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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怎样欺骗人民的/徐汉成
(博讯2009年09月01日发表)

    
    “改革”是通常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却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物,说穿了,是建国后二十多七年中没有得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者意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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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特别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无疑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就在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无限怀念英明领袖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时刻,一些在“反右”和“文革”中曾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广大人民群众批判的“走资派”们蠢蠢欲动,他们认为:秋后算帐的时候到了,复辟的时候到了,翻案出头的时候到了,推翻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到了,推翻社会主义的时候也到了……。
    
    其后,历代的当政者们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听信了“走资派”及其“御用文人”的谗言;秉承了名为“改革”实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衣钵。
    
    “ 复辟”者和“精英”们深知:在中国,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已深入人心,明火执仗的推翻毛泽东思想,推翻社会主义谈何容易?因此,必须先造成强大的舆论,怎么办?只有用“改革”“民主”“法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华丽的词藻、诱惑人心的骗术来欺骗一时还不明真相的善良的人们,使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暗渡陈仓”。从而使社会主义活生生的成为名为社会主义实为资本主义的“行尸走肉”。因此,他们竭尽蛊惑、欺骗之能事,请看,“复辟”者和“精英”们是如何欺骗人民的:
    
    (一) 骗术之一:恶意渲染与盲目攀比
    
    1978 年3月10日,邓小平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 “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 同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 “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一九七八年后,全国掀起了出国考察的热潮,一些人回国后大肆渲染,西方一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是何等的发达与民主,亚洲的“四小龙”是如何的先进……,一句话,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
    
    这种教条的、不实事求是的正反两个方面渲染其目的是转移视线,将人们的目光引向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必有用心的发出了推翻社会主义的信号。
    
    (1)恶劣的国际环境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至毛泽东逝世的二十多年间,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们一方面不断在与中国毗邻的国家和地区挑起事端,发动侵略战争,一方面直接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台湾政权与民族分裂,以达到威胁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干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而达到颠覆中国政权的目的。建国初期十多年,中国就经历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西藏平叛、中印边境冲突等大大小小的战争十多次,毛泽东高瞻远瞩,深知,要想为中国赢得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使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强大的国防,以“勒紧裤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英雄气概,造出了“两弹一星”。才为中国赢得了今天和平建设的环境。
    
    (2)人口的激增与物质基础极度匮乏
    
    中国近代史是饱受西方列强瓜分与掠夺的历史,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除了饱受封建贵族、地主资本家的压迫与剥削之外,还历经战乱与天灾,流离与饥荒。解放前的中国,千疮百孔,废墟一片,其物质基础极度匮乏,但是,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的人口却激增了60%。
    
    (3)严重的党内两条道路的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党内外一直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一直存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毛泽东力挽狂澜,面对建国初期党内外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发动了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面对党内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
    
    (4)用数据说话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建国后中国的“天时”是什么呢?——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锁,“地利”是什么呢?——一穷二百与频发的自然灾害,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进行的。
    
    但是,人和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凭借着巨大的凝聚力将全国人民组织起来,万众一心搞建设,使中国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创造了资本主义需要几百年的发展才能达到的巨大成就:
    
    农业方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出建国后60年来10年为一组的粮食单产增长率6个数据:5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为1.9%,60年代为2.4%,70年代为4.6%,而“改革”后的80年代为2.7%,90年代为2.2%,2000-2008年的9年间,平均增长率仅有0.8%。
    
    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在时任第一副总理邓小平领导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说:“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5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 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
    
    工业方面:《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1.9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棉纱增长85%,化学纤维增长3.3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上述可见,对于同一件事,在邓小平一个人的身上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的语言。
    
    (5)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迹”要具体分析
    
    地球上是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发达?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少数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发达?为什么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发达?中国穷,中国为什么穷?我们完全可以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这要看你怎么比,与发达的资本主义比,我们确实是穷,但是与旧中国比,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后,中国不是贫穷,而是富有了,少数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富?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追溯它们的“发迹”史,要追踪它们的殖民主义掠夺史,要分析它们的工业革命史,上述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是科学技术被谁掌握,为谁利用,为谁服务就有了阶级性,资产阶级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就会较快的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社会主义就会较快的发展生产力。
    
    (二)、骗术之二:偷换概念,栽赃与诬陷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伊始,就对社会主义打出了问号。1977年12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一些“走资派”和社会“精英”们也摇唇鼓舌:“大跃进”造成如何严重的损失,“反右”与“文革”整了多少的人,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多大多大的损失。鼓噪说社会主义绝不能再像“文革”这样搞下去了,中国再也不能像“文革”这样折腾下去了。“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句话,再不实行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走资派”为了推翻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一方面,以旁观者的姿态把本应作为当事人的“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所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另一方面把“大跃进”和“反右”与“文革”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更为可笑的是把 “不劳动、不读书”也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并不断地在报章杂志上大肆渲染,以图混淆人们的视线,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1)“大跃进”不等同于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物质基础是一穷二白,除了借鉴苏联的一些不成熟的经验外,没有成功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可供借鉴。建国初期,举国上下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产生了“大跃进”,其出发点是为了尽快建成社会主义,在“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声浪中,产生了盲目、冒进与浮夸风,导致了“欲速则不达”的逆反效果,反而使各项建设受到了一定的挫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与党的相关领导者立即宣布停止“大跃进”并带头向全党作了检讨,进行了适时的调整。
    
