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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赵紫阳对八九年“四二六社论”的疑惑/吴庸
(博讯2009年06月07日发表)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责学潮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激起学生义愤。北大"学自联筹委会"立即声明继续罢课,"北京市临时学联"决定:27日全市高校学生游行,以示抗议,因此北京一二十万学生再次走上街头,百万市民夹道欢送。本来趋于和缓的学潮再掀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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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学潮是"动乱"与赵紫阳此前确定的学潮性质截然相反。4月22日北京数万大学生冲破阻力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胡耀邦仪式,赵紫阳认为:绝大多数学生是借悼念胡表示对腐败不满,对胡下台方式不满,对反自由化不满,对改革开放全面收缩不满。赵在常委会上说: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道理,因此,除打、砸、抢、烧、冲要依法惩处外,一般要采取保护手段。这些分析和方针,在常委意见一致基础上,以文件形式通知各地、各部门。赵访朝前,还对学潮谈了三点意见:悼念活动已结束,对学生游行要劝阻,要复课;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避免流血,但对打、砸、抢、烧、冲要依法惩处。常委同意这些意见,没有任何异议。赵紫阳回国后发现:"四二六社论"的发表使形势急转直下,变化"真是非常的快啊"。赵说,关于"动乱"的定性,"我访问朝鲜以前,李鹏从来没有谈过这些看法",因而感到"事情就是奇怪得很"。根据当时的条件,只好心存疑问:"究竟事先有没有人预谋就不清楚了",成为一桩悬案。(见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于2000年5月28日对赵紫阳的采访录音,全文见《前哨》杂志2004年12月号)
    
    学生的"四不满"属于对党的某些重大举措的意见,不曾触及社会制度整体。当时绝大多数学生参加游行示威的出发点的确就是这种状态。而"动乱"的定性则把非对抗性矛盾夸大为对抗性矛盾,把要求改进中共权力的运作提升为反对中共权力的存在,如"四二六社论"所指,说学潮的"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定性脱离学潮本身的实际,做出的是错误的判断,从而使矛盾不断激化,寻找和平、理性的解决途径也就愈发困难重重。
    
    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四二六社论"的发表过程是耐人寻味的。时机选择在赵紫阳赴朝,由李鹏主政时。据《1989 '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中共北京市委办外厅编,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8月版)记载:4月23日下午赵紫阳离京,4月24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就开会,认为"学潮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拟向中央提出"明确表态"、"组织反击"等四项建议,然后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进行研究,认为"当前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这一切都是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的。北京市委常委会的研究是从24日下午16时开始,然后,就要求中央听取汇报。当日晚20点李鹏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听汇报,作决定。深夜0点0分北京市委常委又紧急开会,传达政治局常委会决定,部署北京市工作。对学潮方针的巨大转变仅仅用了6个小时就走完整个过程,何其神速!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发表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将于次日见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项记录表明:"动乱"的定性以及"四二六社论"的抛出,是由北京市委出面要求而由李鹏炮制完成并取得邓小平的同意。起点是北京市委,关键环节是李鹏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最后是邓小平点头认可。实情真的是如此吗?
    
    天安门广场悼胡活动高潮是3位学生长跪大会堂台阶要求李鹏出面接受请愿书,未果,愤激的学生因此喊出"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这已经成为中央全力对付的事态。按中共惯例,既然中央直接处理,地方只宜从旁协助,不应指手划脚,显示自己高明。李锡铭、陈希同却一反常态,亲自找中央要求"授权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这种举动是异乎寻常的。中央对学潮形势的分析及应对方针已作为文件发下,李、陈当然了解。作为地方领导,突然地、急迫地要求中央讨论在这一重大敏感问题上自己与中央相反的主张,要冒很大风险。试想,1961年七千人大会,毛一再敦促,陈云却一言未发。为什么?他吃不准毛对纠正错误的真实态度。看准风头表态,是能在中共权力岗位立足的诀窍。彭德怀突破这种潜规则,即使在上书中基本肯定"大跃进"也招来终生祸患,这是历史的教训。此时,胡耀邦已经因反击学潮不力而下野,李锡铭、陈希同居然毛遂自荐,提出由北京市委"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如果事先不辨准风向,这些在高层混了多年的大员,是基于什么产生这样的胆量呢?李、陈此举必须有合理解释才能有说服力。
    
