——各种压迫者—— 以反对人民的任何手段,最大的反动派就是最大的反民主主义者,这从德国、苏联以及“新中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得很明白;最大的反民主主义者就是社会和平与繁荣的最大、最危险的敌人,这从德国、苏联以及中国的历史中同样可以看得十分明白。人民要求幸福、社会要求发展的斗争,就集中在对反民主主义者——独裁法西斯主义者的斗争上,这也可以从德国、苏联以及中国的历史上鲜明地看出来。民主反对专制的斗争取得胜利必然给社会的发展带来最优条件和最大的速度,关于这一点,美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最鲜明、最有力的证据。
      
    人民追求幸福、和平、繁荣的一切斗争,都只能以追求民主为前提,人民反抗压迫与剥削的一切斗争,也都只能以达到民主为先觉条件,以我们的全部力量投入到为民主而斗争的战斗中吧!人民所能得到的一切,都是民主的,非民主的任何幻想都不是人民可能得到的,任何形式的独裁和专制集权主义都是人民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
      
    敌人会让我们实行民主吗?当然不会,他们会不择手段地阻止民主的进程,欺骗和蒙蔽人民的耳目,是他们可以采取的最有效的办法。一切独裁法西斯主义者都告诉人民:你们的现状实际上是全世界最美好的。
      
    民主真的到了自然而然的地步了吗?并不是,它的每一个微小的胜利都要花费巨大的代价,甚至要认识到这一点,都必须花费流血牺牲的代价。民主的敌人一贯都欺骗人民说:民主就是必然产生也必然消亡的,因此是不必花费力量去争取的。
      
    但是看看真实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政府”的御用文人们编写的历史吧!真实而有价值的民主每一个细节末枝,都浸润着烈士们和暴君们的鲜血,向民主迈出的每一步,都必须抗拒反动势力的全部打击。民主之所以会克服这些障碍,正说明它对于人民的宝贵,等于他们的一切希望,因此这一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怕过什么,他们只要认清了方向,暴君们的强大就不会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为民主的斗争是中国人民的目标吗?文化革命是他们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力量,一切反动势力都在它面前发抖了。由于人民当时还没有认清方向,民主的力量还不是斗争的主流,因此大多数斗争被独裁暴君们用收买、诱入迷途、挑拨离间、造谣中伤和武力镇压的方式扼杀了,由于当时人民迷信各种独裁野心家式的领袖,因此他无意中又一次成为暴君和潜在的暴君们的工具和牺牲品。
      
    今天,十二年后的今天,人民终于认识到了目标的所在,认清了斗争的真正方向,认出了他们真正领袖——民主的旗帜。西单民主墙成为他们向一切反动势力所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斗争一定会胜利——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人民一定会解放——这是具有新意识的口号。还会流血,还会牺牲,还会遭到更阴险的暗算。但是民主的旗帜不会再被反动势力的妖雾遮住了。让我们团结在这一伟大而真实的旗帜下,为谋求人民的安宁与幸福,为谋求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向社会制度的现代化进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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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第五个现代化
    
    姚立民
    
    笔者注:本文于1978年12月出版之香港《七十年代》月刊。魏京生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是“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作为1979年3月25曰“探索”的社论,他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是在该文之后发表,比本文晚了三个月以上。
    
    1.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正集中全国的力量,争分夺秒,向四个现代化迈步进军,计划在廿一世纪来临之前,使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富强国家。笔者由衷地期望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完成,但认为还有美中不足之处,除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之外,还应该加上第五个:法律政治观念的现代化。
      
    溯自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中国开始洋务运动以来,大家过份重视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却忽视了它们的制度健全、政治安定。因此我们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是以科学技术为主;在法律政治方面,最初是不予理会,后来是学到一点皮毛,却未能吸其精髓。由于制度不健全,政治不安定,科技在中国就像沙漠上的花草一样,一直生不了根,所以到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不论个体、政体如何改变,科技方面还是要向外国人学习。
      
