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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奉桥:论王蒙的“自传”
(博讯2008年08月07日发表)

    
    内容提要 自传视野中的王蒙是个复杂的多维存在。他的决绝展示了王蒙性格的另一面;他的“桥梁心态”和“界碑”式的尴尬,既建构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王蒙,又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精神处境。王蒙由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转变为理性的经验主义者,其实践根据源于他的“右派”和“文革”记忆。“右派”和“文革”是促使王蒙思想转型的“酵母”和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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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蒙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独特的个体性存在,或作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文学“符码”,由何而来?王蒙这只当代文坛上的“蝴蝶”,究竟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异数 ”、“变数”,抑或必然?《王蒙自传》在相对完整的意义上,感性地体现了王蒙的个性以及精神特征的形成历程。在个体的意义上,这部长篇传记,向我们展示了王蒙如何从一个“北方农村的土孩子”[1]、“一个落后的野蛮的角落里的宠儿”[2]成长为共和国文学的一代大家,如何由一个理想主义者最终成为了经验主义者,以及这种思想转变的现实合理性和实践根据;而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从王蒙思想的形成、衍变过程,可以发现当代知识分子如何走向革命,以及在革命的洪流中如何被政治化与组织化的过程。自传中的王蒙,不仅为我们了解和认识作为精神个体的作家王蒙而且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精神成长以及思想形成衍变的过程提供了可能。
    
    托尔斯泰因其创作真实地再现了俄国社会的变迁和革命的进程,曾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任何大作家,就其思想和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广度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其实都是他所生活时代的“镜子”。王蒙是当代中国最具历史感的作家之一。作为一个“历史主义的角色”[3],王蒙生活在20世纪这个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其生活和思想上的许多“拐点”[4],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某种思想变化息息相关。单纯从文学的意义上,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作家,王蒙参与了共和国文学的完整过程,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百花时代”,中经“反右”、“文革”,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共和国文学的这段变动频仍的历史,王蒙都是亲历者、见证者,同时也是“反刍者”和“忏悔者”[5]。因此,《王蒙自传》在一定意义上既是王蒙对自身文学历程、思想历程的总结,也是对共和国文学的一种总结,《王蒙自传》无论是对其个人还是特定的时代而言,同样带有某种“镜像”意义。
    
    
     一
    
    王蒙是个复杂的存在。然而,自传中的王蒙更复杂。“自传”其实就是“通过历史境遇来定义我自身”[6]。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传主对“历史境遇”的兴趣超越了对“自我”关注的程度。“以《史记》为开端,中国传记的写作实际上形成了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写人的宏大叙事传统,后继的传记作者所关注的大多是与历史有关的大局、大事、人物大节,而对于个人的身边琐屑,传主的内心世界一般都不给予过多的关注”[7]。自传当然离不开“大局、大事、人物大节”之类的 “宏大叙事”,但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人物的“内心世界”。《王蒙自传》也写了诸如“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等当代中国的“大局、大事”,甚至不无总结中国当代社会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思考人与历史关系的宏大意味。“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8],几乎是一切自传作者的“初衷”,但是,在这部自传中,王蒙对自我“内心世界”即个性精神的关注和表现,超越了对外部事件即时代风云的兴趣,由此,使这部自传不但具有了一般意义上的真实的品格,同时展示了王蒙自我心灵的多维真相,王蒙为自己画了一幅真实的“肖像”——一幅多维的复杂甚至矛盾的精神和心灵的肖像。
    
    那么,自传中王蒙的“自我”是如何形成和“定义”的呢?王蒙是通过“审父”来“定义”自我的,这是王蒙呈现给读者的第一副“面孔”。新时期以来,王蒙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这是无需讳言的。王蒙引发“争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即是“过于聪明”、“世故”等。而在《王蒙自传》中,我们却看到了王蒙的另一面,一个决绝的王蒙,这是与王蒙通常留给人们的“印象”所不同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史传传统,司马迁《史记》所体现出来的“实录”品格,一直是中国史传自觉追求的楷模,但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理想性境界,事实上,“虚美隐恶”,为亲者、尊者、逝者讳,对传主的“理想化”,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似乎也已经成为传记的“自然”伦理,特别在我们这样一个对历史深怀敬畏又具有某种文字崇拜的民族,尤显突出。“坦白事实是自传叙事的最高叙事伦理 ”[9],在一部充满了严肃历史责任感的传记中,所涉及的一切已经超越了道德评判的价值坐标,真诚本质上不仅仅是对良知的挑战,更需要道德和意志的力量。从这个意义而言,自传中的王蒙,将无可避免地面对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某种道德甚至审美定势。王蒙已经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传统的对立面。
    
