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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 季羡林喊你吃饭/吴小攀
(博讯2009年07月21日发表)

    
      季羡林老先生以98岁高龄辞世,生前身后好评如潮,可谓功德圆满。他自己在世时是固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帽子的,但最后有没有辞掉,或者竟是更加坐实了大师谦虚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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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究竟有多“了不起”?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够得上资格回答的人寥寥可数。但是,从向真求实的角度,并不能因此就玄之又玄地糊弄过去,这有违季老先生的初衷。他说,“我说的话,你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么,如果相信老先生说的是大实话,强为解人,也许在他去年出版的洋洋55万言的《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一书里可以找到些许判断的依据———
    
      读书阶段学了什么?
    
      季羡林晚年回忆的整个中小学阶段里,有两个著名的现代作家是他的老师,一是胡也频,丁玲的第一个丈夫,但“他从来没有认真讲过国文”,季羡林说,“从他那里没有学到什么国文的知识”;另一个是董每戡,但季羡林连他的作品都没有读过。所以直到1930年之前,季羡林接受的基本是应试教育,“成绩不能算坏”。
    
      1930年,自小学英文的季羡林高中毕业后考进了清华西洋文学系,但该系没有哪一门课令他感到满意,反而是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让他终生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据他说,这两门课可称得上是他之后的学术研究的“发轫”之初;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 和“英国浪漫诗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他还旁听或偷听了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人的课,时间长短不一。其间还修学德语、法语。
    
      1935年因缘际会季羡林赴德国留学。留学学什么?季羡林并不讳言“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他第一学期选学希腊文,后来改选梵文课。因为在德国要想考取哲学博士学位,必须修三个系,一主二副,季羡林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一边念书一边教汉语,季羡林终于写完了博士论文。之后,由于有一位老教授“一定要教我(季羡林)吐罗火文”,他通过了口试,包括俄文、斯拉夫文、英文三门。
    
      总之,季羡林在德国十年留学,主要精力用在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上。因战事而居留哥大教书期间,“发表过几篇(有关佛教梵语)我(季羡林)自认颇有分量的论文”。但此后“顺应时势改了行”,“尝试了很多领域,成了一名‘杂家’”。
    
      研究阶段有什么成果?
    
      1946年夏天,季羡林回到祖国,经陈寅恪介绍到北大工作,35岁的他被破格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49年之后,梵文是不能研究了,他转向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一直到“文革”前,季羡林除了在全系师生大会上作自我批判外,基本上是一个“逍遥派”。“文革”期间,季羡林还是逃不过被抄家、批斗的命运,甚至一度想要自杀。因此,他在德国所学的吐罗火文“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直到1980年,“一半靠努力,一半靠运气”,才完成88页新疆吐罗火文残卷的翻译任务。1983年开始断断续续用汉文或英文发表吐罗火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转写、翻译和注释。
    
      在参考了英德两本《糖史》书后,季羡林写作了他的《糖史》,分为上、下两编,分别是国内编、国际编。
    
      季羡林的翻译工作从翻译一些德国的短篇小说开始,最长最重要的一部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从1973年开始翻译,持续十年。
    
      关于佛学,季羡林说他回国之后基本“搁笔”,1956年写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58年写了《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此后是一段长达二十几年的沉默时期”。24年之后在当主编、顾问、开会之余,季羡林才又写了一篇《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现在媒体上常见的说法是,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范围达14个,季羡林在自述中说这是“根据我自己还有一些朋友的归纳统计”而得的,可见其研究范围的确定得力于“一些朋友”,范围包括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古代文学、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散文及杂文创作等。
    
      学术之外做了些什么?
    
      在翻看季羡林的自述时,让人感兴趣的是他的交游。虽然他像一个埋头书堆的书斋人物,却也不期然与几位政学权威缘分非浅。长一辈的有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朱自清等人,但多是泛泛之交;政界朋友中第一个是后来做到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他与季羡林既是清华同学,又一起到德国留学,甚至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还有一位是后来成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他和季羡林也是清华同学。这两位人物非同一般,一个一直到“文革”期间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一个到了“文革 ”结束后再次步入了新的权力中枢。此二人同季羡林一直保持着友谊,1951年政府派出第一个高规格的大型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团长是丁西林,团员有:郑振铎、刘白羽等人,季羡林也是团员之一,提名者正是胡乔木。从1949年开始,季羡林就陆续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国内外各种数不清的学会会长、主任、顾问等,1978年任北大副校长。
    
      在季羡林被捧上“泰斗”宝座之后,不仅国家领导人频频光顾季羡林那间素朴的书屋或他入住的医院,他的周围经常出没的更有他的弟子、秘书、崇拜者,他也不时被各种人物请出书斋之外,到各种场合去“应景”,说两句场面话,鼓鼓掌,然后步履蹒跚地离场……
    
      季羡林最后引起公众关注,一是今年初发生的他的秘书趁他住院之机窃取藏品事件,事情后来似乎不了了之;二是2004年,他和许嘉璐、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名人领衔发起《甲申文化宣言》,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共存的必要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平等权利。不管季羡林愿不愿意,此时的他已经基本只是一个“文化老人”了。
    
      以上概况在季羡林自述中基本可以找到,对于并非专门研究家来说,依此也许大致可以约略了解到季羡林到底有多了不起。学术大师之谓,不是几篇论文几篇译作或泛泛学了几国语言者所能担当的,至少应该是在某个领域内有根本的创造性的发现,有奠基之作,能承上启下,别开局面者。季羡林生前说,“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老先生说的也许是大实话。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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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07/2009072112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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