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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水奸污幼女案:不能让法律成为恶官的保护伞
(博讯2009年04月13日发表)

    
    来源:千龙网
     西门大官人历来被视为中国第一淫棍,但他行苟且之事尚知“顺天行事”,而习水某些官员竟然龌龊到连西门庆都望尘不及的地步 (博讯 boxun.com)

    
    众所关注的贵州习水“8・15案”即将告一段落, 5名涉案公职人员将以“嫖宿幼女罪”获刑。这并未出人意外,只是审判结果与人们的司法常识有明显出入,加上“没有人愿为此案被告辩护”、“法院不公开审理 ”、“受害人作证不足1分钟”等情节铺垫,使法庭外的舆论看上去更像一种道德审判。因为在公众的意识中,涉案官员丧尽天良理应受到严惩,而那些声称“用顶格标准量刑”的相关地方大员,眼睁睁看着司法机构以低标准为报告减罪却一言不发,让人深感愤然。
    
    一起刑事案件能掀起舆论风潮,是因其中存有法理之争,按有关法律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1997 年《刑法》又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习水“8?15案”涉案者是“强奸”还是“嫖宿”,法学界有极大争论。一般认为,“ 奸幼”与“嫖幼”两者实质上并无不同,国际通行的刑法之所以都定义“奸淫幼女罪”,目的是为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对同一行为分列二罪,设置不同的刑罚,与刑法罪行相适应原则相违背,这是法律逻辑的荒谬。
    
    理论上,构成“嫖宿”的司法解释是“明知”和“有经济交往”,习水“8?15案”二者兼具,有一定的“嫖宿”特征。但具有更鲜明的特征是,案犯袁某等人以“打毒针、拍裸照、殴打”等手段的胁迫幼女就范,“卖淫”绝非出于她们自愿,有的被打屈从,有的懵懂受骗,有的被性侵后躲在一边哭泣……敢问,普天之下有这样“卖淫”的吗?从另一个角度说,把案件定为“嫖宿”,实际上是给受害人强加了一顶“妓女”帽子,对那些少不更事的幼女而言,这是另一个层次的“丧尽天良”?
    
    平心而论,一个文明社会并没有多少人偏向于重刑,但对侵害幼儿的伤天害理行为,大多数人都有天然憎恶情绪,这是人伦的基本定义。基于这个原因,一切奸淫幼女行为都应该视为强奸,尤其是在有足够证据证明受害人未成年的情况下,回避主体要义实际上是对法律的亵渎。不幸的是,习水司法机关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范本,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当法律依附于某一集团或者某种权力的时候,公正与否只能凭执行者的道德和良知而定。
    
    许多人认为,执法者与被告人长期共同生活在一个小城中,裙带关系错综复杂,有袒护涉案人的现象发生并不奇怪。但是,面对一起闻名国内外的重大案件,如何把握其中的情与法关系,不仅关乎所有当事人的命运,更关乎法律尊严和一方吏治问题。这起案件的负面辐射力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已导致民怨沸腾,量刑一旦起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或会折射出更黑暗的“官场生态”,那足以令整个社会蒙羞。
    
    习水一些官员的所为很容易让人想起黄松有、林嘉祥,因为这些“高官”都有个共同嗜好,就是“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兴趣”。记得有关媒体在追踪黄松有案时称“他每到一地都要求未成年少女侍寝”。初始还不敢轻信某些官员堕落到毫无人性的地步,习水“8・15案”却让人见识了这一行径的运营过程。《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暗访习水后披露,“玩学生妹”已经不是个别人的铤而走险,而是一个群体的利润分享----“当地针对未成年少女的色情产业链已悄然成形,教育、行政与司法系统竟全然失目失聪失灵”。
    
    记者所指的“群体”概念该怎样阐释,但既然已有“高官”示范,就不难想到这个“群体”终端会是些什么人物。从胁迫女生者袁某口中道出的端倪分析,她“旅社”的常客大多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此次涉案的公职人员是她早已熟识的“资深嫖客”。论职务,这些“有头有脸”的人自然不及“高官 ”,但在一个小小的县城,他们的身份同样代表着一级政府和一个部门的形象。以此推论,与其说一起性侵幼女案暴露了公权乱象下的法律不彰,不如说充分暴露了当地的吏治腐败。
    
    极为令人慨叹的是,中国的法制建设搞了几十年,每每出现重大司法问题,总会有人打圆场说“法制不够健全”,而习水“8?15案”呈现了另外几种不同属性。一方面,对于那些“原始”的恶劣行径无人不知其为犯罪,但扫黄总是越“扫”越“黄”,各地嫖娼、强奸、包二奶官员有增无减,公职人员道德水准再次遭到舆论拷问;另一方面,法律之于社会的公正内涵不单是执法问题,更重要的还有立法的立场问题,例如之前一些部门在草拟法案时,对自己的利益表达极其充分,对义务和责任尽力虚化,由此衍生出很多官与民的“不平等条约”。不知道“嫖宿幼女”的出现是不是也有此背景,但可以肯定,正是这个罪名的存在,才为一些公职人员提供了“丧尽天良”机会。
    
    清代大儒金圣叹在评西门庆时说过:“情色之下无所不用其极,非暴尸不足以泄人愤”。西门大官人历来被视为中国第一淫棍,但他行苟且之事尚知“顺天行事”,而习水某些官员竟然龌龊到连西门庆都望尘不及的地步。那么,究竟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考量他们的罪恶,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社会命题。法律体系不健全可逐步完善,怕的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极端不统一,如果受害者有冤不能合法申诉,整个社会体系必将失去绑缚恶人的能力。 _(网文转载)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04/2009041323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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