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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苹果如何变怀”的问题/武振荣
(博讯2007年11月15日发表)

——民运及政治问题连续帖(16)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事实上,我们对于共产党的政治批评面临的是:“苹果如何变坏”的问题,而我们在批判中却把它无意识地变成为一个“如何产生出坏苹果”的问题。在前一个问题语境中,有着一个过程的问题,苹果变坏的问题可以在苹果本身和苹果存放的方法、存放的地点以及气候、温度等问题中去寻找,有着导致问题产生的“多元”因素,可在后一个问题的语境中,连过程本身也是坏的了。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就属于后一类,但是,我声明我从来就没有反对过《九评》,所有上了网的我之言论都是赞扬《九评》的——这样的事情又怎么解释呢?原因很简单,我认为《九评》对共产党的批判是多元批判局面中的独立的一元,有它自己的价值,搞民主的人不但没有反对的理由,反而应当大力支持!
    
    《九评》是站在“宗教”兼气功的立场上批判共产党的,因此,它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邪灵”,共产党是“邪恶”的一族,那时是有道理的,人类所有的宗教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人类是邪恶的,共产党人如果是人的话,说他“邪恶”,一点都不过分。再,法轮功不是政治团体,法轮功信众也一再宣称他们“不搞政治”,因此,他们没有在共产党“跌倒”的地方吸取政治教训的任务,也就是说,他们的批判具有纯粹道德的目的,没有政治上的动机,所以批判就不可能追求“政治价值”。因此作为一种精神的批判、道德的批判或者宗教的批判,《九评》是很好的文章,但是,作为政治的批判,就不可如此说了。
    
    譬如《九评》之四的题目是“评共产党是反宇宙力量”,对于我们没有做过气功的普通人来讲,什么是“宇宙力量”谁可以说得清呢?普通人知道的“宇宙力量”是运用数学方式可以精确计算的物质的量或者物理的量,而那个只能用气功的方式得到的“宇宙力量”肯定是在气功之外得不着的,所以即使共产党反对它,普通人也是看不出它“邪”在那里,可是用法轮功的尺度一衡量,那是“违背宇宙规律,逆天而行,是一股反宇宙的势力”,因而“极具危害”(引《九评》)。所以,我的看法是,法轮功在我们民运人士无法下手、无法立足的地方给了中国共产党狠很的一击,并且出拳很重,真是好样的!
    
    民运人士是政治人物,因此他们对共产党的批判应该是政治的,站在政治的观点上,共产党的错误在于它作为革命的政党,却在革命后变成革命的对象,推行专制政治,反对人民,反对民主,在人民需要解放的时代中反倒实行传统的压迫政策!因此民主的批判任务是围绕还政于民——这一个基本点进行的,借助的是人民力量(而不依靠“神”);不用说,人民在批判共产党的同时,还有整理自己历史的任务,也只有这样,中国民主的根基才会建立得牢固,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即使匆忙地建立了民主制度,保不齐它会“变质”的。
    
    其实,我们只要是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的人,就必须承认,关于革命体制的“蜕化变质”问题在我们中国,最初不是一个人民的话题,刚刚从社会大动乱(1911-1949年)中走了出来的人是没有政治能力可以独立的提出此问题和分析它的,客观地讲,它是一个共产党的话题。到上一个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分裂,使中国共产党单方面的“发展”了这个话题,从而也迫使使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一条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都不能够与之比拟的中国式道路。
    
    因此,从严格的政治分析立场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从196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共产党社会和共产党制度有可能“蜕化变质”的那一刻开始,到1966年8月5日之前由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失去控制为止,共产党“蜕化变质”的话语权是由共产党政党“发明”和“垄断”的,但是在1966年8月5日,这一天,中国出现了一件天大的事件:“七亿中国人民”接过了这个话题,并且用它组织了一场震惊全世界的66大造反运动!
    
    因此,在40多年后的今天,你通过“黑窑事件”发现了共产党社会有多“黑”,你通过陈良宇事迹发现共产党人有多坏,你通过“6-4”屠杀发现了共产党人有多凶——这一切的发现都在1966年中国人民的伟大发现中“打”了个“提前量”,那时“造反”的人民发现共产党社会的颜色由“红”变“黑”(实际上也是“颜色革命”),各级共产党组织都是“黑窝子”,共产党当权派是“牛鬼蛇神”、“反动派”和“反革命”就是很好的例子。问题是,我们若是“看”不出“提前量”的话,就“计算”不出来它的价值;“计算”不出来,你就把人民最成功的一次“全面打倒”共产党,把共产党人“打成”严重的“内伤”和“外伤”的运动误认为是“社会大动乱”,这样以来,你无意间把完全可以丰满的人要弄个干瘪,别人有什么办法呢?在这里,你光骂共产党邪恶,恐怕不是个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你想一想,如此邪恶的人的统治你为什么会忍受?在过去的时间里,你作为普通人中的一员有没有起来反“造反”?如果有,它对于你,到底意味着光荣还是可耻?
    
