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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龙象之争其实早见分晓/何必
(博讯2008年01月15日发表)

     《印度时报》14日发表评论文章《印度尚不能与中国讨价还价》。文章说,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邀请,印度总理辛格于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这也将是辛格总理首次正式访华。外界对辛格总理访华普遍寄予厚望,认为将给中印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但是该文章指出,印度在这一情势之下尤其需要保持清醒,应该切实意识到,印度现在还不具备与中国讲价钱的筹码。(2008年1月15日中国网)
    
     这两天,印度总理来华访问,成为举世瞩目的事情。全世界媒体都在以不同的角度、层面、手法,解析着全世界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府首脑间的接触。而中国媒体更是不遗余力,在所谓主流媒体上充斥着中印首脑会晤及其背景和意义的各式各样的内容。 (博讯 boxun.com)

    
    印度时报的这篇文字当中也提及,世界两大文明一年一度的高层对话再次届临,印度象对话中国龙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之一。文章说,就在辛格总理踏上中方欢迎的红地毯,检阅三军仪仗队之际,部分国际国内专家和顾问却只是盯着印度某些整体经济统计数据的表象,竭尽吹捧之能事,怂恿印度抓住此次机遇,尽最大可能与中国“讨价还价”,以便最大限度自中方获取利益。文章指出,这些观点也使“印中亲如兄弟”的友好关系蒙上了尘埃。印度专家和顾问们“建议”辛格总理,尽可能与中国签署更多大订单,促中国进一步对印度开放市场,进而扩大对华出口。他们表示,印度应该“用实力与中国讲价钱”。文章表示,或许这一切听起来的确让全体印度人民欢欣鼓舞,但是这些喧嚣的表象让大家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只有实力对等的双方才具备讨价还价进而达成协议的前提条件。文章进一步分析说,事实上,只要简单看一眼两个经济体的一些基本数据统计,就会发现中印之间目前并不具备这一谈判前提。根据《印度时报》获得的最新可比数据,中国2005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33万亿美元(已经根据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进行了相应校准),是印度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还要多。印度2005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34万亿美元。中国拥有13亿人口,而印度拥有11.2亿人口。中国当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091美元,也远远高于印度的2126美元。2006年,印度出口总额为1264亿美元。而中国同年出口总额高达9690亿美元,仅次于德国、美国,位居世界第三,是欧盟与日本最大进口来源国,同时也是美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中国当年实现出超1780亿美元,而印度则截然相反,入超逾600亿美元。持续贸易盈余也帮助中国积累了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当前累计高达1.6万亿美元,是印度的将近6倍。印度累计外汇储备仅2760亿美元。尽管中国的农业人口正日益减少,但是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大部分中国人民仍然以农业为生。但是正是在这一关键领域,中印两国之间形成显明的对比。印度拥有1.46亿公顷可耕地,年产粮食1.08亿吨;而中国虽然只拥有1亿多公顷可耕地,粮食年产量却高达4亿吨。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呢?实际非常简单,中国的农业发展更为均衡,管理更加完善,因此中国农田的产量远远高于印度。例如,在中国,每公顷农田可以生产6233公斤稻谷。这一产量是印度的两倍多,印度当前只能达到3034公斤/公顷。同样,中国小麦产量为4155公斤/公顷,而印度只有2688公斤/公顷。文章指出,如此巨大的差距并非因为印度农民懒惰怠工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诸如灌溉、肥料是否充足,以及机械化程度高低等。最为关键的是,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公共投入力度也形成巨大对照。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另一个根本差距在于人民的生活条件。印度国内常常有人指责说,巨大的人口基数已经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然而,尽管中国拥有更多人口,但是中国人民现在的经济状况却远比印度好。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目前大约10%的中国人日收入低于1美元,而印度则有超过34%的人口低于这一基准。与此同时,中国日收入低于2美元者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35%,而印度则超过80%。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福利分布也远比印度均衡。这才是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活力源泉。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拥有健康体魄,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并享有公平就业机会。这些构成了中国繁荣稳定的坚实基础。文章最后说,毋庸置疑,中国的整体实力更强。因此,当辛格总理与中国领导人举行高层会晤时,不必因为这一不可改变的现实差距而感叹。中印之间依然存在巨大差距,需要印方迎头赶上。
    