    因此,“大跃进”只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特有的本质属性,不可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大跃进”的失误栽赃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头上。
    
    至于说“不劳动”纯粹是对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冤枉,说“不读书”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2)“反右”与“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
    
    建国以后,党内外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发动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与一九六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反右出现了扩大化,“文革”的前三年对建设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今天的“改革”,人们就会认识到:“反右”与“文革”是必要的,及时的,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影响,要不是“反右”与“文革”,中国早在四、五十年前就走上了如今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老早就被葬送了。因此,“反右”与“文革”的正面效果远大于负面效果。这样的革命在以后的历史上还要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为什么?因为“反右”与“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有的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运动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反修防修的需要。
    试问?右派不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走资派”不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吃饱了饭没事干要发动“反右”和“文革”?。因此,“反右”与“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本质属性。
    
    至于说“反右”与“文革”整了多少的人则是更加滑稽可笑,改革以来,中国制定增加了几十部的法律,各相关部门制定了上千部的法规,党的纪检部门制定了若干的 “党规”,但是,“改革”后的年度刑事犯罪率却是“改革”前的二十倍之多,“改革三十年来”党政官员因贪污腐败进监狱(而不是住牛棚)的人数是“改革”前的数十倍之多,这又是谁整的呢?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
    
    (3)发展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本质属性
    
    发展生产力只是各种社会形态下的一个最基本的任务,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同样也在发展生产力,石器到铁器的使用是不是发展生产力?火药的发明是不是发展生产力?印刷术的发明是不是发展生产力?蒸汽机是不是发展生产力?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不存在人对人的剝削与压迫,劳动的剩余价值为集体和社会所公有。资本家发展生产力的目的首先是为资本家增加财富。然后才有可能向社会和贫民施舍,如果“完全市场经济 ”“全部私有化”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不复存在,共产党领导中国就失去了意义,社会主义就失去了意义,红军的万里长城、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统统失去了意义,中国的革命绕了一个大弯子,兜了一个大圈子,数万烈士的鲜血岂不是白流?因为日本人也要发展生产力,国民党也要发展生产力,何不在八十年前或者六十年前将中国租赁给日本、美国或者英国的政党、政府来帮助中国发展生产力呢?
    
    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均衡发展与共同富裕,其表现形式为计划经济、公有制与按劳分配,其意识形态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团队精神与协作精神、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社会发展形态为平稳向上的螺旋式。
    
    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为无序发展、两极分化,其表现形式为市场经济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其意识形态为私欲膨胀、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贪污腐化、官商勾结、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横行……。其社会发展过程必然是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其社会发展形态必然为峰谷式的周期性恶性循环与经济危机。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富裕全国人民,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首先是富了百分之五的少数人,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二) 骗术之三:掩耳盗铃,打着红旗反红旗
    
    我们之所以称这些“走资派”与“精英”们为阴谋家,是因为他们不敢用“阳谋”来推翻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不敢像毛泽东那样用“阳谋”来运筹抗日战争,来对付美帝国主义,来对付国民党蒋介石,来对付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来对付国内的右派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当权派……,而只是也只能用阴谋来推翻和否定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只能是嘴上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打出的是社会主义的招牌,干的是资本主义的勾当。“社会主义制度需要自我完善和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错,社会主义确实需要自我完善和发展,需要建立与不断改善劳动与分配的激励机制,需要不断建立与完善创新机制,而不是推翻所有制,而不是完全市场经济,
    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要是完全市场经济,只要是全部私有制,就没有什么特色可言。其本质完全是撤头撤尾的资本主义。
    
    (三) 骗术之四:不准议论
    
    正是因为“改革”者们一方面不敢明火执仗的推翻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一方面又害怕人民群众阻止其复辟资本主义,只有用“不准议论”“摸着石头过河”来堵塞言路,他们不敢像毛泽东那样,在“反右”与“文革”中,让群众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来广开言路,不敢让人民群众拥有集会与结社的自由。正因为他们知道“改革”违反了宪法中关于社会主义保护计划经济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规定,他们也深知如果人民群众拥有了真正的民主与自由,他们的“改革 ”就有可能夭折,而是在复辟伊始就不得不明令禁止了人民群众所有的言论自由。
    
    “不准议论”本身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俗话说“理越辩越明” “不准议论”既是心虚的表现同时又是封建专制的蛮横与无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管姓公姓私,不问姓社姓资”是“只准人民埋头拉车,不准人民抬头看路”。试问,资本主义的民主就是取消“四大自由?”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不准议论?”这实在是对“改革者”们推崇的“民主”莫大的讽刺。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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