    就拿台湾大专学校各科系的学生比例来说,工学院各系一向是最热门(自一九五七年杨振宁、李政道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以后,理学院也慢慢“热”了起来),多数优秀的高中毕业生都以报考甲组为荣,似乎是建国的大任只落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身上,而专攻法律、政治、经济这一批人,似乎只是帮闲和清客而已。似乎只是有背景有关系的人,才能在政治圈子里混。这个观念一天不改,国家的政治就一天不上轨道,也就很难出现长期安定的政治局面。(靠特务控制的“安定”局面,不能算是真正的安定)
      
    有人说:“在建国途中,法政与科技二者,如鸟之两翼,如车之两轮,同等重要,无分轩轾”这似乎够抬高法政的地位了。我以为这个比喻还嫌不够贴切,更贴切的比喻是:左传有云,皮者,法律政治是也;毛者,科学技术是也。制度健全是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政治安定是发展科技的先决条件,我之强调第五个现代化,理由在此。
    
    2.现代化大敌──人治
      
    中国自有信史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是停留在人治阶段。近七十年来,虽然在表面上也有“约法”、“宪法”之类来装饰门面,但也只限装饰点缀而已,它的真实作用,实在小得可怜。美其名曰“法治”,实际上还是不折不扣的人治。
    
    人治下的政府最显著的缺点是:
    
    1.高级领导人无任期制度,不必鞠躬尽瘁,一定死而后已。
    
    2.高级领导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全国人民就像坐在一辆没有剎车器的汽车之上,其危险可知。
    
    3.高级领导人为维持其长期统治于不坠,必然积极鼓励全国人民崇拜“领袖”,崇拜权威,这是变相的愚民政策,是国家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曾经有人说:中国是八亿人口的大国,既没有一股强烈的宗教力量来维系人心,而过去的尊君尊孔又已不复存在,实在是难以治理;因此只好借重“领袖崇拜”来代替宗教信仰,使政治领袖成为团结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就像英国的国王和日本的天皇一样。英王和日皇在其本国人所发挥的精神维系力量,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我同意这个“诊断”,但是有件地赞成这个“处方”。我的条件:这位“至高无上”的政治领袖,必须完全是名义上的,完全不掌握实权的,同英之国王和日之天皇完完全全一样,那么对国家才会有益无害。一个被人民叫惯了“英明伟大”的“领袖”,久而久之,信以为真,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老几,真以为自己是天纵英明,永不犯错。他手上无权倒也罢了,假如又集大权于一身的话,其结果实在不堪想象。
    
    因此我想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论也许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自一九一二年推翻专制,肇建共和以来,在名义上,专制的帝王是不存在了;但实际上,这些新兴的“领袖”们拜科学之赐,有进步的侦查工具和武器来进行恐怖的镇压,有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来注射麻醉,其狠毒的手段远超过古代的任何帝王。既然如此,共和政体不要也罢,倒不如老老实实地设置一个“皇室”和一个“贵族院”,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人在退休后担任有名义、无实权的终身职皇帝,作为团结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其它有贡献的先生女士们,在担任一定时期的政府公职以后,还有接受人民“崇德报功”的机会,在这里安享清福,不要被权力腐化,不要被人批评为“功过参半”,对自己对国家两得其便,何乐不为?对于人民来说,宁愿出钱来奉养他们的余年,只求他们不要妨碍新陈代谢,不要“呼风唤雨、翻江倒海”,不要让“领袖言论”来束缚人民的思想,那么广大的人民就会感激不尽了。
    
    3.红乎?专乎?
      
    在四人帮当权时代,只重红而不重专。其结果,农工业生产一落千丈,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加之外有强敌苏联虎视耽耽,国家民族的前途真是千钧一发。我们要知道;红旗满天飘扬,绝对吓不倒苏联,苏联反而会笑咱们是“婢学夫人”哩!只有使国家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军事力量强大,才能使苏联知难而退。何以致此?唯专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是“党”“国”不分,国家任何政务事务,都由党的干部领导一切。这些党的干部,红则有之,专则未必。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尽量放松党的控制,让科技专家们在“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的心情下放手做去,这样才会调动科技专家的积极性,才能在最短期间内使四个现代化顺利完成。
    
