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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警察暴力执法的反思要触及到制度层面
(博讯2010年07月23日发表)

    
      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的夫人陈玉莲在省委大院门口被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民警狂殴,舆论一片哗然。武汉警察今年算是出尽了“风头”,“公示小姐嫖客名单”事件一波未平,“打错门”事件一波又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然而主流舆论对于警察及警察权一边倒的指责,理性中似乎总带有过多的情绪。不只是这一次“打错门”事件,还有其他的警察暴力执法事件,甚至是警察本身被打事件,其结局往往也都是以指责警察及警察权告终。然而,如果我们不对警察权的本质进行反思的话,很难真正找到警察总是过度使用暴力的根本原因。除了警察权本身具有的暴力属性之外,警察权还具有悖论的性质——既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维护治安,又要站在权威当局的立场上维护政权——这才是关键问题。也正因这一悖论,现实中的警察及警察权总是双面的:一会以英雄的形象出现,一会又可能变成风箱里面的老鼠,两头受气。而且,这个悖论不分国界地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但不同的国家对这一悖论的防范程度不同,处理较好的国家,其警察及警察权更多地以公共服务的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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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点,是政治权力的设计架构,决定了警察制度这种制度安排,而警察制度决定了警察执法(治理)的绩效。从这个角度看,世界上存在两种警察制度模式,一种是复合式的:国家和地方共享警察权,另一种是单一制的:国家独享警察权。前一个模式中的警察权,部分地受到民众有效约束,甚至警察工资都是由本地区的税收支付,这种模式对于警察权悖论的消解最成功。不难理解的是,我们的警察制度比较倾向于后一种,并且过于注重国家与警察制度的统一性。中国的警察制度是社会治安的维护者,更是执政的基石之一。这就是中国式的“警察权悖论”:一方面警察是打击各种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维护正义和公平的化身;另一方面警察又是权威当局打击各种“不安定因素”,维护和谐稳定的最有力武器。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是警民关系的不能持续“交好”,甚至爆发激烈冲突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发展,警察及警察权的设置逐渐远离了执政功能,警察主要承担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职能。因此,世界各国在警察制度的设计过程中,逐渐融入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其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严格防控行政权威当局与警察之间的勾连,避免出现警察国家。这一原则正是针对“警察权悖论”而设置的防火墙,其目的就是隔离警察权中的政治成分,消解警察与民众之间的对立与紧张关系,用公共服务的功能置换掉警察权中的行政之恶的污点。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关于警察的暴力执法问题,世界各国都无法杜绝,国外也经常爆出警察打错人,甚至故意殴打嫌疑人的事情。但舆论的矛头一般都是指向涉案警察个人,对于警察制度和警察权力的指责不多。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因为这恰恰说明别人对于“警察权悖论”处理很到位,也比较成功。
    
      总的来讲,我们对个案的反思很有意义,超越个案到法治层面更有意义,但最有意义的可能还是从制度层面进行思考——如何破解“警察权悖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警察权悖论”体现出来的基本矛盾与冲突还将持久存在,警民冲突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解决。我们一直期待的警察制度改革,可能真的到了 “不破不立”的时候了。(部分观点与本人另一篇文章相同:《“警察权悖论”是造成警民冲突的根本原因》)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0/07/2010072311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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