    这种自我剖析,自我解读,不知道现如今的中国媒体是不是也能够干得出来;即使有如此这般的比较,会不会让比如中宣部给枪毙掉。
    
    譬如,如果中国媒体分析得出结论说,中国在很多方面比印度差得远,那么将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
    
    现在,中国人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发达国家,言必称美利坚,彻底臣服于白人中心主义,而对发展中国家不屑一顾。在以钱为纲的总路线的喧嚣当中,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原则成为不折不扣的中国精神。中国对于类似世界经济论坛、G8峰会、米国人主导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关注,远远超过了由发展中国家倡行的南南合作,更是对在巴西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只字不提。
    
    本来嘛,中国虽然号称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比资本主义更加唯利是图,更加罔顾公平正义,更加欺行霸市,更加剥夺国民权利,更加将绝大多数国民贫困化陷于财富乃至权利的萎缩过程中。
    
    因此,印度总理访华,中国人乐不可支地谈到,这位总理大人是如何对中国总理在新加坡演讲的内容津津乐道,在中国总理演讲时,虚怀若谷地坐在台下目不转睛,并且在此后印度国内会议上将中国总理的演讲内容打印成册分发给与会者。印度总理提出向中国学习,让咱们中国人着实得意忘形了一把。
    
    反过头来,咱们曾几何时见到过中国什么贪官污吏的会议上提出要向印度学习来着?中国是不是需要向印度学习?换言之,印度是不是有能够让中国学习的地方?
    
    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就是没事找事,吃饱了撑得。中国人嘛,嫌贫爱富,利令智昏,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到现在全民腐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时,我们会去对黑乎乎的印度人给予什么关切?那才是见了鬼了。
    
    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全部成就,几乎全都赌博在了经济发展上,其他方面的比如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福利增加、国民素质提高、公共道德建设等等方面都一败涂地的情况下,当局与媒体也乐得用中国最突出并擅长的经济数据来说三道四瞒天过海混淆视听(姑且不论这些数据的真实性)。
    
    印度时报这篇文章的写作思路,恰恰就是中国人习惯了的路数,太耳熟能详啦。说到经济数据,那还不是信手拈来,人均收入、人均GDP、人均农业产值、基础设施、制造业、国际贸易……
    
    咱也不知道,印度是不是也有统计造假,这些数据比较,在数据的真实性存在水分的前提下,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咱也不知道,印度是不是也数据出官、管出数据,惟上惟大的官本位,使得数据本身不堪重负地承载着贪官污吏仕途前程的担子。
    
    去年郭宇宽给我发来了他的作品。看看也许能够让我们获得另外的视角。
    
    过于宽
    
    2007年8月9日 20:47
    
    向印度学习
    
    拙作两篇,欢迎传播
    
    印度国家政策研究中心.doc
    
    贾达夫博士.doc
    
     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是国家决策科学化的保障
    
    对话印度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India)主席——西瓦( sivaramamakrishnan)教授
    
    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作为非盈利型学术研究机构成立于1973年,设在德里。他们强调自己是一个“自治”的学术社区,并标榜该中心的研究是“领先于国家”的考虑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政策问题,并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可能的选择,并向全社会开放性地传播政策信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印度政策研究中心在提高印度社会的公共政策辩论水平和决策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最近他们公布的一些研究报告可以看出他们的旨趣所在:如何改变印度国家预算?——使它更透明和富有参与性
    
    如何在合作性地框架下解决印度东北部的水资源问题?
    
    司法独立的发展对于印度政治生态产生的影响分析
    
    如何适应城市化的增长来改善我们的社会治理?
    
