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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冯正虎将提堂胡温集团到国际法庭》的说明/王宁
(博讯2009年12月27日发表)

    
    我昨天在博訊上看到了馮正虎先生的《我没有兴趣与中国当局在国际法庭上吵架》后,覺得很突然。
     (博讯 boxun.com)

    我深知一位記者的最基本的工作準則就是報道的真實性,另外還有新聞性和公正性。所以我每次電話採訪一些認爲是很踏實的被採訪者用筆錄就行了,不必每次非用錄音設備。
     
    雖然前天給馮正虎先生打電話時已經筆錄得很清楚了,而且有關訴訟胡溫當局到國際法庭的問題還反復問馮先生多次以確保筆錄中他說的話的每一個字都是確實的和無誤的,由此我的報道中才可以將被採訪對象的話加上引號。
    
    就馮正虎事件告上國際法庭一事,我10天前就獲得了文字的消息。當時我徵求了有關組織者是否可以馬上報道,獲得的回答是爲時尚早。當時我還通過打往加拿大的電話詢問此事是否需要獲得馮正虎的最後授權和如果一旦告上國際法庭,馮的回國回家是否又要拖上幾年? 等問題。一周后再次獲得了進一步成熟的消息。我隨即發了希望報道的提示,但這次沒有回答,所以就很快給馮打電話採訪。
    
    電話採訪馮正虎先生時,他一概沒有說他不同意訴訟中共當局或胡溫當局,他還說:“我原來已經就當局違法進行過訴訟,這不會影響到我回國回家的步伐的。也不會影響到與當局的溝通。”馮先生又說:“需要先完成一份很好的法律意見書。”等等。他又說:“到國際法庭訴訟的過程就是很有意義的。”
    
    就隔了一夜,馮先生對提堂胡溫當局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大改變,我抱着很大的疑惑今天又給馮先生打了電話試圖再次驗證他昨天說的話和對訴訟國際法庭的態度,正好楊建利博士在馮正虎先生的身邊。我和他們倆都說了話。就今天電話的回答,我的理解是,訴訟胡溫集團到國際法庭和給聯合國秘書長信的計劃可能有兩個因素,一個是馮正虎先生的態度的轉變或者當事人之間還沒有溝通很好。就訴訟問題尚處在“搞研究”狀態。
    
    我現在要強調説明的是,就胡溫集團要被提堂到國際法庭的報道沒有任何假造的内容。完全是照搬文字消息和電話採訪的筆錄,而且筆錄文字是在反復問和重復回答的字句的情況下確認的。只是我在題目中用了“將”,如果改成“可能”就好多了,另外内容中,我用了“根據馮正虎先生的意願”詞句也許不是非常的準確,對這些字眼的問題我自願道歉。我在與馮正虎的電話採訪中特別強調了我對他就訴訟的態度,他當時的態度是非常積極的,絕對沒有任何反對上訴或對訴訟的計劃是非常消極的言辭,這個與他隔夜的説法是完全的不同,這是我沒有料到的。
    
    我的個人評論是,專制制度對人權的迫害不是一個兩個人的問題,更不是凴一個人就可以改變自己或改變天下的事。比如馮正虎先生沒有那麽多人的幫助,一個人如何是挺不過50天的,也許是14天或半個月而已。即便是馮先生幾天后或最終被允許囘了上海,囘了家,也不是說他今後就不會被迫害了,因爲那個社會制度仍然沒有變化。所以,凡是所有有助於中國社會的進步的行動和舉措,想馮先生和所有遭受人權迫害的中國人一定會責無旁貸的支持的。
    
    馮正虎先生的獻身精神和行動家的英雄勇氣值得全人類爭取人群自由的勇士們學習和效仿。但是,我不願意看到的只是一個人的歷史故事,每個人的故事都應該是為促進整個社會的保護人權的進步,才使獻身和犧牲有價值。
    
    中國人歷經着五千年的奴役社會,特別是所謂的“知識分子”,我這裡想說的是知識界,因爲“分子”是中共故意貶低一類人的稱呼。他們具有逆來順受的特點,就是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也是膽量有限的,顧前顧后,很難走出自我的小圈子,根本沒有什麽徹底的精神。所以,我們的人權進步就十分的緩慢和微小。
    
    事實上,世間任何一樁法庭的訴訟都是好事,因爲法律是天平,任何人按照法律行事就是公平社會的特點。當然,我這裡說的法律不是專制社會那種爲了統治者服務的所謂法律,而是,代表人民的民主社會的那種法律,當然也包括國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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