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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富士康悲剧看生命标价/玄野
(博讯2010年06月02日发表)

     (万维) 玄野:生命是无价的,没有几个人敢于质疑这一信条。但是,在经济建设为首务,目睹国力腾飞的当代,民众中多少人的内心里真正地坚守着这一信念,而不是将其作为冠冕堂皇的社会誉美之辞呢?在我们的精英中,在所谓的企业巨子里,有几个人能够将生命,将自己的亿万身家与街头乞丐等同起来,看作同样无价的呢?又有几人能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践行呢?富士康四月十二跳的悲剧正在拷问全中国的同胞。
        世界每时每刻都有自杀悲剧的发生。据统计,中国每年的自杀死亡人数在二十万以上,世界平均自杀率也在每年每十万人中有十五人左右。富士康在深圳的四十万工人中十几个的数字似乎完全在正常范围之内。某些掌握话语权的人的这种比较是完全误导民众的。一方面富士康的年轻员工与全社会是彻底不可比的。我们必须区别死亡的因由。病痛抑郁导致的自杀令人叹惋,这里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因为生活工作压力陡然增加和亲人关爱瞬间消逝导致的年轻健康生命的夭亡,令人愤怒悲凉。而这种情绪如同瘟疫,更进一步吞噬少年对生命的眷恋,天怒人怨,于法于理不容。另一方面,基于对生命的尊重,任何人都有义务拯救一个生命,尤其是在你知道这个危险的时候,不能以自杀率低于统计数字而推卸责任。虽然社会统计中有一些无法抗拒的力量,使得自杀率的降低十分困难,但就每一个案而言,悲剧发生的原因十分明晰,而防止悲剧发生又具体可行。生命无价,挽救生命是义不容辞的,以国际统计数字来搪塞是淆乱之策。
         如果用一定金额为生命标价,我们会得出一些违理悖德的结论。亿万富豪一辆车的价值,就足以换取几十条生命,而且这些人因为觉得有利可图还会趋之若鹜赴死如归。富士康当局的某些人,居然认为自杀者是为了给家庭的抚恤金而死。这是在试探国人尊严的底线,愚昧至极,危险至极。为家人换取赔偿金而死的情况并非不存在,但其目的在于对亲人的爱,对另一个更有希望的生命的爱。身患绝症,难堪痛楚,又不想拖累家人的,可能会这样做;为人父母者,儿女嗷嗷待哺,自己又风烛残年无力抚养的,会有这个可能。此处绝非如此,自杀者年龄都在三十以下,二十左右,风华正茂又血气方刚,是家庭中最有希望的生命,凝聚着父母及祖辈的诸多期待,为钱而抛弃青春年华完全没有可能。 (博讯 boxun.com)

        爱一个人,即爱这个世界。凡救人一命,即救全世界。救一个人,不是从个人前途命运出发,而是源自对抽象的生命的热爱,这种人性底层的爱与善是拯救世界的根本。一个企业家面对自己公司的雇员,不必达到辛德勒拯救犹太人的境界,只是从价值观念上将每一个人看成和自己完全平等就可以了。某项投资利润再大,当其代价是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还会一意孤行地去实施吗?在生命平等的信念下,他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等价,任何生命的损失如同自己生命的损失,以生命健康与安全为代价的企业还有存在的理由吗?这些最基本的道理在经济狂热的社会环境中往往被很轻易地忽视了。问题的根源依然在于,国人的潜意识中,经济利益高于生命,生命可以用一定数额的金钱来换取。这个流毒几乎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生命无价不过辞藻而已,并非每个人内心的信仰。
        只有尊重生命,每个人的生活品质都具备同样的意义,工人的舒适与富豪的舒适有着同样的重要与级别。这样,我们才会明白经济发展到底为了什么,人类劳动到底为了什么,先进生产力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在追求一个持久和谐的发展,还是要自己优越于他人的满足感?当精英企业家们洋洋自得于自己所设计的企业管理制度,如何能够达到高效高质量的生产,如何能产出傲人的利润的时候,曾否思考过,这种看似先进的发明将给普通员工造成何等的短期心理冲击和长期心理重负。不了解人性而擅自作为是无知,明白事情的后果依然我行我素是无良知。资本控制在无知或者无良知的人手中,必然要出现问题。
        人们普遍认为悲剧的主因在于工资低,这种认识有偏颇。工资水平首先取决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同时因为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所以资本成为地方政府的座上宾,而工人失去政府的支持,没有工会的支撑,就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如今中国的劳资市场,富士康的工资水平已经导致应聘者如潮了。工人工资低是业界的普遍现象,为何单独富士康悲剧丛生?悲剧的主因在于心理尊严与人际环境。人所拥有的一切,必须投射到内心才能对人的精神面貌起作用,物质并不能直接起作用。所以,衣食富足家业兴旺的人抑郁甚至自杀并不稀罕,而一贫如洗却自得其乐的人也很常见。如果员工的病痛得到关爱,选择的自由得到维护,生活与感情需求得到照顾,信誉与承诺得到尊重,薪水又不比同行业的低,员工会是什么感受呢?企业的目的是获得利润,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企业对社会的最终作用必须是积极的。如果企业实现高利润的代价是漠视员工的病痛,剥夺了员工应有的自由,无视其生活与感情的需求,其承诺与誓言不被采信而使信誉与尊严遭到侵犯,其社会作用还是积极的吗?
        另一方面,悲剧的出现也不可完全归罪于企业与社会环境。八零年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心理脆弱是常见问题,遭遇当代中国凭劳动力优势崛起的时代,则导致了悲剧频发。在要求社会生活与生产的管理者们改善管理机制,体现人类普世价值之外,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人文教育机会,让这一代人从更加真实的历史记载中体味学习个人安身立命,修身齐家的真谛,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这就属于国家与政府的义务了。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逝去的生命是可惜的,而正在成长中的心灵更加可贵。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化民成俗的人性教育是重中之重,其意义远比国民生产总值来得深远。企业家能否真的以人为本,将自己的境界提高到高科技与大资本之上,而不是沦落为高科技和大资本操纵人类的工具;青少年能否真的珍惜生命,理解金钱与感官刺激在人生中的位置,既不为享乐与物欲所淹没,也不为他人的豪掷千金而震慑。这才构成社会实质意义上的进步。
     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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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0/06/2010060204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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