     郭宇宽
    
    受美国new school大学的邀请,在印度公共政策制定中很有影响力的“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主席西瓦教授,参加了在北京和上海举行的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西瓦教授曾任印度中央政府的国务秘书,及世界银行顾问,他现在任职“印度政策研究中心”,大多数中国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政府部门,但恰恰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研究机构,印度的民间研究机构也许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以下的对话,是根据笔者和西瓦教授一路上的交流所整理。
    
     独立于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是必须的
    
    郭:听你的机构的名字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一个政府部门。
    
    西:当然不是,我们的影响力,恰恰因为我们不是政府的部门,在政府之内也有一些有研究性质的机构,但是他们在政府框架内的研究容易带有部门利益的色彩,无法保障中立,如果只有他们的声音,很难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能够符合公共利益。
    
    郭:你们的机构在设立之初就独立于政府么?
    
    西:是,我们的机构设立之初就是为了能够在政府之外有不同的声音,所以当时几个学者,其中既有政府部长级的退休官员,还有海归学者在一起发起这样一个政策研究机构。
    
    郭:当时注册困难么?
    
    西:不困难,印度法律保障了民间结社和组织的自由,你只要凑上7个人,组织个什么政党也没关系,政府无权阻止你注册。
    
    郭:你们享受免税政策么?
    
    西:当然,我们是非营利机构,也就是说,我们筹集的资金都是用于研究的,包括研究人员津贴,并不给投资者带来盈利。而且因为我们从事的政策研究是有利于社会的公益事业,我们说服政府减免税费,以在当时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了我们一块小小的土地,盖了我们的办公楼。
    
    郭: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同样的研究独立于政府的部门会起到什么不同的作用?
    
    西: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除了政府特殊利益以外,政府的角色也注定了它很多研究很难做出成绩,比如我们的研究所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印度和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象印巴问题就比较棘手,还有印度和孟加拉也经常为了水资源问题产生纠纷,政府很难作客观的研究,它必须在选民面前做秀,在民主国家,如果一个政治家在国家利益上对邻国态度不够强硬,往往就会被国内骂作卖国贼。但如果两国的政治人物都这样做秀,问题就永远没法解决,甚至可能发展出地区冲突。这时候我们这样的研究机构就能发挥政府起不到的作用,我们可以和别的国家的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我们没有面子的包袱,可以充分地讨论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建设性方案,然后再回过头来影响各自的国会和政府,这样实现大家的双赢。这种民间的工作是政府所替代不了的。
    
     公信力是我们的生命
    
    郭:你们的运作资金有多少?来自于哪里?
    
    西:这几年大约每年3000万卢比左右经费,我们有十几个专职的研究员还有一些合作伙伴,这些钱主要是研究人员的津贴和研究办公费用。这些资金都来自于研究项目,我们这些研究员有自由规划自己的项目,然后向外面的基金会,包括政府和各种机构申请研究经费。有一些协作性的大项目会由中心出面来申请,我们的研究机构大家都是干活的,不养闲人。
    
    郭:那你们从政府拿钱,我们都知道吃人家的嘴软,还怎么保证你前面说的中立呢?
    
    西:一是项目我们必须自己主导,如果我们资助有可能干扰我们的独立性,我们就不会接受,而且这些年来我们获得政府的资助控制在10%——20%之间,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既要和政府保持接触,又不能让自己依赖乃至受制于政府。
    
    郭:能举个例子,你们是怎么和政府博弈的么?
    
    西:比如将最近中央政府要搞一个知识经济委员会,由社会各界的精英组成负责设计如何推动印度搞知识经济的政策,我们的一位资深研究员也是这一个委员会的委员,但是最近一位部长,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跳出来指手画脚,你知道印度有一些政治家就有这个毛病,总爱在人民面前显示他有多大的魄力。于是我们这位研究员尽管辛格总理都表示挽留,还是坚持退出这个委员会。因为我们政策研究的独立性是不容干涉的。
    
    郭:那你们做的事情会不会引起政府的反感,给你们穿小鞋?
    
