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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观点──自由人的灵魂/武振荣
(博讯2007年05月06日发表)

“66运动”博客讲稿

    武振荣

     严格地说,一个奴隶或者一伙奴隶是没有观点的。原因很简单,他们 是主子的“工具”,而不是自己的主人。观点若是人的价值在人社会 交往关系中的一种外在的表现的话,那么大凡把人当奴隶的社会,不 论其采用什么名称,也不论其奉行什么制度,都不会公开地承认它 的,亦不会承认那些基于它结合而成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或公民组 织的合法存在。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于自由人和自由的社会来说,就 完全不一样了。在自由生活中,自由人都是带着观点的人。 (博讯 boxun.com)

    在上一讲中,我们已经弄清楚了“66派性”是由于人的观点造就的。 那么观点又是什么呢?观点是运动者在认识运动、理解运动、参加运 动、评价运动、或者推动运动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出来的自我的见 解。如果说这种见解在当时的社会中与官方见解冲突的话,观点就把 人从统治与被统治的现实中解放出来了。正如我以前所说过的一句 话,观点好象是“云彩”,它把1966年平凡而又平常的人“托”了起 来,使他们产生出了自己如神仙一般地“腾云驾雾”的幻觉,从而在 一个被“自我欺骗”的境界中,普通人把那些以前由社会上的“革命 家”才可以“承担”的“革命重担”“挑”在了自己的肩膀上,而根 本没有顾虑到这样做是否可以把自己压垮!

    现在,中国社会上那些“有知识”的人都在议论“专制主义欺骗人” 的事情。在这里,我却说出了民主和自由也可以欺骗人的话,是不是 就错误了呢?我的体会是:在一个不民主的专制状态,普通人是可以 认识自己的“真实”价值的。1966年以前,普通人说自己是“昆仑山 上的一棵草、大海里的一滴水、万吨水压机上的一颗螺丝钉”,那是 真的。但是“66运动”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普普通通的人在“一夜 之间”竟然变化得不知天高地厚,以至于把自己吹嘘成为“顶天立地 的英雄好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显然,这是 逾越了人类理智的门槛。可是,朋友们:我告诉你,自由和民主就产 生在这一“逾越”行为之中。在中国的过去和今天,你把自己弄得四 平八稳、周吴郑王,你是永远逮不着民主和自由的。

    说“66运动”中的人改变了的话,是说观点改变了人。正因为这样, 我得需指出:“66运动”中的观点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不是一 种自觉设计中的东西,是完全意外的产物。就真实情况而言,运动中 的人是想着要说出“毛泽东的话”,但是当人说话的自由机制在开启 之后,人只能说出“自己”的话。这是由人性造成的事情,没有人主 观上的故意。因此,人认为自己的话就是毛泽东的话,在那时是一种 误会。但是,那时的自由就借着这种“误会”产生了。正因为“66” 时期的自由不是出于人们理想追求中之“正途”,所以人们敢于研究 它,或者善于研究它的人就不多了。

    设计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观点的运动。不管是毛泽东也罢, 刘少奇也罢,都没有想着要使运动给每一个人弄出“个人观点”。运 动要求人民参与的企图中,没有任何的要激活“个人观点”的因素, 只是当人民群众在企图真正地变化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人 公”时,“主人公”欲使“文化大革命”“我”化的过程,才产生了 观点。在只容许一个观点存在的社会中,人民群众中间所产生的观点 虽然有着理论上“非法”的嫌疑,但产生观点的那种渠道却是“合 法”的。也就说,共产党政治运动“动员”人民积极参与,参与时, 要求人民带着自己的“活思想”却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不仅如此,政 治“动员”的深入程度,要求所有参加运动的人不要害羞,“要敢于 脱了裤子割尾巴”(哈,哈!中国的“脱风”1966年就刮起来了 啊),把自己的“活思想”“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问题就在于: 这样的行为会引出来什么样的后果?毛泽东根本就没有估计到,他只 “相信”人民被“动员”起来就会跟他走,事实上根本没有考虑到这 样的行为是在排除共产党统治机构和机制,因此其后果对于他最终也 是灾难性的。

