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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花》托起的冤魂——为纪念王实味死亡60周年而作/武振荣
(博讯2007年04月30日发表)

    文章摘要: 今天,我们缅怀这个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于革命的人的一生,就是要解读出在共产党战争年代,革命的“绝对主义”原则是如何地损害了“人道主义”原则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的背谬之处又在于:革命本身却许诺了要兑现人道主义。
    
     作者 :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一、
    
    今年7月1日是王实味遇难60周年纪念日。羊子女士发出了《吁请缅怀壮悲而响亮的王实味》的倡议,《自由圣火》为此开设了《纪念王实味被砍杀60周年专辑》。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通过对冤死的王实味生平以及事迹的缅怀,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更加深刻的角度了解共产党制度下的文化人的悲剧命运,并且从对此种命运的认识中进一步地坚持人的生命价值和文化价值。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1925年考取北京大学文预科,1926年第一次参加共产党,1937年去延安,1942年在延安整风中被当成“活靶子”“打”,在遭受了4年牢狱之苦后,于1947年7月1日夜,被秘密砍杀。1991年2月被平了反,而平反的全部价值也仅仅在于官方给出了这样的一种意思:一个不当杀的人被杀了。所以,有关王实味之死的悲剧意义研究,在官方控制下还是难以展开的,有鉴于此,海外民运人士进行这一方面的探索是理所当然的和本该如此的。
    
    
    
    二、
    
    1949年以后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教育下成长的,所以,在上一个世纪60-70年代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时间里,我最早知道了王实味这名字。在《毛选》的注释里,说他是一个写作了反动文章的“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人,所以,对于他的死,就不会引起我们这一代人的丝毫同情,认为这是“被鸿毛还轻的”死。《野百合花》的书名,也是那时就听说的,印象中那是非常“反动”的文字,其实到90年代平反后,当这本书在重新问世的时候,读后,我倒是产生出了非常严重的疑问:这样的文字难道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吗?联系到《野百合花》的作者“托派”、“国民党探子、特务”的身份之虚假,那么,一个完全曲死的冤魂由一本薄薄的杂文集托起,就使人想起了文化人在共产党专政时期的悲惨命运。如果说这样的命运不是针对某个具体文化人,而针对所有中国人(包括普通人在内),那么,我个人在上一个世纪70年代开始写作批评、批判共产党、毛泽东的书稿时,感觉到“大棒和解剖刀”就悬在头顶,随时都有落下来的危险就不是无端的恐惧了。所以,在那极端恐怖的日子里,《野百合花》作者的命运随时都可以变成我个人的命运之事情,就被迫我把自己的作品象“地主老财”藏银圆那样地埋在地下……。事后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人民文革史”作者刘国凯、摄影家李振声等人,都有着把自己的作品藏起的共同经历,因此别的不说,就我们这一代人的这种经历而言,《野百合花》作者的冤魂象“勾魂鬼”一样地缠绕着我们却是事实。文字可以引来杀身之祸——这是所有从事写作的人都需要认真面对的严酷现实。
    
    试问:谁个写作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呢?但是写出的文字却不敢示人,作者非要把它秘密的藏起来,不都是有着一个怕人的《野百合花》案例存在于前面吗?是有几位英雄不怕,如我们这一辈人中的少年天才——遇罗克和扬曦光,但是前者被杀了头,后者坐了牢,所有这些都好象套着一个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解读出意义的王实味之死的悲剧图画。文字、言论和个人品行可以构成一个人被杀的理由——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今天我们虽然已经不完全生活在这种“现实”之中,但是我们脱离它只有一步之遥,为了追求真理而写作,生命不至于失去的事情却并不意味着可以解除“牢狱之灾”。就在最近,网络作者力虹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而获刑6年的事情才过去一个多月啊!
    
