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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腐败现象呈现出三大变化 仅靠惩处难遏腐败势头
(博讯2008年12月28日发表)

    
    来源:南风窗
     (博讯 boxun.com)

    
    
    
    反腐败的沉思与启示
    
    三大变化
    
    
    
    30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呈现这样三大变化:在形态上,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转变,货币形态又向虚拟货币形态转变;在领域上,由消费资料领域向生产资料领域转变;在环节上,由商品流通环节进入到权力流通环节。
    
    过去送电冰箱、电视机、包括手机,都是消费资料。现在是生产资料,比如国土资源、矿产资源、石油资源等,腐败已经渗透到这些方面,钱和权交换,形成一种腐败的利益集团,有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这种趋势非常可怕,过去送一个大衣柜、一台电冰箱、一个电视机满足个人或家人的消费需要。现在消费资料已经满足不了贪欲,发展到生产资料,要的是一座矿山、一片森林、一大批土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家大量的生产资料据为己有。
    
    过去,腐败和不正之风多表现于商品流通环节,或批条子、或拿东西。现在,已经不在商品流通环节了,而进入到权力流通环节,其表现就是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骗官、杀官的“六官现象”。杀官就是说副职想当正职,把正职杀掉,或者两个副职一个把另一个杀掉。腐败一旦进入权力流通环节,将由官场腐败造成整个社会和伦理道德的败坏,从而使经济领域的腐败蔓延为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的腐败。
    
    这些年,老百姓流传一句话,“反腐反腐越反越腐”。其实,这种感觉是因为角度不同造成的。因为老百姓看到身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但却较少关注中央反腐败的决心越来越大,措施也越来越加强。当然,30年来,反腐败的形势仍然严峻,不光上上下下有这种感觉,实际数字也有这个证明。据今年10月26日的中新网报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今天透露,近5年来,在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4525人,同比上升77.52%。”
    
    县处级以上公务员犯罪率上升如此之高,形势严峻显而易见。回忆过去,我们一开始不承认有腐败,只承认有不正之风,需要反腐蚀。后来发现不是这个问题了,发现反腐蚀斗争和纠正不正之风解决不了不断滋生蔓延的腐败问题,于是才正视面临的确实是一场反腐败斗争,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用的是反腐蚀斗争,到了9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正式提出开展反腐败斗争。
    
    但是,也必须明白,不是“越反越腐败”,而是不反更腐败。从反腐蚀到反腐败搞了30年,形势仍然严峻。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笔者以为,主要是解决腐败滋生蔓延这一问题的方法,远离源点的原因。30年来,如果不是按中央的方针坚定不移反腐败,腐败的形势将比现在还要严峻;如果各地各部门反对和防止腐败的认识再主动一些,行动再坚决一些,制度创新再多一些,腐败也不会有现在这么严峻。
    
    两个步调
    
    如果腐败大范围地滋生蔓延,肯定与重要制度存在严重弊端有关。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如果重要制度是健全的、科学的,就不会有大规模的腐败。无论是计划经济、商品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乃至于小农经济、封建主经济、奴隶主经济,都如此。因为腐败的要件是权力的私有,腐败的猖獗是权力的泛滥。以权谋私即腐败。而这种权力之所以能够私有,私有权力在某些方面还能够泛滥,与制度设计有关。它是制度漏洞使然,而不是与所谓的经济形态有直接关系。
    
    我们在推进改革的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奋勇直前、大刀阔斧,而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蹒跚、思前虑后、畏首畏尾。这两个不同步,就如一个人左腿步幅太大,右腿却迟迟不能跟上,于是屁股只好迅速下移,如果下面是一滩泥水、一个粪坑,他就会沾上泥水、沾上粪水,我们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不同步造成了巨大的缝隙和漏洞,用邓小平的话说,使我们相当多的干部、一大批干部卷了进去,不是少量的,而是大量的。20多年前,邓小平就看到这个问题,明确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但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把这一步迈过去。好在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把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前面的固定词组“积极稳妥”四个字变为“深化”两个字。这就预示着政治体制改革将可能有实质性的动作和推进。
    
    
    
    
     相对于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是既定主体以新的权力结构(而非旧的权力结构)为载体而开展的反腐败斗争。由于制度最核心最具实质的是权力结构,健全有效的制度,必然是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权力反腐与制度反腐,这两者的实质区别可简而言之----所谓权力反腐,就是依托现有的权力架构进行反腐;所谓制度反腐,就是改革完善现有权力架构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反腐。实际上,制度一词有两层含义:即浅层意义上的规章、守则和深层意义上的组织体系。前者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大多以“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贴在墙上”的形式出现,后者是保证上述行为准则得以坚决实施的组织体系,这一组织体系是否健全、完善,取决于构成其结构的决策、执行、监督三个子系统的设置是否科学、结构是否合理,操作时能否有效地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具体包括分解同体监督为异体监督;科学分解、合理配置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深化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等等。
    
    如是没有科学合理的组织体系作支撑,那些条条款款即使制订得再多,规定得再详细,也是一张白纸,很难起到什么作用。因此,那不叫制度反腐。现在只能说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倾向于解决这个问题。
    
    在反腐败斗争的实际过程中,有的人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必须从改革权力结构入手,走制度反腐的路子;也有的官员隐约感觉到这个问题。目前关于制度建设的各种提法不少,但是更多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制度建设的核心是权力结构。比如说目前我们相当多的一些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专横独断,超过了我们党建党和执政的任何一个时期。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的越级访群体访、那么多的群体性事件和那么多的矿难事故。5000年来,特别是秦统一以来的中国社会,老百姓在接受治理上有一个与别国不同的特点就是不大信宗教,而比较信官吏。一旦老百姓不信官了,一个朝代就结束了。这必须引起各级党政部门高度警惕。
    
    一些人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想改革现有的权力结构。改革现有权力结构之所以非常困难,就在于任何一个领导干部要做这件事,他所面对的既得利益的势力太大,所要承担的责任太大,所要冒的风险太大。没有上级的及时支持,没有中央的强力支持,成功的几率不高。因为这种做法是以个体去挑战群体,是以对己无益去挑战既得利益。
    
    1995年湖南张家界市曾进行过一项改革,市委把下级纪委主要领导的提名权赋予市纪委,市纪委负责下级纪委主要领导的提名,最后由市委常委会来决定。可惜上级迟迟对其改革不予表态和肯定,最后这一提名权改革,在当地无疾而终。多年后,一些省市纪委书记交叉任职、异地任职、甚至空降任职,这些都反映了纪委提名权的改革与推进。关键是要将这些经验和成功做法制度化。
    
    反腐30年,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反腐败作为一门我们还知之不多、识之不深、悟之不透的科学,正如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需要不断学习、深刻反思一样。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有鉴于此,反腐倡廉既需要集中全党的智慧全力攻关,也需要建立试验区进行创新和试点。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 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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