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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问题的冷思考
(博讯2012年08月22日发表)

    
    继香港十余位保钓人士,搭乘启丰二号渔船,摆脱香港海监部门的拦截,最后“(被)成功”(就事论事的话,必须、也只能带上“”号)登上被日本抢占的领土钓鱼岛后。在海内外媒体的刻意渲染下,中国人的守土意识一下子就在全世界的华人圈中,被重新激发起来。而且弥漫着一片“胜利”的喜悦气氛,不能不令人联想起当年曾经鼓舞人心的“台儿庄大捷”来,尽管那次战役丝毫没有改变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接下来要面临的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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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仔细想来,这两者之间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是靠真正不怕牺牲的勇气和实实在在的军事、战争智慧取得的;而后者给人的印象,似乎有点像某种配合默契的“联袂演出”(注意:没有证据,只是事出有因却查无实据的“印象”,或一种逻辑判断的合理推测而已)。因为从公布的影像资料来看,跟两艘日本海岸警卫队的大吨位现代化舰只相比之下,被夹在中间的“启丰二号”,简直就像“被玩弄于猫爪下的老鼠”。而那些已经等好在岛上“守株待兔”的日本海岸警卫队员的实际表现,除非他们事先已经得到“不作为或少作为”的指示。否则以他们在具体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素质看起来,下次保钓只要派几个中国“城管”去,就可以把他们搞定了。令一向喜欢“意淫”的笔者,觉得他们很可能是误以为『老迈的潘一丁要“受命登岛展旗”。怕本来已经站不稳的老头子,不要不慎一脚踏空坠海,造成类似第二个“陈毓祥(溺亡)事件”的麻烦。不但让潘一丁“竖子成名”,更打乱了他们自己老谋深算的计划』一样。
    
    果然,包括记者在内的几位保钓人员才回到香港,报导热情尚未降温,手捧的欢迎鲜花也还没有被扔进垃圾桶之前。就听说有数十到一百多个包括地方议员在内的日本人,自说自话并“堂而皇之”地跑到钓鱼岛上去搞“祭拜”。终于引发中国人理所当然的情绪反弹,在国内几个大城市中,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反应。不幸的是,其中一部分人的表现(如掀翻或破坏有日本商标的汽车甚至警车、打砸售卖日本商品的商店等),又不能不令人跟发生“五四运动”年代的行为,作“何其相似乃尔”的联想,而担心“历史周期律”宿命的阴魂不散。所以中国人在面临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来到之前,有必要进行一个包括对历史反思和检讨在内的“冷思考”,以免再次重蹈一点也不值得吹嘘、骄傲的屈辱覆辙!
    
    在科学《新理论》看来,中国近代史的命运,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有某种文化和客观规律的必然。
    
    首先应该反思的。就是客观上代表着真主民主社会,引领其走向的领袖,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非但不能对博大精深到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中国文化进行科学的解压缩,反而受到因胡乱解压缩而形成的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以自己过人的聪明和才智,却出于个人名誉或权力、地位的一己之私,对中国文化提倡的价值观“反其道而行之”地,把中国人和这个社会、从负面带到了当时(或现在)时空条件可能的极致。终于导致中国社会始终像“钟摆”一样地,忽左忽右地、在两个“物极必反”的极端中摆动。作为社会主人的中国人,也永远只能为“事与愿违”的后果买单。如果具体到钓鱼岛和周边海域的领土问题,就是违背了在李鸿章当年,日本人就批评、奚落过他的“祖宗家业岂能轻言放弃”的提醒。始终坚持“急功近利、鼠目寸光”的实用主义原则。不但以吹捧曾国藩道德和儒家理学自诩的蒋介石,为了继续维持国共之间“兄弟阋墙(内战)”的一己之私,在雅尔塔会议上,拒绝了罗斯福总统“归还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的建议。更和后来的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争相对日本示好,主动回避了对钓鱼岛主权的主张。用岂有此理的“以德报怨”,彻底背叛了孔子坚持“以直报怨”的原则,为中国埋下处理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一切国际问题的“祸根”。所以说他们是造成今天“钓鱼岛问题”的始作俑者。只要不从这样的层次和高度来认识“钓鱼岛问题”、并作出检讨和反思,否则除了最后得到一个类似“丢失外蒙古”的下场以外,就永远不要指望有除战争以外的更好选择!
    
    其次应该反思的、检讨的,就是由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聪明而绝对值能力超强的中国人,在没有解压缩的乱码中形成的习惯势力和西方错误社会理论的误导下,不但没有理性地认识“领袖”对实现真正民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作用,更不知道有定义域限制的、绝对的言论自由,跟领袖之间的“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关系。反而在吃饱、喝足后,只知胡乱嚷嚷要“鸟啼蛙鸣”般的言论自由。更在一不顺心如意时,就没有出息地向后看,盼望再有一个“毛泽东”来发动一次不计后果的“文革”,好让自己趁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这才中国是产生“历史周期律”宿命的民意基础和思想根源。中国的社会问题只要不从这里开始进行“根治”,就不要指望能靠类似退烧针、止痛片的小打小闹来真正解决包括“钓鱼岛问题”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
    
    在这样的思路下,认为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全民(人大)授权的法理基础上,责成政府可以采用包括经济甚至战争在内的一切可能手段和资源,以举国体制为后盾,自己来“出面处理、并最终收回领土钓鱼岛”』而不是像“五四时代”那样,由“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或党派、利益集团)在背后指使、挑唆“代表大多数社会人利益的被统治集团”,出面当枪手或炮灰,靠“义和团模式”来为他们“火中取栗”,最后由作为社会主人的“大众皇帝”来为一切社会后果买单。这难道不正是一种最愚蠢的“昏君行为”吗?
    
    到了中国人该清醒的最后、也是最危险的时刻了!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2/08/2012082209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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