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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二十世纪最大的伪君子和盗窃犯
(博讯2009年05月03日发表)

    
    来源:天益网
     陈永苗/作为二十世纪最大的伪君子和盗窃犯,胡适是反对五四运动的。胡适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博讯 boxun.com)

    
    帮助胡适完成这项口述自传,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唐德刚指出:“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
    
    我之所以把胡适当作二十世纪最大的伪君子,是其内心深处有着最强烈的权力欲,但是口口声声不从事政治,甚至拜倒在废帝赙仪面前而激动不已。他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合起来,贬低政治解决,抬高文化解决,二十世纪文化政治的巨大灾难,例如文化大革命,实在于斯为肇始。之所以把胡适当作二十世纪最大的盗窃犯,是其利用陈独秀深陷牢狱,以及功业未成身先死的便利,阴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位置。
    
    吕实强指出:“五四一辞,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大致已肯定包括两项含义:一为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发生的青年学生反日游行示威请愿,以及其前后各地与其有关的爱国运动;一为在此一爱国运动前后若干知识分子所提倡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但我个人仍然觉得,上述两项含义,虽然互相影响且有相互关联之处,但却各有其特质,似不宜视为是一个运动的同体而两面。新文化运动诚然为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础,五四的爱国运动也助长加速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五四的爱国运动既并非是因新文化运动而产生,新文化运动也并非靠五四的爱国运动而方能完成其洪波巨流。”
    
    为了阴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位置,胡适在政治与文化之间上下其手。既然其及其推崇文化,毁损政治,那么就应该身归文化。可是如此一来,就切断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来就不存在的,而被胡适糊弄起来的联系。很清楚,这种联系就是胡适的自身身位。胡适必须以自身,不断把自身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以自身为代表符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了如此,胡适说,“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也不应“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当没有胡适自身,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
    
    而陈独秀从事的,被定义为或者堕落为政治运动,所以陈独秀也在胡适的麾下,五四运动被包裹在新文化运动中来。这番话语霸权,就为了满足胡适新文化“圣人”的渴望。
    
    胡适关于五四的回忆和想象,用个人色彩的文字表达出来,是个人和主义的交融。个人搭上主义,并且披露个人如何靠近主义,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磁场,磁化读者。推己及人,就进入人心精神内部最柔软部分,占领下来。这样的“启蒙”效果最好。当然这是一种蒙昧。把人带出一种黑暗,却带入太光明以至于瞎了眼睛的困境。
    
    胡适做“圣人”的渴望,是极其强烈。立功立德立言,才能成就做“圣人”。从事政治,第一个有伪君子的面具约束,第二个民主政治无法成就圣人。立德在现代性背景之下,无足轻重。那么只剩下立言。他这一生,也只有五四运动可以勉强搭上“圣人”梯子,所以它必须暗中夺取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的位置。他不动声色,就象勾引朋友守寡的美丽遗孀,胡适的身上,经受伪善与自欺这双重恶魔的折磨。这个欲望,是胡适心中埋藏最深的秘密。
    
    
    
    
     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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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05/2009050322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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