    谁都知道,在当时中国人民的政治教育中,“活思想”是一种同官方 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个人思想”。它不但 有随即而发的特点,而且其存在方式也是“一闪念”的。可见,它本 质是一种具有抵制和破坏“官方思想”的东西,根源于人性之恶,是 人人都有的。就立足于这一点,我把它看成是人的思想中最“原始” 的存在物,就可以得出不同于毛的结论。毛的“思想教育”的目的, 就是要“抵制”它和“消灭”它。而我的结论是:要做到这一点,除 非“消灭”人本身的存在。就这个意思讲,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彻 底失败的原因是:他做了世界上任何“两条腿的动物”都做不到的事 情。思想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它要能够成功地产生效果,就需要人 的高度自觉性。于是,人“暴露活思想”的过程,就是“暴露灵魂” 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在被毛泽东定义为“灵魂深处的一场革命” 时,思想上的“潘多拉盒子”就被打开了!自由和民主──在教育中 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一下子给“泛滥”起来,就一点儿也不意外了。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由共产党运动、毛泽东运动转化为人民运动 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关乎“活思想”的变化。按照运动前的经验, “思想斗争”必须遵守以下的原则进行:即在普通人的“活思想”和 “官方的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中,取胜的一方永远是后者,而不是前 者。就这一现象去看“66运动”,人们就会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事 件:即人的“活思想”在“观点”的名义下确立了自己的价值,并且 奇迹般地宣布了对“官方思想”的“造反”;“造反”的结果是“活 思想”“大获全胜”,而不是“小胜”!毛泽东当时认为这种现象, 是他的思想之胜利的结果,原本就是很肤浅的看法。可是,这就蒙蔽 了我们很多中国人。这真是天大的悲哀啊!上帝也没有把自己的思想 植入到他所“造”之物──人──当中去。毛泽东这个被肥肉都赘住 了的人,难道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你们相信,我不相信!

    造成“66运动”者观点“大获全胜”的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观点执 有者认为自己的观点“最符合毛泽东思想”,相比之下,那些“打着 毛泽东思想幌子的”中共各级当权派,不但“不代表正确的毛泽东思 想”,反而是它的“反对者”。这样一来,原先由共产党所掌握的毛 泽东思想,在这个时刻就由人民“掌握”了。共产党的“兵器库”就 变成了人民的“兵器库”。于是,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现 象中,事实包裹着人“忠于”自己“活思想”的内容。由此而引出的 另一个结果是:人的“活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画上了个“=”, 使得它(本身飘忽不定、随时随地变化,摸不着又抓不住,其价值没 个准)变化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了。

    评价造反时期的人民观点不是很困难的。困难之处就在于我们如何评 价“66运动”中的人民之间的观点对立和观点对抗。在和“官方”斗 争的过程中,运动者说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在事后可以获得民主 的支持。但是在造反派之间的观点对抗中,任何的一方强调自己正 确,而对方错误──这又该这样评价呢?

    要论述这个问题,先得研究一下在“66运动”之前,人民对民主的一 般理解。不弄清楚这一点,要理解“66运动”中人民对观点的看法, 是很困难的。无论怎么说,我们都应该看到:在以往共产党对中国人 的民主“灌输”中,民主是一个统一的东西;与之对应的是,人之观 点也应该是统一的。所以,在“66运动”中期,造反派发现造反时期 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们”被各自坚持的观点分裂为“对抗的两大 派”时,一种无名的烦恼就袭上每一个人的心头。大家似乎都在思 考:如此这般的分裂,到底有没有价值?可是,这是一个“行动”而 非“思考”的时代,因此,这样的思考对于个人是不会有任何收获 的。于是,“行动”促使每一个人都趋向自己观点的极端处,也就是 说,人在观点上“走了极端”。就理性的指令而言,人不想“走极 端”,可是观点这个东西一旦产生了,就必须被推到“极端处”方见 其精神。

    情况应该这样去看:被压迫的人生活在一个观点的世界中。因此,人 对社会分配给自己的观点保持热情,是一个道德的推动。变化在于, 当人因为“七个没有”(“第一讲”中说的没有了七级共产党地方组 织)而获得了解放时,内在的观点就抵消了社会分配给自己的观点, 于是,是兴趣、爱好、偏好,甚至是癖好之类的东西支持着观点,并 且一个劲地把观点推向极端!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在没有观点和派 性对抗的情况下,人们即使把自由和民主联系100次、1,000次、 10,000次,也无济于事。在产生和坚持了自己观点的情况下,人主观 上即使拒绝民主,民主也还是和他连在一起的。朋友们,这就是我解 读出来的“66价值”。抓住了这种价值,人们便可以发现下述的事 情:在一个政治过程和一种政治生活中,若是存在着两种因素的对抗 和冲突,那么,它就民主的。

    明白了上述的道理,你就会知道,在“66运动”中,不是马克思主 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把亿万普通人造就成另外的一类“新人”,而 是人自己形成的观点和由观点引发的派性把人变成了“新人”。所 以,就此,我就可以说,“66运动”时,普通人中间产生的观点斗争 现象,是我们民族近二、三百年以来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尽管这种事 实,被一些舞文弄墨的人说成是“窝里斗”。