    李鹏也奇怪得很。他对赵紫阳关于学潮的分析和方针本无异议,还把赵行前对学潮三点意见向邓汇报,知道邓也同意,为什么突然接受北京市委要求,马上做出与原有决定根本不同的决策?他主持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制止"动乱"社论,这样的大动作,如果没有十分把握获得邓支持,能够如此冒失么?如果他有这样的把握,那么,这个把握是从何而来的?这需要依据事实予以厘清。
    
    欲破解这些疑问,自然会把目光移到邓小平身上,需要明了他对学潮的基本态度。邓长年在炮火中出生入死,在权斗中扼颈绞杀,脑子里充满克敌意识。他的自我评价高于一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21世纪环球报道》第20版)是他的透底之言。任何群众抗争,他都以为是为了动摇中共政权而来,因此,他对社会群体不满的举止向来取敌视态度,对学潮的兴起向来以"闹事"呼之。将社会的一般性不满升格为敌对性的破坏,这是邓小平的思维惯性。学生申诉要求,反映意见,在他看来是"乱哄哄",他说:"中国不能乱哄哄的","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对游行示威的镇压成为他的首选对策。"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邓选》3卷212、286、211页)这些话是他在1987、1988年说的,可见,镇压在他脑子里已经盘桓很久。4月25日,即发表"四二六社论"前夕,他向李鹏、杨尚昆提出"三不怕":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制裁!(《信报》2001年1月18日24页)这"三不怕"突显了这个掌握最高决策权的人充满杀伐意识的暴虐之念。为掩饰这种强烈的杀人意图,"动乱"二字成了邓小平的诛心之术。当时除了他,有谁敢于废止赵紫阳与学潮和解的疏导方针,将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
    
    中共是传统意识十分守旧的政党,保守派在党内有着深厚的潜在优势,尽管毛派已不在台上,他们的力量仍然根深蒂固。这使邓小平不能不向保守派倾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他声言:"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选2卷291页)他说:"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的。"(《党的文献》1999年1期35页)不过,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并不看重意识形态的尊严,他口中的尊毛、崇毛只图一时作用,只要能够安抚毛派拥邓就算达到目的。党内还有一部分开明派,他们从"文革"所受灾难中清醒过来,要求弃旧图新,使党新生。这部分力量是邓小平为保住自己的核心地位不能不依靠的。胡耀邦、赵紫阳是开明派的领袖,是邓取得政绩的左膀右臂。没有开明派的努力,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以,邓又不能不向开明派倾斜。在左右势力的平衡中,邓并非是中立者,他所倾斜的基点是很清楚的。有一个典型事例可以说明: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他最初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冯兰瑞:《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待讨论的范围扩大和深入后引起保守派不满,说是在"砍旗"、"非毛化",邓立即下令停止讨论,并宣告今后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作规范尺度。邓还公开声言,他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保守派(邓选3卷209页)。所以,究其实,他是新时期的保守派,一个后毛时代的专制核心。这样一个专制主义者被学潮搅得不安宁,乃至动起杀戮恶念,因此谥学潮以"动乱"之名不是势所必然吗?
    
    至此,赵紫阳对"四二六社论"出台"究竟事先有没有人预谋"的质疑似可给以肯定的回答了。北京市委一反常态和李鹏迅即应和的背后必有强大的权力支撑,促使他们突然强硬起来,而且一直强硬下去,成为死硬的镇压学潮派。反之,如果没有强大的权力介入,北京市委的反常和李鹏的出奇反应都是难以理解的。这个背后的权力就是邓小平。赵紫阳企图与学潮和解,被邓视为软弱,所以趁赵赴朝时机,突然抛出"动乱"定性,造成强压势态,企图迫使赵接受既成事实。无奈赵不为所动,不能紧跟,反而要求抛弃社论的"动乱"定性,乃至最终与邓分裂。至于权力向镇压倾斜的意图如何传输给李鹏和北京市委,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揭露,但这个传输过程无疑是存在的。所以,"四二六社论"的始作俑者,应该说,就是邓小平本人,他是挑起学潮一浪高过一浪的罪魁祸首。
     作者:吴庸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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