    西:他们高兴不高兴,这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我们角色不一样,事实上我们一些研究员也都是政府当过高官的,不过我们总体上做的事情都是对国家好的事情,大家基本也都认可。比如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监督印度国会,这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这个项目很简单就是定期出报告,跟踪国会议员的题案和进展情况。就是监督这些国会议员究竟在给老百姓做些什么,有些人可能会很紧张,害怕在选民面前暴露自己的无能。但我前一段时间听说国会里几个议长级领袖,当然他们也不会公开支持,不过私下对我们的人说,你们的报告对于推进我们国会议员改善工作很有好处。
    
    郭:会不会有一些商业部门希望通过你们的政策研究来起到游说作用?
    
    西:当然有,印度从事政策游说的机构也很多,有一些是比较公开的,不过这和我们机构的宗旨不符,我们不会粘那些事情。
    
    郭:但是你们的研究金费要向外部筹集,难免这些组织不带有自己的利益,他们想必会在潜移默化间影响你们吧?
    
    西:要说绝对没有影响可能不现实,但资助我们研究的人或者机构都必须认同我们独立研究的理念,否则就不可能合作。如果我们破坏了这个游戏规则,我们这个机构存在的价值就会受到社会的质疑,如果失去了公信力,很难想象我们这样的机构还能生存下去。
    
    比如曾一个非常大的商业机构非常积极地希望给我们一笔不小资助,他们主动表示决不会干涉我们的研究方向,只是一笔中立的研究经费。但我们知道这个公司希望影响政策的背景,还是有一点怀疑,我们大家讨论过以后,我们很客气的告诉他们,谢谢他们的关心,我们目前不需要接受他们的资助。
    
     用理性的声音来影响公共意见
    
    郭:你们作为一个中立独立的机构,你们靠什么途径来影响政策制定,是不是需要和政府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包括和一些有实权的政府官员建立私人关系。
    
    西:这在早年确实有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往往研究机构得靠和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才能影响到政府的决策,使自己的研究被采纳。以至于很多研究机构都积极地邀请退休官员的加盟,主要是利用他们的人脉关系,过去曾经有人笑话一些研究所成了退休官员疗养院。
    
    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变了,代议制民主的深入,使得政治家不得不去聆听人民的声音,所以今天印度的政策研究机构并不特别需要去游说政府来采纳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研究者个人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辐射出去,我们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都会在媒体上发表,或者出版成书籍,我们有一些研究员还经常被电视台邀请作为嘉宾,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我们的研究成果,只要你的研究扎实,公众觉得你的政策建议言之有理,这样公众意见就会受到影响,反过来就会作用于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
    
    当然我们也不忽视对政府的直接作用,比如我们有一个研究员是前国家水利部的部长,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真正的专家,政府也非常尊重他,他发表什么建议总会引起这个领域很大的反响。
    
    郭:能否描述一下当前印度的公共政策制定的格局?在这其中你们的位置是什么?
    
    西: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中声音越多元越好,我把高端的政治决策分为三种类型。
    
     一种我称做是甘地型,注重人格魅力和对人民呼声的洞察,比如当年甘地夫人独自决策把银行都收归国有,一夜之间强制接管私人银行,提出“消灭贫困”的口号,特别强势和雷厉风行;第二种我称作尼赫鲁型,以宽容和气度为特点,注重充分地开放讨论空间和聆听,自己并不非常强势的固执己见,在综合各种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各方面都能够相对接受的决策;第三种,我称做学究型,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这种潮流,比如现在的印度总理辛格就是个代表人物,他是个经济学家,原来当过财政部长,有技术派的思维特点,注重统计调研,定量分析,在研究的基础上作决策。
    
    草根的百姓往往比较喜欢甘地型的领袖,他们的魄力魅力能够满足人民崇拜的需要,其实她的一些措施对社会经济有很多负面影响,可今天很多农民还是把甘地夫人当作“穷人之母”,一提到她就眼泪汪汪;尼赫鲁其实做了很多好事,不过没有老百姓提到他会特别动感情;而辛格恐怕在老百姓眼里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我觉得在一个民主已经奠定了基础的社会里,尼赫鲁和辛格这样的决策方式是更加科学并符合人民福祉的。而我们这样一个公共研究机构所能提供给社会的决策参考,大概是侧重学究型的。
    
    ……………………
    
    看到了吧,印度的这种机构,是不是让我们能够想到些个什么呢?
    