    正因为我有这种认识,所以,我在《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 中,不厌其烦地把我村──当时的小南大队(现在叫小南村)──发 生的、在“社员大会”上“摆观点”的事情写了出来,而我个人就是 在“摆观点大会”上的一名政治上刚刚出师的小人物(那时叫“革命 小将”)。其实,写我在一个农村里表现自己五马长枪的事情,也逞 不了什么能。那个“天地”究竟是有限的(它是一所村庄)。我的本 意是说,我所在的村庄就是一个微缩的“共和国”。“66运动”时 期,这个“共和国”中所发生的事情,也不是什么中国的典型事件, 而是非常普通的事情。于是,因着它而理解全国的政治变化,人们就 不至于眼睛只向上看了。“66运动”的最红火时期,小“共和国”中 没有毛泽东,也没有刘少奇,而有着“造反兵团”和“联合总部”的 两大派的对抗和斗争。如果说这是小南村有历史以来的第一次出现的 政治局面的话,那么,“共和国”中的民主性就不需要别人来说明 了。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在中国蔓延:一说到“文化大革 命”,人们就只提中南海内的政治斗争,仿佛自己就住在中南海内, 和毛泽东、刘少奇是邻居,而全然不顾自己实际生活着的村庄、工 厂、学校、商店、机关中的运动情况是怎样开展的。因此,出于他们 之口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泽东走红,就是刘少奇倒霉,好象参 加运动的亿万农民、工人、学生和职员都是系在毛、刘线上的木偶 人,于是,“文化大革命”就好象是陕西合阳的“线线戏”一样地由 一二个操纵着。

    “66运动”的后期,中国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种“驾空论”,是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被驾空”了。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研究它, 就可以发现,“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没有要把毛“驾空”的故意。造 成毛被“驾空”的原因,是观点斗争的直接后果。在观点斗争中,人 们引用毛的“语录”,不是真心诚意地拥护毛,而是要利用它做自己 在派性战中的工具、武器和盾牌。因此,战斗中被保护的不是“毛泽 东思想”,而是观点所有者的“观点”。这一点,毛泽东当时就发现 了(可是,现在我们许多人还被蒙在鼓里),只是他已经没有回天之 力可以控制得了局势。在一个观点的社会中,允许人对社会分配给自 己的观点表示效忠。但是在两种观点的面对面的激烈斗争中,人的唯 一的可能选择是忠于自己的观点,因为,人对于自己所持观点的任何 一点懈怠,就有可能导致观点的全盘崩溃。于是,人的本性在这个时 刻发出的指令是:“忠于你自己!”人性的法则告诉我们:人不能够 同时效忠于两个对象,所以如果“忠于”自己是真的,那么“忠于毛 泽东”就是假的。

    美国大政治家奥尼尔曾经说过:“一切政治都是乡土政治”(见《硬 球》一书)。在“66运动”以前,中国人从政治教育中得到的政治是 “国家政治”和“党的政治”,在“66运动”爆发时,才地道地回到 了“乡土政治”里来了。一座学校、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或者矿 山,就是一个政治的基本单位。所以,解读“66运动”中很流行的这 一句话:“立足本单位闹革命”就可以抓住“66运动”的最基本的价 值。中南海的那种价值被全世界的人都估计得过高了。其实,它和基 层社会的价值并不对等。而我个人的这一份讲义,却是有意识地抛弃 了中南海的事情,而专门研究基层社会的运动。于是,中南海内的小 人得势、正人蒙冤的情形和基层社会的政治上解放人的情形,就没有 理由要相提并论了,虽然这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中的现象。

    我前面提到的、发生于我们村“共和国”内的事情,已经表明政治发 展到了这地步:公民在政治事务上都持着一个基于偏好而形成的个人 观点,不至于此,政治生活事实上也变成了观点的无休止的冲突与斗 争。解决之道又是过去政治中很少有的所谓“大辩论”。其实“大辩 论”不但消除不了人的分歧,反而加深了分歧。于是,政治在冲突和 分歧的局面中维持其存在,看不到一劳永逸的决断前途就是它不得不 全盘地改变。政治权力事实上向所有的人开放。一个人不管他过去的 情况怎样,在新的政治生活中想要上爬,捞到政治职务,获得荣誉, 发挥个人的政治特长,使自己出人头地,就得需有辩才,能够成功地 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别人,战胜自己的对手。政治几乎变成公民 “斗嘴皮”的游戏。可见,一套无形的政治选举之路已经开辟了,只 欠我们的认识。舍此之外,你想通过裙带关系、世袭关系、个人关系 或者特殊的什么政治背景而捞到政治权力,就完全是痴心妄想。因 此,我设想,这种政治局面如果不是在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之 后结束,而是延续下来了,那么“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就可以媲 美。