    放松党的控制,说来容易,做起来一定困难重重,愈是地方基层,可能阻力愈大。“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已经实行了近卅年,这些干部们一向颐指气使惯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要想矫正过来,一定要费很大力气。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必须具有坚定的决心,拿出雄浑的魄力,运用灵活的手腕,多多利用大众传播工具作为辅助,务期尽量减少党干部和科技专家之间的矛盾,消除现代化途中所遭遇的阻力。
    
    4.外交政策的检讨
      
    最近一年以来,中国的高阶层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加强外交活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为行文方便,特将中国的外交活动归纳为四大类:对苏、对日、对美、对第三世界。近廿年来中国的对苏政策一向强硬,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笔者完全赞成。但是在对日、对美和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仍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外交和内政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外交方面假如出差错,四个现代化一定也会蒙受极不利的影响。兹分别检讨如下:
    
    1.对日政策
    
    中国的对日政策过于软弱,对日本经济和技术的援助过于信赖。
    
    日本与苏联同是中国两个极重要的“芳”邻,也是过去百年来使中国受创伤最深的两个国家。今天我们对日本虽然不必以牙还牙,不必要求血债血还;但是对日关系淡然处之可也,决无必要和它有亲密的交往,更没有理由低声下气来“攀交”这位朋友,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前后中国所表现的,实在过份窝囊!
    
    我完全了解:中国在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威胁之下,不能再结太多的冤家,只能广交更多的朋友。
    
    问题是:中国坚持原则,和日本淡然相处,并不就是和日本结冤家。有例为证:日本向苏联索还北部四岛,态度坚决之至,不还岛,不签约,这并不表示日本与苏联结仇,日苏之间的关系,还是若即若离,忽冷忽热。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为什么一定要“无限期搁置”钓鱼台主权问题、迫不及待地和日本签约?说什么“钓鱼台主权问题等二、三十年以后再谈”,这成什么话?现在该争时不争,能够收回时不去收回,却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二、三十年后我们的子孙,这一代的政治领导人实在太逃避现实、太不负责任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对于这一段史实一定会有公正的裁判,八年来海内外所有的保钓文字,都将为历史作证!
    
    从另一方面来看:纵然低声下气,和日本签了“和”约,也并不表示就能交到一个知心朋友。国际之间只有利害,没有道义,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特别是日本这个民族,进取心侵略心极强,偏偏自己地狭人稠,资源缺乏,偏偏中国地大物博,而且相隔一衣带水,所以日本实在无法不对中国垂涎三尺,不是豪夺,就是巧取,决不可能谈到坦诚相交。中国要想“感化”日本,结果只使日本人暗笑“支那人天真无知,被咱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在过去,中国也许寄望于日本的左翼势力,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当权;但自越南反华的惨痛教训以后,中国在这方面也不应该有什么指望了!因为不论左翼右翼,一定先要顾到自已国家的利益!
    
    中国为求对日自卫,只有做到两点:一是保持自身力量的强大;一是尽量少同日本人打交道,只是保持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免予日本人在任何可乘之机!
    
    2.对美政策
      
    中国的对美政策缺乏一致性:既希望与美国联合起来同反苏霸,却又在国际性会议上公开大骂“两霸”;既希望获得美国民间舆论的支持,对反苏对解决台湾问题两蒙其利,但又对于控制美国大众传播犹太人毫无理由的结怨。
      
    我向中国政府郑重建议:今后在反霸时,只反苏霸已足,不必再拿美国来“陪斩”了。现在中美之间之所以有芥蒂,完全是为了台湾问题。除此之外,两国被一万公里的太平洋隔开,实在没有什么基本上的利害冲突,决不像中苏、中日之间永远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基本矛盾。在台湾问题方面,中国立场坚定不移,笔者举双手喝彩:对于其它问题,中国虽然不必附和美国,但是大可不必随意刺激美国朝野的情绪。
      