    其实呢?《野百合花》是站在共产党员的立场上写作出的一篇带有讽刺意义的文章,作者对于文章中被讽刺的对象是抱有热烈的同情态度的,因此,要把这样的文字说成是“反动的”,完全是无中生有,但是人类发明的文字总是有一些非常神秘的性质的,在文字的字面意义的理解中,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是可以弄在一起的。因此,在延安整风中,王实味因着人格和个性方面的原因,而使自己的文字被任意的曲解,那也是与文字本身的意义是分不开的,谁叫人类所创造的文字具有那些多的歧义性质呢?就这样的思路去研究问题,胡风的《文艺评论集》、邓拓等人的《燕山夜话》、吴晗的《害瑞罢官》都是这一条线上的东西。可见《野百合花》这一本书是而后共产党专政下的“文字狱”的一个最初的祭品,所以由它而引出来的冤案是一大片啊!
    
    在这里,如果说王实味的命运和后来的人稍有不同的话,那么,在战争年代他被秘密地处死一事就显得更更悲惨、更凄凉,这和邓拓、吴晗等人的死是不一样的,是在对自己认为是大有希望的事业之曙光出现之前夕被突然砍杀的,而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和那个时代有远见有抱负的青年人一样,抛弃了繁华的大城市生活而选择了投奔延安——最落后的中国北方地区——是相信延安可以实现“青年人的使命”,那就是:“要用我们青年人的力量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情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阽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黄昌勇《楚汉狂人王实味》)。可是,这样美好的理想在罪恶的砍刀落下后就化为虚无了。
    
    根据我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杀死王实味是当时的共产党特务组织——社会部干的,头子是康生和李克农。在此之前毛泽东向中国社会和国民党方面给出了“一个不杀”的保证,因此共产党最高层好象没有杀他的意思,但是,悲剧就在于即使毛泽东的保证“不杀”,他也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对此,我的解读:这是一种制度性质的杀人,被单纯的个人杀人行为更可怕,因为制度性的杀人是机械式的,它的运做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之所为,被人的力量更可怕。在王实味被杀的第二年,“1948年春,毛泽东与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到了中央后委所在的这个临县三交镇,在此,他得知了王实味被处死的事,立刻大为震怒,直喊要社会部“再赔出一个王实味来!”无疑,毛泽东确认为处死王实味是个大错误,这样,也是破坏了中央对王实味的政策。何况,早两年中外记者团到延安时,就整风审干问题,毛泽东曾公开向记者团的中外记者们说过:“我们有一条,叫一个不杀方针,是教育人。王实味是托派,又是特务,我们也不杀。今天是民国33年某月某日,某人在这里说了,如果杀了一个,岂不是自已打自已的嘴巴。王实味也变了,有进步。”(青进军《评介延安整风期间的王实味案件》)。
    
    
    
    三、
    
    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是在新文化运动潮流中产生的政党,如果说这个话也有可以相信的成分的话,那么,我们做这样的一种设想就很容易,新文化运动中的那一批青年人物在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中应该说是举足轻重的吧,可是呢?情况并不是这样,在延安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最明亮的旗帜性人物陈独秀已经被清理出了党,瞿秋白为代表的一批文化人物也都在党内失败,而本文所说的王实味也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闯将,据黄昌勇提供的资料看,在“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策源地,王(实味)和王文元、胡风编在一个小班里,此时的王实味正值青春年华,满身是雷是火,他仿佛置身于一个崭新的天地,眼望到了人生理想的星光”(《楚汉狂人王实味》)。其实呢,这三个人,后来胡风被打成为“胡风反革命集体”的首领,王文元被订成了托派,而王实味被砍杀,“革命在这里吞噬自己儿子”的悲剧在正在这里上演着……。
    
