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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科生是怎样被搞傻的/卫金桂
(博讯2009年05月18日发表)

     “傻读书的”这词,如果是说搞理工科的,勉强说得上是精研业务的代名词;但要是用搞文科的人身上,除了史学和古汉语等特殊专业,还马虎勉强地说是敬业的外,经济、管理、社会、教育、心理的老师和学生,如果被如此认可,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傻。而中国文科教育就是如此地傻着这个过程:教师闭门造车固执己见,将前人或外国人的唾沫代代相传。同时不可否认的:就是这群傻瓜生产线上出来的傻瓜,成为中国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而且自己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参与者。比如:连三四人的教研组都管理不好的人,给学生教行政管理课头头是道;当下社会问题的基本动向都不清楚的人,在讲公共政策及道德品质课程;企业大门都没迈进过的人在讲市场营销策略;连罪犯都没有近距离接触过的人讲犯罪心理学.以往我一直想不清楚为什么中国的教授很难当上国家最高行政首脑,如威尔逊;中国官员一上大学讲坛,就遭文人讥笑,而不像外国领导人到大学演讲时那样受追捧。相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官员和师生“对骂”的词语竟一样:傻!为什么傻?因为都是中国人,虽然对彼此的行当陌生,但不至于陌生到如听洋人演讲时完全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被动,所以,多少都有些发言权,但一个在讲坛上夸夸其谈的政治学教授,绝对能让一小科长忽悠地对所讲理论动摇,能不说专家傻吗?同样,官场和机关理所当然的作为,会被文科专家推定是理论上的违法乱纪,搞学术的能不说官员傻吗?现实比教科书快,比教科书的理论活络,而教师却几年乃至几十年抱守教条自说自话。二者的脱节就这样形成了。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很自豪地宣称:大学就是象牙塔,应当不受外界的“干扰”,而不追究象牙塔的意义本为追求真理的干净场所,而不是不问社会冷暖的活死人墓。 (博讯 boxun.com)

    
     教文科的傻,并进而培养学生傻,问题主要出在管理层面。众所周知,在发达国家,老师和学生的社会实践,始终是重要的教学环节,投入经费不菲,故有师生跨国交流、在政府部门和企业作实际学习、引政府和企业项目入课堂,等等。不论是学校、基金会出资,还是以义工、志愿者方式参与,教学活动始终与社会实际密切关联。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经费总额本远逊于发达国家,但每所大学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教研资金,用于支持教师的教研活动,并支持学生从事社会实践。但我们教研经费的一般结果是:做出精美课件;发表论文的版面费;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旅游,等等,更多情况下,谁争到科研课题,就是多了个报发票的项目:出租车票、餐馆饭票、电子器材票、买卫生纸开出的办公用品票、汽油票,乃至色情场所的消费票,都是“科研经费”的去处。有多少花在了课题上?课题的承担者自己知道,当然,我也知道一些,只不过每人不一,我无法拿出数据罢了。说穿了,争取到经费基本等同于给老师些福利,给学校换回些公开的或内部的“科研成果”。只要出结果,在年终的成果统计方面增添上内容,管他是傻话呆话废话。派教师进修专业也多是和学历挂钩,很少考虑系统内部的交流,依然多在空对空的圈子里打转。从别的高校听来的学问,本是通过阅读就可取得。文科学生的实践课更有意思:参观展览是实践课;学雷锋扫马路是实践课;能去慰问一次孤寡老人,已经是很地道的实践课了。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毕业的学生,一走向社会,发现来自老师那里的观点或土崩瓦解,或是几十年前的老黄历,或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书。到这种境地,不认傻不行,只好将理论放一边,从头再来。
    
     派教师和学生到实际工作部门学习和实践,是师生免“傻”的重要一步。大学应积极寻求这方面的义工途径,乃至采取搭人又搭钱的方式,让师生接触社会实际,而不应只把教研经费从这所大学送到另一所大学;或者变成教师的生活津贴。遗憾的是,我们依然津津乐道:中国学生的基本功扎实,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基本功不行。如果这话用于基础教育还勉强有些道理,用于高等教育,简直就是傻上加傻。难怪社会抱怨学校教出来的是一批傻子。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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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05/20090518203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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