    关于反以色列的问题,中国是完全站在阿拉伯国家的一边,对此我不予置评。我当然知道中国学生在美打工时,吃过犹太老板和监工所给的苦头,现在更看不惯以色列在埃及、在约旦、在黎巴嫩的领土上那种张牙舞爪、蛮不讲理的作风;但是中国有许多反以色列的行动,我还是不能同意。举例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曾退回以色列的贺电;中国在华盛顿展览文物前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曾拒绝以色列记者参加。我们固然不必把“泱泱大国之风”六个字挂在嘴上,却也千万不能这样小家子气啊!当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美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这对周氏的声誉完全无损,被人批评的是杜勒斯。中国政府怎能以杜勒斯的小器态度来对付以色列?以色列国内外的犹太人都是一条心,在美国的犹太人控制了重要的大众传播工具,中国政府尽管可以不改变反以亲阿的立场,但在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和犹太人结怨,实在是不智之举。
    
    3.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据本月十八日纽约“华尔日报”报导,中国曾对五十个国家有过援助,现在已感力不从心,正着手大量削减,但仍不能完全停止,像北朝鲜和柬埔寨都是主要的受援国家,今后仍将续接受中国的援助。
      
    过去中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最大缺点,是打肿脸充胖子。自己的九亿人民省衣节食,勒紧腰带──却拿出几百亿的人民币(一美元约合人民币二元)来援助他国,这未免慷慨得太过份了!受援助最多的国家,居然和中国翻脸成仇,如越南(受援达人民币二百亿元),如阿尔巴尼亚(受援达人民币一百亿元),这真是从何说起?与其骂人家忘恩负义,不如自己痛定思痛,好好检讨一番。国际间本来就没有恩义可言,大家都是民族挂帅,功利挂帅,咱们自己偏要相信“国际主义”,独创“无私援助”,谁也不怪,只怪自己傻瓜,上一次当,学一次乖,今后不蹈覆辙,国家人民幸甚!
    
    据“华尔日报”转述日本方面的估计,中国要在公元两千年前完成四个现代化计划,可能需要高达人民币一万四千亿元的资金(约合美币七千亿元)。不论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如何,中国之接受外国贷款,势在必行。假如左手借钱进来,右手援助出去,那对埋头吃苦的九亿人民更是无法交代了!
    
    俗语说:“有奶便是娘”,这倒还好办;讨厌的是,有些国家的原则是“奶最多才是娘”。“奶”不够多,喝了不能过瘾,结果不但摇手说“拜拜”,可能还会回头咬上一口,藉以博得那“奶”最多的“娘”的欢心。
    
    任何一个“奶水”充足的“娘”,都不可能毫无限制地“遍施甘霖”,有求必应,到头来,抱怨之声一定多于感激之词,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奶水”算是最充足的了,结果又换来了几位真正的朋友?热心“国际主义”者可不醒醒乎?
    
    5.结语
    
    为免中国亡于苏联,为免炎黄子孙沦为俄罗斯人的奴工,为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地球之上,中国之现代化势在必行。但现代化决不限于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法律政治观念之现代化尤为上述四个现代化之先决条件。
    
    如何以法治代替人治,如何清楚划分“党”与“国”的界限和权责,如何限制党政领袖的任期和权力,如何消除党政领导干部和科技专家之间的矛盾,如何有效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这些都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四个现代化恐怕要事倍功半。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二者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在谈法政观念现代化时,自然应该全盘检讨当前的外交政策。更何况,四个现代化不是关起门来,土法上马,自己埋头苦干就可以实现的,外国的资金技术必须借重,因此外交政策的运用更具举足轻重之势。
    
    笔者认为:对苏联,应该继续采取现行不妥协的态度。对美国,除对台湾问题继续不妥协,而且可以继续等待之外,其它一切都好商量,实在不必随意刺激美国朝野的情绪。对日本,应采敬而远之的态度,在打交道时应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应该尽可能和美国和西欧国家合作,但不能对任何国家有所依赖。
    
    对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固然要加紧戒备,对于日本经济帝国主义者也决不能掉以轻心。千万不要贪图“路近方便”,千万不能忘记惨痛的历史教训啊!!
    
    一九七八年十月廿四日于纽约醒狮墩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2/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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