    羊子在《吁请缅怀壮悲而响亮的王实味》一文中说道:“先夫王若望在一九四二年也在那红色恐怖中挨批,一九四三年被发配到山东,当时他们党内就流传王若望是山东的王实味”。是的,羊子的话是对的,王实味在共产党内的存在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几乎那时所有的“革命青年”,因此,在王实味的悲剧中我们所要理清楚的不止是王实味个人的命运,而是投奔到延安的那一批“革命青年”的命运。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那些在新文化运动中很快由“文化青年变成为“革命青年”的人,都是抱着热情投奔“革命”的目的来到延安的,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革命”的理解却是非常单纯和极其幼稚的,他们绝对没有理解到雨果在《九三年》一书中所描述的“革命”是那样的复杂和不可琢磨,它好象是“传说中”的“古老的图林根森林”中的“一种奇异是生物,一种有几分像人的巨型动物,罗马人把它视为可怕的野兽,希腊人视它为神灵的化身,因此它有时被消灭,有时被崇拜,全凭运气”。正因为这样,这一批“革命青年”在“革命圣地——延安”所产生出来的“受骗上当的感觉”是完全真切的。可见,若是没有一个可以理解“革命”的高深思想是没有办法理解“革命的”。换一句话说,他们若是用“文化青年”的观点去理解他们已经热情地“投身”了的“革命”,那是完全错误的,于是一种被“个人悲剧”更大的“革命悲剧”意义在实际上压迫他们。要么“文化青年”变成为“革命”这个“大机器”的一个“部件”;要么他们被“革命”的“大机器”的运转过程所“吞噬”,二者必居其一。
    
    伟大的雨果在《九三年》一书中对于法国革命做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批评,在批评中,作者以自己所编撰的故事告诉人们:“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是的,这是他对革命做出的批评,而不是革命本身,革命本身只能够托起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事实上它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可以同时托起比之更“正确”的“人道主义”的。进行中的革命,好象是“脱开了”的“巨剑号大炮”,“物质完全自由了,这个永恒的奴隶似乎在报复……突然将内部的邪恶全部发泄出来,它失去了耐心,暗暗地进行古怪报复”。于是,它就没有可能使它在“人道主义”之上安家落户。就王实味的遭遇看,情况也是如此。在“延安整风”中,王实味、丁玲、艾青等文化青年都是受到了批判,王实味是这些众多人当中的一个,不同的是,他没有在“整风”丢掉“人道主义”原则,坚持的是他投身革命前的那个“文化青年”的身份,如果说这种“身份”又因为他狂敖不羁的个性而更加突出的话,那么用“楚汉狂人”这个词去描述他,就非常地准确。问题是:在中国几千的传统中一直存在着“狂人文化”的历史就和他目前所已经参加了的共产党文化冲突了;所以就这个冲突去理解他的死,我们就可以避免最肤浅的结论的。
    
    议论至此,我做这样的一种假设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在“整风”中,王实味若象丁玲、艾青等人一样地不和党组织对抗,自觉向自己开火,并且也象丁、艾那样“落井下石”地“揭发”别人,那么,王实味绝对不会死,可是悲剧就在于他的个性太伟大了、太高尚了和太不容侵犯了!他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坚持自己的判断,这种行为虽然没有要使党在“整风”中对问题的看法变得虚妄之故意,但是,这却是一种对抗,此种对抗本身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要么党是错误的,要么他是“反动”。因此,他的死也就在这个时间中被判定了。更不可理解的是,他在感觉到共产党组织对自己的“整”完全是错误的时候,竟然提出了退党的要求,他完全不知道党在这个时刻已经是“霸权主义”的了,就是说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党已经“霸占”了一切,而根本不允许在“霸权”之外去让别人寻找真理。他没有认识到上述现象,天真地以为在共产党统治区内,他可以用自由主义的身份和方式去坚持革命的真理和革命的主义。在这里,他好象是以传统的英雄主义来对抗党的“霸权主义”的,但是,他的行为在此时此刻却没有引导出“英雄主义”的效果,所以在整个一代受共产党教育的人们的眼光中,他的死是“轻于鸿毛”的。
    