    英国传记作家李顿.斯特拉屈认为“不偏不倚地追求真实”[10]是传记的“三大信条”之一。王蒙曾称张洁小说《无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坦白得不能再坦白,真诚得不能再真诚,大胆得不能再大胆”的书写为“极限写作”[11],在这个意义上,王蒙已经逼近了这种“极限写作”。王蒙说自传是他在年逾古稀后写下的一个“留言”,“想说出实话的愿望像火焰一样烧毁着樊篱”[12],面对历史的真相,虽然王蒙也表现出了某种游移和不自信,如他自问道:“你能够做到完全的就是说百分之百的真实吗?不,我没有能够完全做到。但是我做到了,在我的自传里完全没有不真实”[13]。但是,这种逼近真相的“火焰”,最终还是 “烧毁”了王蒙的“理性”防线,那个“聪明”的“世故”的王蒙开始走向反面,王蒙开始“审父”。如果说《活动变人形》是王蒙在文学的意义上“审父”的话,那么,在他的自传中,王蒙却是站在更高的更理性和现实的层面,“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14]。
    
    王蒙的决绝甚至达到了残酷的程度。虽然王蒙深知“对于先人,逝者,保持一点敬意,不是不必要的”[15],但王蒙更清醒地知道“我的回忆面对祖宗,面对父母师友,面对时代的、各方的恩德,也面对着历史,面对未来,面对天地日月沧海江河山岳,面对十万百万今天和明天的读者”[16]。王蒙对那个“受了启蒙主义自由恋爱全盘西化的害”、“从来没得到过幸福,没有给过别人以幸福”的父亲——王锦第的“审判”,成为王蒙自传中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特别是对某些隐私如“外遇”[17]的描写,“昨夜宿于日本暗娼家……”[18]日记的披露,以及父亲如何与母亲、姨妈、姥姥的家庭纷争,直到大打出手以至“脱裤子” 的细节等,这在通常的伦理的意义上,确实“是忤逆,是弥天的罪,是胡作非为”[19],这不但形成了对世俗伦理的挑战,而且也形成了对传统传记伦理的挑战。“审父”已经成为王蒙的一种庄严的使命:“书写面对的是真相,必须说出的是真相,负责的也是真相到底真不真。我爱我的父亲,我爱我的母亲,我必须说到他们过着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必须说到从旧中国到新世纪,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论我个人背负着怎样的罪孽,怎样的羞耻和苦痛,我必须诚实和庄严地面对与说出。我愿承担一切此岸的与彼岸的,人间的与道义的,阴间的与历史的责任。如果说出这些会五雷轰顶,就轰我一个人吧”[20]。这是王蒙内心最激荡的声音,也是迄今我们在自传中所能见到的最坦诚最光明的文字。王蒙多次谈到自己的“不忍之心”[21],然而,无论是在他的《活动变人形》还是自传中,他却“起诉了每一个人”[22]。王蒙的“审父”甚至超出了读者所能够接受的心理承受能力[23]。这是一个超越了世俗伦理的决绝的义无反顾的王蒙。
    
    自传作为一种“最富有刺激性”的文学形式,其魅力恰恰来自作家“毫无遮掩地对待他的一生”[24]。然而,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克服人性的例如不自觉的自我美化、自我掩藏的弱点,还能够有勇气和力量面对道德的责问,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因此,在文学作品特别是传记中,与那些表现个体性隐私相比,人们更愿意表现那些“世俗伟大的功业和事变”[25],这就形成了“中国文人写自传,归根到底都是强调自己的正确”[26]的倾向,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性格的缺陷。王蒙在努力超越这种文化的力量。与传统自传中的“圣徒”意识不同,王蒙在自传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自己某种并不光明的思想和做法:王蒙被打成“右派”在京郊劳动时,夫人崔瑞芳“精神奕奕、仪态从容”来到劳动农场看他,王蒙则“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并告诫崔不可对“右派”们“太热情 ”[27];“文革”一开始,王蒙害怕“祸从笔出”,烧掉了所有的字纸,“不论接到什么尊长的信,我都立即用来如厕,很少在家中保存超过三个小时的 ”[28]。这也反映了王蒙“文革”之中的某种真实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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