    把上面小“共和国”中的事情如果放大到大共和国去,那么,我们中 国人在近三、四百年时间中所患的各种“政治疾病”,不就是可以运 用自己的方式根除掉吗?立足于此点,我为了“66运动”所做的辩护 可以集中到一点,无非是说,把政治上善于鼓唇摇舌之徒推到政治的 前台,把那些在过去的时间中因靠着“枪杆子”而拿到权力的人“赶 下台”,民主和自由就浮出水面了!

    诸位:如果你们从官方颁布的教科书去学习和理解民主,你非但得不 着民主,反有可能使自己陷入专制主义的泥潭而不能够自拔。不然的 话,你就解释不了下述的情况:一伙嘴上讲“要民主”的人们,为什 么至今把中国最民主的一次运动要定义成“社会大动乱”呢?正因为 这样的事情横在前面,所以任何要求民主的运动和行为,都有可能被 视为“动乱”就是必然的事情了。前面有车,后面有辙。1989年的民 主运动尽管那样地有克制,但是它也没有最终逃脱被打为“动乱”的 命运,不就是“66运动”已经做出了“样子”吗?在我们陕西方言 中,这叫“栽一个娃样子”!

    依据我本人的见解,“66运动”给中国社会所提供的那些民主的式样 和民主的模式,需要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的研究”下去。不光是我 们这一代经历了它的人要研究,那些没有经历它的人更需要研究。在 中国需要民主的时间里,“66运动”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 源”。因为,1966年政治运动中所产生的民主和自由,是20世纪以来 二次中国民主革命逻辑的自然而然发展结果。在民主革命取得“胜 利”的社会里,不管此种社会的性质如何,人民要求兑现民主的行为 都是合法的、正当的、正义的,而不论此种行为诉诸于什么方式、方 法,也不论它采用什么样的理由或者借口!一句话:为了争取民主, 即使天塌下来!

    我之所以如此执着着这些见解和主张,是因为我们知道,从上一个世 纪到这个新世纪开端,我们这些不争气的中国人一提起民主,总是要 说到外国,特别是说说到西方,似乎以为我们中国人只有眼睛朝外才 可以看见民主。就此去理解“66学说”,与其说它的本意是要与中国 的左毛派、右毛派决战,不如说它是要与我们中国人中间那种不争气 的媚外传统和风气决战。

    听到这里,你不要摇头,心里骂道:这家伙是一个“林彪、四人帮” 式的排外主义者!可是,我告诉各位:“林彪、四人帮”并不是严格 意义上的排外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这些外国人尊为 “老祖宗”,以至于把自己真正的老祖宗一脚给踢开的行为,表明了 他们是“精神上的崇洋媚外者”。毛泽东被认为是共产党高层里一个 最典型的“民粹主义者”。我的一位朋友说,他连骨头都是中国人 的。即使如此,他的后半生不断地“求助于马、列”的行为,不也是 “崇洋媚外”吗?在经济事务上,毛和左毛派是持着一种“排外主 义”的立场,但在精神上、在思想上,他非但不是“排外主义者”, 而且是伪装得很巧妙的“洋奴主义者”。若不是这样,用生活在嘉庆 和道光年间的马克思去解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意图 呢?难道要让被命运的决定若降生在中国也得托一条大辫子的马克思 为“文化大革命”负责任吗?

    讲到这里,我告诉大家,我不是一个对毛满怀醋意的人。我倒是真诚 地想通过自己的研究以发现毛的最得意的“建树”的价值。但是,我 非常失望地告诉大家,他充其量是一位19世纪德国人的中国式“土学 生”。

    我在研究和解释“66运动”时没有想到需要一个从外国“进口”的理 论。因为我知道,“66运动”是中国人自主搞起来的运动,没有学习 任何一个国家的动机和意图,是中国人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自己 走出来的一条路。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对它的研究也只能够是我们中 国人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去拾人牙慧。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自觉地开 始了一种学术的回归,欲回到唐甄、王夫子、章诚学、顾炎武等人的 传统中去。此时此刻,章诚学在《文史通义》中告诫后人,在学术研 究上要敢于付出巨大的代价的话,才打动了我的心弦:“责后世君 子,必具志士沟壑,勇士丧元之守而后可”。

    (2007-05-03)

    民主论坛 _(博讯记者:武振荣)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05/2007050608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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