    刘新在《王实味与“奇异的插曲”》一文中说:他“在世时不仅翻译过马克思的著作、也翻译过奥尼尔的作品。但他最终的人生归宿竟没有走向马克思的辉煌,倒是重重的涂上了奥尼尔的悲剧色彩。”现在,人们重新检阅他的《野百合花》之类的作品时,却又发现不了他批评共产党制度的深度与高度,只能够把它作为他“罪不当死”的资料,就此来看他的死的悲剧意义就更加地令人同情和值得反思了。在这里,如果我们解读不出为了共产党组织、为了制度要杀死活生生的人、要扼杀人性、人格以及人的尊严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就人道主义的立场分析问题,一个农夫的死,一个知识分子的死和一个革命领袖的死之价值是不分轩轾的,于是,王实味之死的悲剧色彩好象又加重了一层。他的死不向保罗,保罗留下了伟大的书信,而这些书信又构成了基督教的伟大肢体;他也不向李贽,李贽曲死狱中,却留下了可以使后世人永远诵读的《焚书》和《藏书》,他留下的《野百合花》不是这样类型的书,正如《自由圣火》网上宇慧的评价的那样:【宇慧编后按:今天读来,这篇杂文毫无惊人之处,然而在当年它却曾使一位迂直的文人被受重创,乃至殒命。呜呼,是否该埋怨生不逢时?那么该生在什么时候呢?但愿今天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宇慧文学视界”编辑整理】。对于这个如此富有才华的青年来讲,他在死之前,没有使自己的天才在生前“闪光”的准备,也完全缺乏这样的雄心壮志,他本身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人,因此,他对于“革命队伍”中的“黑暗”的“暴露”是善意的,并没有发起对革命整体意义的研究和批判,他仅仅是想要把革命推进到“文化人”所喜欢的方向,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文化人”在这个时代早已经“靠边站”了。 在共产党猖獗的时代,向党“投降”——这是一条谁也违抗不了的命运。投降者飞黄腾达、鸡犬升天;不投降者死无丧身之地,谁都不例外。他的伟大和高贵之处在于:他虽然作为共产党员,但是他没有向党“投降”的准备,所以在党向他下达了“投降”命令后,他仅仅是用退党行为来做毫无希望的抵抗。今天,在共产党猖獗的时期已经变成历史的情况下,我们来重新检讨王实味这样的为之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人物的命运,就可以寻找到许多使我们永远值得借鉴的东西了。在目前中国民主运动中,当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僵局还没有打破时,我们对于所有用“党”的名义做出的事情的批判,就一定要拽出制度的“恶”。
    
    
    
    四、
    
    王实味是一个才高八斗的文化青年,因此,他恃才自傲也是性情中的事情,林贤治在《在穿越黑暗的那一道幽光》中说:“延安整风期间,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杂文引起哄动效应的时候,毛泽东开始讲话:"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百度百科-王实味》中有这样的话:
    “1945年七大时毛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今天,我们分析毛的上述话,无异于已经把王放到危险的境地了,把这样的情况和他写作出的墙报都引来毛泽东去观看一事联系起来分析,共产党内部正在进行整风,而整风又需要一种不对称的人做为“靶子”打,就使得王实味的遭遇更加的悲惨了。事实上如果毛泽东的话是真实的,王实味想要在延安的文化界充当“总司令”,那么即使这一行为立即就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他完全可以在死后落下一个“文化英雄”的美名,可是呢,事实于此相反,就是说王除了以自己的才华做默默无闻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外,并没有去想当“文化”方面的“总司令”,假若他要这样做的话,那么他完全可以写作出不是象《野百合花》那样的作品,依据他的才能,写作出超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类的作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没有和毛泽东叫板的愿望和勇气,仅仅是一个本着人道与良心讲话的知识分子,他是被毛泽东当成了“靶子”的人,变成了党文化的祭品。
    
    问题的真相是:毛泽东本人要充当那个“文化上的总司令”,但是,他却不直接地这样表白,一会儿说“总司令是鲁迅”;一会儿又变成了“王实味”,可见,这阳一套,阴一套的手法实在狠毒。生活在延安的王实味依据知识分子的单纯禀性却没有看破这一点,他本身就不是毛泽东的对头,因此,他可能对于自己如何变成了毛的对头的事情不可能理解。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确死得冤屈,这样我就有理由推想他可能被毛的“阳”的一面给迷惑住了。根据《楚汉狂人王实味》一书提供的资料看,下述的事情必然蒙蔽了他的眼睛:“当时延安物质相当匮乏,但作为特别研究员的人待遇却相当高。毛泽东每月拿5块津贴,王实味拿到4块半,比当时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多半块”。
    