    事实上,检验政治批判是否健康的一个唯一标准是看,批判者在批判过程中或者过程后自己是丰满了,还是干瘪了?通过批判,批判者在政治上变化得“羽毛丰满”,那么在民主的“大风大浪”里,他们就有资格“展翅飞翔”;否则,批判把批判者变成了满怀醋意的人,即使有了民主的“风风雨雨”,他们自己“铩羽而归”,也是可以预料的事情。
    
    在政治的立场上,我们视共产党为军事意义上的“敌人”是对的,因此我们要“消灭”它,是指的敌人放下武器,不再成为可以战斗的部队(不是指“肉体”上的“消灭”),但是,在和“敌人”作战的过程中,却也存在着一个正确分析“敌情”的问题。应该知道,在“战斗”中总是有敌我双方都通用的某些东西,政治批判的任务就必须要弄清楚这些东西,这样才能打击到“敌人”的要害。在组织人民进入政治运动和在搞政治运动动员方面,中国共产党有着一些值得我们民运人士借鉴的东西,就这个意义而言,美国一位政治家所说的:“没有专门的共和党人清理垃圾的方式”(见《硬球》一书)的话就很有意思,值得我们仔细的玩味。如果说在今天,我们同共产党的斗争,依然是“敌我斗争”,我们就应该同时注意到在健全的民主政治中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敌人”的这一点要求我们,在向民主迈进的行为中千万不要把自己禁锢在僵死的“你死我活”的共产党模式中。
    
    就我个人的眼光看,1966年中国人民接过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蜕化变质”的话题,并且在这个话题的带动下进行了一场对共产党当权派的从下而上“声讨”的民主运动——这没有任何的错误,错误仅仅在于那时的人民没有给这个政治话题以自己的意义,因此到后来,一个有意义的政治运动和一个有意义的政治话语,都发生了“蜕变”。今天,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坏,人民却越来越愿意忍受的最根本原因是人民把“全面打倒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当成“动乱”,为了避免“动乱”,人民就只好做中国这个“大黑窑”里的“奴工”了。
    
    在40年前,中国人民已经做出了让全世界震惊的伟大政治解放运动,但是,当这个运动的意义在被一个“动乱”的“收藏夹”“收藏”时,民主的“经”就变成了“动乱”的“经”了,念着这一本“动乱经”而想得着民主,岂不是缘木求鱼?
    
    早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我就说过“一半儿”的话,是说政治批判之于我们中国人民来讲,一半儿是批判共产党人;一半儿是批判我们自己。目前我们的批判只是进行了前面的“一半”,而完全缺乏后面的“一半”。
    
    1989年,中国遇到一次伟大的民主机遇,但是,当这种机遇在此前一直被“动乱”的“经”所“套住”时,中国社会好像同1966年一样地遇到了“动乱”,于是,中国就好像真的面临着一种选择:要民主就等于选择了“动乱”!
    
    邓小平以“阻止”“动乱”的借口“动用”军队杀人,这样的行为其所以没有直接导致出“杀人者”垮台的一个至今未被解读出来的原因是:普通中国人潜意识中已经划上了“民主=动乱”的等号,不要“动乱”的行为中已经包含着拒绝民主的意思。在这里,问题与其表述为邓小平的“杀人”行为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民主的机遇,不如说是邓小平此前下的“民主=动乱”的“套子”“套”住了中国人民,使他们在“动乱”的压迫下,不敢去争取民主!
    
    1989年的邓小平“套子”,“套”住了大学生,“套”住了赵紫阳,也“套”住了善良的中国普通人,惟独没有“套”住伟大的北京市民,他们出于义愤,冒着被“打成”“动乱分之”的危险,挺身而出,赤手空拳地去和全副武装的军队去斗争……,他们之中的一位,以百十斤的肉体,竟然挡住了30多吨重的坦克,给中国的民主运动留下了一个让全世界人都佩服的图腾。如果你解释这个“图腾”,认为它和此前80年中国革命历史和23年中国民主运动历史是一脉相成的,那么民主的完整图画,你就可以描画了;否则,你认为它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种偶然的产物,那么中国要民主,还得等100年!
    
    2007-10-15于韩国首尔市原载《议报》 _(博讯记者:武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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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11/2007111509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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