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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让我说“对不起”——不堪回首话当年/张成觉
(博讯2008年04月02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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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前我在上海被打入另册,此后几十年大部分时间均处困厄贫穷之中,包括将近二十年饥寒交迫的日子,回首往事,真是不胜感叹唏嘘。所幸临近古稀之年,衣食无忧。含饴弄孙,乐也悠悠。但追忆昔日,虽属贱民,然亦尝伤害他人。爰书其事,以示愧疚之余,兼作时代记录之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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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为参与“批判”封得富。封为湖南津市人。49年之前似担任过三青团区分部书记,故在50年代初镇反中被判刑送疆劳改。刑满后留场务农,并在当地再婚,妻子姓谭,四川人,略有文化。
    
    我是66年冬开始跟他一起在大田劳动的。当时他已年过五十,约一米七三的个子,身形显得单薄。但仪表不凡,谈吐文雅,待人彬彬有礼。无论是年龄与之相若的新生员,或者比他小得多的年轻职工(多半属于新生员子女),都称他为“封大官人”。
    
    他这个绰号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地主家庭;二是指他本人知书识礼。他跟谭某非常恩爱,据说文革前每天上班前,两人都要拥抱作别,并互呼“大令”(darling),因此传为笑谈。
    
    1967年初,我所在的十队领导权发生微妙变化。由于队长、指导员和副队长原先均为起义士兵,尽管早已加入中共,但都不如副指导员够硬,后者是从解放军转业的战士晋升的干部。于是,一个群众组织“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乘机崛起,妄图夺权。该组织只有几个人,为首的叫骆青,是复员不久的党员,出身贫农,文化不高,在队上担任“上士”,协助司务长管理食堂。为他当军师的畜牧技术员孙玉柏,毕业于江苏农学院,中农出身。
    
    话说“贫管会”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便组织“革命大批判”,封得富首当其冲,成了靶子。这是因为他不仅原属政治犯,又算“地主”(根据档案其个人成分应为“学生”),平时也会讲些古典小说或戏曲故事,便给他加上“散布四旧”的名目,在全队职工大会上批斗。
    
    队上至少九成人是新生员或其家属子女,所谓兔死狐悲,同病相怜,因此几乎全都保持沉默。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了批判发言的。目的无非以此取得“贫管会”的好感,避免将火烧到自己身上。
    
    事后回想,这是十足的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尽管我的发言只是给封扣了一些空洞的大帽子,诸如“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封资修的吹鼓手”之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会后一切照旧,封工资待遇毫无变化。无论是当时场里掌实权者,以及其后不久从北京总参、总后等首脑机关调来的炙手可热的“新首长”,都从来没有承认过“贫管会”等群众组织的权威。
    
    但“山高皇帝远”,十队距场部十公里,故67年初孙玉柏等人曾经作威作福了好一阵子,除封之外,受其批斗者还大有人在。
    
    其中一个叫马祥芝。此人原籍甘肃,是个小偷,五短身材,没有文化,是回族人,会跳维族舞。忘记何故遭祸害,只记得孙命人将之在食堂的大梁上吊了起来,要他招供。他受不了,便胡说开了,“承认”自己接受“苏修”的指使,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推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这种话连孙也知道荒唐之极。不过仍然要求大家“狠揭猛批”。后来我在“地头批判会”上发了言,大意是马妄图变天乃痴心妄想。
    
    这种田间批判会在文革时期很流行,纯粹是形式,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我毕竟充当了帮凶。
    
    另有一位赖焕珊也挨了批斗。他是广东五华县人,贫农出身,某农学院毕业,原为本队的畜牧技术员,是孙的前任。但他早毕业,且出身比孙更好。故当时虽已下放劳动,孙对之不敢做得太过分。
    
    赖何以会下放呢?盖因其为队上一名女青年着迷,遭拒绝后竟变得行为怪异,有点疯疯癫癫的。他住在畜牧区,几年都不上班,每天食堂开饭时就去打饭吃,其他什么也不干。孙就抓住他这一点,说他“吃社会主义”,在大会上把他批斗一番,次日又命人将他押往田间劳动,中间休息时再开批判会。孙还怂恿几个“盲流”来疆的青年向其身上扔土块,等于变相体罚。但赖不予理会,实际上还是一点活也没干。
    
    和赖同时被押到地里的一个名叫“哑巴”的新生员,隔天就被活活弄死了。事情大致经过如下:
    
    哑巴姓刘,据说服刑期间某日与一名女犯同在男宿舍,后该女犯称刘“摸”了她一下,刘遂遭批斗,但他否认,越批越不服,结果以其“抗拒改造”被加刑。自此刘再不开口说话,也不上班。刑满留场依然如此,已经十多年了。他跟赖住在一起。孙组织批赖时将他也捎上,但体罚要重得多。
    
    当时正值盛夏,我们的条田多在沙包周围。孙命人将不肯干活的哑巴弄到沙包上,剥去其上衣暴晒。开批判会时甚至将之推倒,使其在骆驼刺上滚动。对此他自然怒极,但始终不吭一声。当晚下班回去连晚饭也没去打。
    
    次日一早,他又被押到住地旁的地里,可他依然不肯干活。早饭大家是回食堂吃的,但不知他吃了没有。饭后再上工,骆见他态度恶劣,命人将他捆起来,用柳条抽打。他沉默抗议。一位起义士兵出身的大组长为表“革命”,叫人用坎土镘(类似锄头的新疆农具)将绳子绞紧,他怒目圆睁,但仍一言不发。又打了一阵,其脸色变紫,骆见势不妙,命人谓之松绑。执行者不知医理,一下把绳结松开。刘当即休克。急送回住处,找卫生员救治,已返魂乏术。
    
    我头一天也在地里目睹刘遭私刑虐待之情景,但次日上午拉肚子请假,下午上工时,刘已一命归西了。可是目击者包括地里数十名男女农工,众目睽睽。所以,尽管事后无人敢于公开议论此事,可是人命关天,80年代落实政策,那位大组长终于遭到法律追究,不过只判刑两年,而且缓刑两年。孙、骆两名主事者则安然无事。
    
    最后,我要在这里诚恳地向封得富说声“对不起!”请原谅我当日为虎作伥的卑劣行为。也许你早已离开人世,那就请你的遗孀(如果还健在的话)接受我的道歉。同时向你女儿封生盈致歉,希望她和丈夫李泽苏(我们同班同宿舍好几年),也像父母那样琴瑟和谐,白头到老。
    
    我还要向马祥芝和赖焕珊说“对不起”。我的广东老乡,你还在五华吗?近况可好?
    
    在田间批判会上,我也发言批过“哑巴”。此刻,我也要向你说“对不起”。
    
    基督教说所有的人都有原罪。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我深感自己的灵魂并不那么干净。虽然这是毛极力推行的洗脑造成的恶果。但我愿意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
    
    (08-4-1)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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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4/2008040212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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