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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怀念我亲密的好友
(博讯2008年07月08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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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文广:怀念我亲密的好友 (博讯 boxun.com)

    我亲密的好友离我而去,他与我八年前开始接触,一见如故,成了莫逆,我们敞开胸怀,无所不谈,没有隐私,他有丰富的知识底蕴,对我有求必应,他能告诉我我无法得到的信息,我向他倾诉;他的记性极好,很快就成了我的记录本,录音器,对我这个健忘的老人,他是我的宝贝,我在他面前时而放声欢笑,时而以泪洗面,我们经常朝夕相处、相对而视,心心相映,他既是我的好友,又是我的伴侣,这就是我可爱的电脑。
    但我亲密的好友,日夜相处的伙伴,却两次遭人掠走,第二次掠走至今快一个月了,我感到空虚,我感到无能为力,我感到愤怒。
    2006年六四前夕,有人知道我要去北京天安门广场,于是派了几十名员警,一律大盖帽,还有十余辆警车,在我住的大院,布了岗,列开阵势,上楼来,带着两台摄像机,抄家之后,强行掠走电脑和几十张光盘,将我的伴侣押上警车,离我而去。感谢海外媒体采访报导,召来一片抗议,警方迫于压力只得在十几天后归还,也不知其中增加多少病毒,修了半年才能使用,逐渐恢复了很多记忆,又成了我的好伴侣。
    今年六四之后的6月11日,又来了九名穿便衣的警员,再次将我的电脑抄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给警方打电话,发短信,甚至威胁他们要到法院起诉,但是至今不见电脑归来。为什么要掠走我的电脑?我想,究其原因:
    一是,让我停止呼号,让我消声,我的声音,我的文字,都需要通过电脑向外界传播;
    其二,要把我变成盲人,看不到真相,使我这个七十四岁的老人,变成又瞎又聋又哑的残障人;
    第三,他们要使我变成失去记忆的人,使我忘记一些人的疯狂、一些人的丑恶、一些人的邪恶,让我忘怀大众的苦难、冤民的悲情、国家和社会的过去和未来。
    第四,抄走电脑,是要从电脑中寻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证,中国的宪法,在多少年中,曾有过镇压“反革命”的条文,1999年修改宪法,将“反革命”去掉了。以后又有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换汤不换药,就是要把批评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持不同信仰者,定上个“罪名”,关进监狱。
    据我所知,近几年被抄走了电脑的异议人士就有:我们学校的李昌玉老师,2006年他因为写文章、出书,被抄走电脑至今未还;济南维权人士张金凤,因为参加了“济正案”的采访活动而被抄走电脑;前年我去上海,看到民运人士李国涛,他也被几次抄走电脑,每发表文章必抄电脑,六四后他失去了工作,吃饭都成了问题,电脑是他最贵重的私有财产,强权之下他只能少写文章。
    前天我与郭泉通话,知道他的电脑已经被抄了五台,他呼吁朋友支援电脑,结果电脑不断送上门,说明他的粉丝还是不少。我的四川朋友刘绍坤去年来看我,结果被警方在火车站截住,抄走了我送给他的《百年祸国》,他从不发表文章,前几天他去汶川做志愿者,支持冤死学生的父母维权,结果被羁押,电脑也被抄走。前几年,刘晓波电脑被抄,一度招来众多抗议声。
    抄电脑成了当局打压异议人士、持不同信仰者的重要手段。对抄电脑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要揭露,声讨。
    当局掠走我的电脑,自然要寻找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便对我判刑。有人说,以你七十四岁的高龄,再次坐牢,可能是出不来了。还有人说,你在争民主、争自由、你大概看不到中国的中国的自由、民主;我回答他说,我能否看到中国的民主、自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为光明的到来做了一点事。香港市民,为反对把颠覆国家政权的条文写进基本法,五十万人上街游行,结果阻止了该项立法,对参加游行者的某个人来说,是可有可无,但五十万人的大游行,正是由一个个可有可无的市民组成,其中包括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我有过写日记的习惯,“文革”中,多次遭遇抄家,日记抄走,掌权者从中断章取义,成了大批判的内容,后来又成了警方定罪的依据,在经过多年的铁牢生涯,平反之后,我想取回日记,写信给公安厅,回信却说:清理档案时,销毁了。那时我已经是山东大学的教师,为什么要销毁我的个人日记?这些人根本不尊重别人的隐私和私有财产权,他们和土匪有多少区别?即使对犯了罪的人,也应该保护他们的隐私权,何况我还没有犯罪。
    1982年重返山东大学后,我很少写日记了,就是怕再抄家,把日记当作定罪的依据。几十年来我们的的社会在制造恐惧,制造黑暗,使人讲话、写字都谨小慎微,不敢流露真情,话到嘴边留半句,写文章要一遍遍的修改,去尽棱角,大家都成为蒙面人,成为不敢暴露真情的低级动物。因为隐私权不受保护,有的人甚至不敢思考敏感政治问题,不敢写日记,这当然会阻碍思想解放,使人长期受陈旧思想的束缚,阻碍社会的进步。
    我建议修改宪法和法律,增加保护隐私权的内容。
    最近我看了蒋介石日记和胡适日记的一部分,那是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从中我知道了那些人的思想,和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但是我们现在社会上所歌颂的那些伟人,那些领袖,那些革命家,有几个人留下了心灵的记录,真实的日记?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内心深处有多少黑暗,大概他们没有想到历史的审判的问题。刘少奇临死前,在受到极度的侮辱之后,说了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在他大势已去的背景下讲的。虽然晚了点,但对于一个曾经担任国家主席的人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这句话只可惜是在他已被批倒批臭之后说的。刘少奇不像有些人,临死之前,还要极力表白自己不是叛徒。
    我希望当今的领导人中,能有更多的人尊重公民权利,考虑历史的评价,能有更多的人知道什么叫“回头是岸”。
    2008年7月8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13655317356)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7/2008070809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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