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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的“毛情结”——读《风雨苍黄五十年》有感/张成觉
(博讯2008年03月21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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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慎之先生所撰《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无疑是研究反右运动的一篇力作。文末有两行小注:“1997年9月被划为右派四十周年初稿/1998年9月最后修改定稿”。该文认为毛“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起意于八届二中全会而决策于省市委书记会议,前后过了一个年头,跨度近两个月。”(《风雨苍黄五十年》,明报出版社,2000年,133页),该文征引颇详,言之成理。但文中从头到尾,都敬称这位阴谋/“阳谋”策划者为“毛主席”,字里行间充溢着浓厚的“毛情结”,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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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文章开头论及整风转成反右之起因称:“有人说,这是毛主席四月三十日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以后,没有料到鸣放如此放肆,忍无可忍,才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文章,这才是形势的真正的转折点。然而这些同志也未免太低估毛主席了。毛主席是何等样人物!平生军事的、政治的、大战场、小战场经历过不知多少。就以我所知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单是从《内部参考》和《参考资料》上能看到的而且必然看到的国内外批判共产党的话就不知有多少,他怎么能为罗隆基的一句‘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而龙颜大怒呢?毋宁说为大蛇游入网内而高兴的可能还更大些。毛主席是一个战略家,正如陈毅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诗里所说‘从来能兵观远略,于今筹划赖雄才’,不论是对付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还是对付中国的五百万知识分子,毛主席都是伟大的战略家。”(同上,119页)
    
     文中还有这样一段回忆:“就在波、匈事件紧张的时候,毛主席派他的秘书林克来征求王飞和我(当时新华社国际部的主任和副主任)对于波匈事件的看法。我竟不识相地提出了实行‘大民主’的建议,殊不知却正好给了他老人家一个得心应手的武器(当然,以毛主席超速运转的脑袋也并不难创造出别的一个名词来)。他在几天以后(十一月十五日)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大民主’。但是又告诉吴冷西说:‘回去不要批评他们,他们是好同志’,又说‘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思潮’。我当时浑浑噩噩,不以为意,后来当了右派再回想起来,却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同上,133页)
    
     由此看来,尽管李先生晚年揭露和抨击毛时代的皇权专制,倡导回归“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迭有佳构,不遗余力。但由于其早年的“革命”经历,对于毛形成了某种特别的心态,包括崇拜、敬佩与折服。即使入了另册,“也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至于“后来也渐渐滋生了怀疑以至反对他老人家的思想,那是1959年在农村经过两年改造以后看到大跃进的失败,农村开始有人饿死时的事情了。”(同上,117页)自此其对毛的崇拜慢慢减退直到最终全部消失,可是,敬佩和折服却一直保留着。
    
     何以如此呢?因为毛“经历过”无数“军事的、政治的、大战场、小战场”,打败了“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夺取了天下。而作为追随毛“革命”的一员,作者也“成为了一个胜利者,一个解放者”,与有荣焉。虽然57年栽了跟斗,但以往曾经有过的光荣感,使其依然对这位“伟大的战略家”犹存敬意。
    
     事实上,作者认为“毛主席一生的转折点就是胜利,就是建国,就是作为新中国的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同上,7页)他完全肯定毛“建国之功”。
    
     非但如此,对于毛引蛇出洞,发动反右,使五百万知识分子溃不成军,作者一方面使用“孔子: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作为该文副题,尖锐地直指毛违反诚信;但另一方面,又再次称之为“伟大的战略家”,甚至对本身罹祸一事也只怨自己“浑浑噩噩,不以为意”,同时隐约暗示毛并非“不教而诛”。如此冷静洒脱,对于反思固不无好处,可是难免令人产生为毛减罪之感。
    
     这种“毛情结”,应与作者所处地位有密切关系。如上所述,他毕竟曾是参与新朝建立的一分子,属于既得利益者,“直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由于毛批判其“大民主”论时,还特地交代要给以安抚,并称之为“好同志”,故他对毛不无某种感念之情。何况他虽被定为极右,但受到的是四类处理,即撤销原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这就比那些遣送边远地区农场监督劳动者之惨状,简直是天上地下了。
    
     无独有偶。另一位57受害者邵燕祥,也是四类处理。邵的回忆录题为《别了,毛泽东》。卷首《作者的话》写道:
    
     谨以此书,献给在1957年所谓“反右派斗争”中受迫害的同案者及其亲属,数以百万计的人们;
    
     献给曾在苦难中,以爱和信任支持我、鼓励我活下去、站起来的亲人和朋友;
    
     也献给所有跟我一样曾经迷狂地唱过颂歌、喊过万岁,而终于向毛泽东道了永别的人们。(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邵比李先生小十岁,自称“新政权的既得利益者”(见该书目录)。书中也提到李先生因“大民主”论受毛批判。比较起来,邵的“毛情结”没留下什么痕迹,确实“向毛道了永别”。所以,书中对于49年至57年的回顾,就不同于李先生所说的“中国近百年来最平稳安定的时期”。
    
     如今年过七十的大陆自由主义者中,不论其当年是否戴过“紧箍咒”,具“毛情结”的并非个别。他们有的对毛的“新民主主义”赞不绝口,有的把中共建政至反右前称作黄金岁月。但愿他们能够通过认真的反思,拨开迷雾,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如果连他们都不能明辨是非,那年轻的一代势必会被误导,从而对在中国争取实现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斗争,产生负面的影响。
    
     (08-3-20)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3/2008032104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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