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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冠名捐赠:为财政独立还是为吸金?
(博讯2011年05月29日发表)

    
    稿源:南方都市报
    
    大学冠名捐赠:为财政独立还是为吸金?


     清华学生完全可以在制度机制上对校务问题要求发言权,以更积极和建设性的发言来获取对校园建设的参与权。
     一般而言,在捐赠中对大学建筑提出冠名权的往往是华人,丁学良的西方同事常常对此感到奇怪。西方白人包括热衷捐赠的犹太人更倾向于捐助研究项目或者以家族命名的讲座项目或奖学金,因此得以传承下来却有不少,比如像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讲座教授、卡耐基·梅隆讲座教授、比尔·盖茨讲座教授等等。华人往往要把名字刻在大楼上,这在香港也非常普遍。
    
     国外大学的冠名也常常有争议,但争议往往在讨论冠名过程中,而我们却在学校冠名之后。这或许是最大的区别。国内大学对于捐赠以及冠名,没有明确的规范与程序,往往由几个校领导拍板,所以随意性很大,这种冠名由于没有事先征求师生意见,一旦出现在校园,引起争议在所难免。
    
     清华大学因为将第四教学楼冠名“真维斯楼”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5月26日上午,挂在墙上的“真维斯楼”四个大字虽然还在,但墙上挂着的有关真维斯公司的铭牌不见了。教学楼内的工作人员说:“铭牌是拿去修了。”
    
     有不少媒体产生了误读,以为清华就要揭去“真维斯”。真实情况是,有清华学生趁夜黑风高将这个铭牌涂了一层白漆,上面又用朱红大笔写上了清华学生熟悉的“四教”,并旁批了“我爱清华”四字。校方不得已把铭牌取走。
    
     话说回来,一切讨论都该归功于真维斯,舆论本对此类新闻失去敏感。早在四五年前,北大以缺钱办学、盖楼为理由,让北大生命科学院接受印尼造纸大鳄金光集团的襄助,在北大东门盖起了一座“金光大楼”。然而,金光集团因为在中国大规模推动种植单一桉树林而饱受各类环保组织诟病,但在金光为北大教学楼冠名的当时,并没有引来多少关注。
    
     为什么偏偏是真维斯引起了争议?难道因为真维斯的确是廉价学生装的代名词,不如清华大学倾国倾城的显赫所以有些门不当户不对?或者像有人提出的那样,假如换做是微软楼,是不是就会名正言顺?又或者,换做“富力大楼”如何?这是暨南大学教学主楼的名字。
    
     冠名本身不是错。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正是从财政角度看真维斯之辩的。政府部门大量投资高等教育,高校的办学自主空间可能因此被挤压,财政独立是大学自主的重要力量。熊丙奇举例,很多重点大学在实行省部共建后,大幅度增加了在当地的招生名额,由此造成“重点大学地方化”的问题。这便是政府部门投钱而要求“相应回报”的一例。还有中科大的前校长朱清时当初对本科评估敢于不感冒,主要的原因在于,中科大的上级主管部门不是教育部,主要办学经费来自中科院系统。
    
     以清华北大为例,政府的拨款虽然已经很多,却远远不能满足庞大机构运转的需要,均不会超过资金总需求的30%。大学的筹资压力依然很大,而且相比较哈佛等名校获得的巨额捐款,国内名校仍有很大的空间可为。
    
     大学财政,是教学楼冠名赞助的终极动机。但跟政府机构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一样,财政是依照什么原则和方式获得很重要,否则,人们分不清究竟哪些属于现代大学中的商学结合,哪些是吸金行为,如果没有很好的监督,中间很容易夹杂特殊利益的输送,包括影响研究的独立性、将自己的子女搭便车进入大学甚至存在非法的洗钱行为等等。
    
     国外大学的纱窗筛选机制
    
     清华大学校方针对真维斯楼回应称其做法是国际通行做法。事实上,清华大学内公司冠名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早有了著名的“香港公司一条街”。但是,国外大学难道真的跟清华一样,遵循的是“钱多不烫手”的原则吗?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对美国、香港、英国以及台湾的一些大学冠名案例都有所了解。美国大学是全世界接受捐款最多的国家,在处理企业捐款的问题上其实非常谨慎,越是有名气的大学便越是如此。在这综合考虑和权衡间,最重要的是有关捐赠的法律,这一点往往首先由律师顾问来处理。
    
     另外还要对社会公共印象保持敏感。丁学良告诉南都记者,他在美国多年,没有看到任何一家学校接受任何一家合法烟草公司的合法捐款,美国烟草公司势力庞大,但随着禁烟潮流,这些年来其运作的空间越来越艰难,因此特别希望同有名的大学、特别是医学院背景的学校套近乎,多多少少可以影响“抽烟有害身体健康”的公共舆论,但这样的努力几乎没有可能。又如英国烟草公司曾经想给剑桥大学捐赠三亿英镑,剑桥大学断然拒之。剑桥认为,烟草公司的钱是肮脏的,剑桥不能接受。此类面对巨额资金的诱惑与拒绝,已经不是黑白分别的法律问题,而是如何维护良好公众形象的问题。
    
     有名的美国大学内部还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大部分捐款行为牵涉到微妙的文化道德的意义以及对大学无形资产的长期经营,需要更加细腻的处理,只有受到本校信赖、有很高声誉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才能最终拍板。
    