    其实呢?属蛇的毛泽东是一个很“阴”的人,他一生是需要各种各样的“对手”的,没有了,他可以“制造”。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甚至王明这样的人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对手,但是,事实上他们都先后变成了他的“对手”。共产党建政后,1953年的高岗、1959年的彭得怀、1966年的刘少奇、1970年的林彪和1975年的邓小平,其实都不是“总司令”之类的人物,可不都是被他封成为“总司令”了吗?他维护自己正确性的方式是不断地铲除他认为立于他“对立面”的人,而不管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是“对立面”中的人,就此去分析死于1947年的王实味,致他于死地的因素就是毛泽东的这种“宣布”行为。毛泽东其所以点名要保他的命,而命没有被保住,原因就在于毛已经把自己的“宣布”的后果委之于党的制度了,因此,社会部要杀王而不请示毛,是有着“制度”许可的原因的。
    
    
    
    五、
    
    1925年夏天,王实味在自传体小说《休息》的书中,写作了小说主人公如此这般的感触:“怀着满腹鬼胎走向这黑暗龌龊的社会路上来。心头不觉有种种疑虑与忧恐,不知此后的世界将向他呈现一种什么状态。”如果文字对于人类本身来说也是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神秘性的话,那么,这一本小说就好象已经暗示出他而后的不幸遭遇,其中的文字对于他本人,也好象是一语成谶。在“社会路上”,他仅仅走了41年,其生命就被从背后砍下的砍刀给结束了。如果说这是罪有应得的话,那么,一切都好说,恰恰他是个连一分罪都没有背的人啊!耶酥是无罪而披刑的,但是他的死是那么的伟大,全人类因着他的死而获得了救赎的信息,可是呢?在王实味这里,死对于他基本上是一个理不清楚的事情啊!甚至连谁杀死了他也是完全不知道的。
    
    王实味有一篇小说叫《毁灭的精神》,写一个憨厚老实的青年农民秦顺,其家庭在被一群“人形的野兽”——兵——破坏之后的复仇的故事,书中写秦顺在月光下寻找到了正进入梦乡的那一伙兵时,以“艺术”的手法在“20余”敌人没有醒动的情况下就干掉了他们,“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那些野兽们已被他宰屠净尽了!他的两膀似有无上的神力,丝毫也不酸软!他的动作是那样稳练而安闲,就像他平时割麦一样。他白色的衫裤已全成红色,他完成了他那伟大的毁灭的工作!”小说中的人,在完成了“伟大毁灭的工作”中给自尽了,而现实生活中的他,却根本没有预料他一个受到毛泽东许诺的“一个不杀”的保护的人会在行军途中送掉生命的,因此,他在死前,向看守他的人提出的 “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的”理由(这理由被他自己认为是可以导致自由的)就等于是找死。1947年4月16日,王实味随着部队在达到“到达山西省的兴县,晋绥公安总局主管审讯与看守所工作的第四科就设在那儿,王实味被移交给这个看守所。
    
    6月12日,国民党飞机的一次轰炸,使这个看守所被炸毁,因而看守所需要转移。对王实味这个中央级要犯该如何办,晋绥公安总局只好请示中央社会部。当时,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都驻在附近的临县一个村子里。接到晋绥公安总局的报告后,康、李二人便批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
    
    1947年7月1日夜,王实味被秘密砍杀后,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评介延安整风期间的王实味案件》)。一个富有抱负、富有思想和文学天才的人的性命就这样地被断送了!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这样的行为发生时,不吭一声的事情就把这一种“个人”的悲剧放大了。
    
    今天,我们缅怀这个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于革命的人的一生,就是要解读出在共产党战争年代,革命的“绝对主义”原则是如何地损害了“人道主义”原则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的背谬之处又在于:革命本身却许诺了要兑现人道主义。
    
    2007-4-27 <自由圣火>首发 _(博讯记者:武振荣)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04/2007043009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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