    虽然,从郭宇宽的文字当中,能够看出一些公正性方面的问题,比如,一边倒地赞颂,似乎有些提供了王婆卖瓜的空间。不过,却还是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比较坐标系。
    
    去年,我在挪威时,曾经写到过,挪威人爱出错,错得让人啼笑皆非,错得让人痛不欲生。也是在挪威时,我引用郭宇宽发给我的另一篇也涉及到印度的文字后,有对印度很熟悉的朋友指出,印度出错比挪威要高出成千上万倍。
    
    这我相信。
    
    不过,我也相信,辛格访华,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的政府首脑对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专制国家的访问。这两个山水相连的国家,虽然都有着共和国的国号,但是,其真实内容却相去甚远。
    
    郭宇宽提供的文字当中,提到了代议制民主,而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无代议者不纳税。但这在中国是可能的么?
    
    最近非常热闹的一件事,就是广东市委书记汪洋高调祭出“解放思想”的大旗,号称要在解放思想领域“杀出一条血路”。这种政治理想和政治文化(如果说中国当局还有的话)的提出,也恰如其分地带上了血腥的暴力色彩,解放思想与杀出血路联系在一起,让人怎么着也看着太鸡兔同笼无法相提并论了。如果说,解放思想必须依靠杀出血路来实现,那么这恐怕就意味着嗜血本性的无处不在了。
    
    更何况,汪洋是从重庆市调往广东省的。这种任命制,使得重庆市与广东省、以及全国各地的纳税人都无法通过自己的选举权来获得自己认可的管理本地事务的官员。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我纳税?如果说,我缴纳的税款都用来供养原本不由我负担的比如党、政协、工青妇组织、而且我的权利被强制性“让渡”(事实上就是被剥夺)给了我根本无法对其荣辱毁誉、生死存亡以及来往去留的公权力及其掌握者的贪官污吏的话,我纳税的合法性何在?
    
    这就是说,中国与印度,是一个权力社会对权利社会的比拼,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制度之间的较量。
    
    前年,中国媒体上就喜形于色地报道,孟买要学上海,我对此嗤之以鼻,专门写过文字。
    
    其实,经济起飞的印度,的确存在着慌不择路的情形,在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际,新兴经济体的成长路径就无法对发达国家照猫画虎,而毗邻的中国却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描摹版本。
    
    于是,印度也开始搞经济开发区。不过,在开发区建设之初,就遭遇到了中国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情况,那就是当地居民拒绝搬迁,使得开发区征地无法进展。
    
    这种情况在中国来试试!有几个钉子户坚持到现在的?
    
    连北京当局也意识到,地方委府强制性拆迁,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甚至不可挽回的祸害。无视国民基本权利,强取豪夺,这将会引发“不堪设想”的后果。
    
    什么后果呢?冼岩对此提出了军事管制的前景(我注意到,冼岩最近明显加强了写作的频率,这恐怕很耐人寻味);王力雄则称之为“玉石俱焚”。不管怎么样,当权力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时,我们所面对的,就不再是经济数据所带来的沾沾自喜,更不是当局文过饰非报喜不报忧制造歌舞升平幻想所能够掩盖得了的凶险境况了。
    
    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与印度比较,那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我们还会像印度时报那篇文字里描述的那般洋洋自得吗?恐怕,谁都会脊背发凉吧。
    
    龙象之争,中印角力,结局嘛,恐怕早就分出高下了。只不过,咱中国人不习惯实事求是;更何况,还有个爱国主义在那儿挡着呢。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1/2008011514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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