     这三个程序,在丁学良看来是必经的“纱窗筛选”(screening),此外捐款意向达成后还要考虑协议中捐款人的具体要求会不会跟学校认为最重要的核心价值目标发生摩擦,否则同样会遭到强烈的反弹。
    
     在英美国家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最近的便是上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因为多年前曾接受过卡扎菲小儿子赛义夫·卡扎菲的捐款而道歉并辞职,成为英国高校中最大的丑闻。因为赛义夫·卡扎菲的这笔捐款,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上月爆发了抗议活动,挥舞着标语的学生们占据了学校行政楼,以抗议该校与卡扎菲家族的关系。该校将退还从利比亚人手中获得的这笔150万英镑的资金。
    
     丁学良说,目前为止还未看到美国著名高校接受捐款后对命名权不慎重的事件。一般而言,在捐赠中对大学建筑提出冠名权的往往是华人,丁学良的西方同事常常对此感到奇怪。西方白人包括热衷捐赠的犹太人更倾向于捐助研究项目或者以家族命名的讲座项目或奖学金,因此得以传承下来的有不少,比如像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讲座教授、卡耐基·梅隆讲座教授、比尔·盖茨讲座教授等等。华人往往要把名字刻在大楼上,这在香港也非常普遍。
    
     即便在华人社会里,丁学良对南都记者表示,他也没有见到把捐款公司名字作为大学冠名的首选。像香港科技大学的赛马会楼是一个特殊情况,其实赛马会是源于英国悠久传统,经过英国皇家批准的垄断机构,其赚来的钱大部分用于医院、残障人以及教育机构的公益行为。香港赛马会在香港科大筹建中主动承担了基建工程项目,因此才被认可。
    
     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越是有名大学,对于主动捐款筛选越是慎重,程序越是严格,冠名更要考虑到综合效益。丁学良教授认为,这中间哪些环节会特别敏感,尤其需要严格审查,需要这个学校自己内部的人才能判断。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冠名也曾引起争议,好多医学院毕业生非常质疑,他们认为即使冠名,也应该是孙中山最有影响,这种无形资产不是钱能够买到的。美国大学校友对校内的冠名同样影响巨大,他们世世代代维护母校的声誉,大学也由此形成自己的传统。
    
     高校筹款制度应改进
    
     国外大学的冠名也常常有争议,但争议往往在讨论冠名过程中,而我们却在学校冠名之后。这或许是最大的区别。
    
     国内大学对于捐赠以及冠名,没有明确的规范与程序,往往由几个校领导拍板,所以随意性很大,这种冠名由于没有事先征求师生意见,一旦出现在校园,引起争议在所难免。去年5月28日,北京大学校方与房地产商苏州新太阳置业有限公司配对成功,该企业出资一个亿,在推掉北大富有传统象征意义的老式宿舍之后,在新址上建设新大楼也引发了很大争议。这其中的决策程序显然存在问题,既放弃了该校学校传统的维护,又不顾校友的基本感情,在舆论质疑之后依然我行我素照拆不误。
    
     在这个意义上,热爱清华的学生在真维斯楼的铭牌上偷偷涂漆的行为,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只是这样的行动指向还可以更明确一些,完全可以在制度机制上对校务问题要求发言权,以更积极和建设性的发言来获取对校园建设的参与权,这才是成熟理性的行为模式。
    
     企业捐赠以及冠名的问题,折射出高校固有的顽疾,与商业走的太近并不一定就错,关键是在大学里缺失一些基本的规矩,这一点现在看来甚至比政府部门还要严重,也就是官僚化色彩比商业化色彩更能侵蚀大学精神,尤其需要加以抵制。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只是在网站上标明冠名的金额要求,按照院所、楼宇不同,冠名接受的捐款价位也不同。其中最低在200万元左右,如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料室,冠名金额最高的是球类馆,要求1.38亿元。尽管教育部去年颁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法》,要求高校公布财务信息,但在公布的捐款名单中,并没有详细列出各个捐款机构或企业具体的数额,人们对其去向当然也就不甚明了。学校和捐赠方之间是有协议的,但普通师生并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也无从知晓协议的执行情况。捐赠能否被有效利用,用到刀刃上,成为近年来颇为担忧的问题。另一方面,封闭运作也妨碍了大学募集资金,校方往往急于找到捐赠者,即使捐赠主体很不理想,但求有一个卖相,不管是真维斯还是杜蕾斯,只要价钱好,往往急不可待有求必应。
    
     从技术层面讲,负责筹款的大学基金会在管理上也存在一定的真空。此类基金会目前在法规中是被列为非公募基金会,但在现实中它往往具有公募性质,但相关财务和运作却不能像公募基金会那样公开和透明。在接受南都评论记者采访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教授便认为,在立法层面,将来需要单列出来制定大学基金会的管理办法,包括其公开透明度、治理结构以及与校方的关系。
    
     说来说去,大学缺乏一套现代管理制度。熊丙奇认为,需要考虑将大学从教育部“部属”、地方政府“省属”,转为“国立”和“省立”,将高等教育的“管、评、办”分离;从政府部门直接参与办学、直接评价,转为由大学理事会商讨决定发展策略。对应于大学理事会,大学可建立保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权益的教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和学生自治委员会。学校一旦有“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基本制度,便可以最终较好地处理这种问题,捐赠被有效地用于学校办学,与此同时,学校也可保有自己的独立性。这本就是大学的理想,也是消除社会质疑、扭转大学颓势的惟一出路。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1/05/2011052910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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